王中宇：回金吾伦老师

　　金老师：

　　大作读毕，受益匪浅。您对我的批评有道理。

　　“研究科学史的库恩发现：学术共同体，即处于权威地位的科学家集团，本质上是一个利益集团。一个革命性的划时代的新范式，要想获得这个集团的承认，首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该集团的利益，而与新范式是否正确、是否更有价值、是否比旧范式更接近真理无关。”

　　这一段话确实不当。

　　库恩描述了大量新旧范式转换期间的争辩，描述了paradigm(我手里是李宝恒、纪树立的译本，他们译作“规范”)对“常规科学”的重要意义，描述了paradigm给研究带来的效率以及对视野的制约，描述了更换paradigm给科学共同体带来的冲击，描述了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某种类似性，描述了坚持老paradigm的学者们抗拒新paradigm“是不可避免的和合法的”，描述了“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他的反对者信服，并且使他们同情而胜利的，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反对者终于死了，而在成长的新的一代是熟悉它的”。但将这一切解读为“利益集团”确实如您所说涉嫌“曲解别人的意思”。我在这里郑重认错，并感谢您的指教。

　　至于您指出：

　　“虽然库恩把社会因素引入科学，也不认为后继范式比其前任更接近真理，但绝没有像王先生所说那样，范式和科学共同体只是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库恩是把范式当做科学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这正是《冷看》所引的科学史学者刘钝文中所指的工具，而不是王中宇意义上的工具)，而范式的更换则是科学革命的标志。”

　　我并没有主张“范式和科学共同体只是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王中宇意义上的工具”为何物，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一节，只在引用刘钝的文章中出现过“工具”一词。

　　我引用刘钝的话是想说明，科学共同体内存在争夺资源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成败对具体学派的影响巨大。至于所引刘钝文中的“工具”一词，我理解刘钝指的是“机器”、“探测器”之类物质工具，而非“范式”，否则“这些金钱和地盘是他们为了制造自己的工具和进行实验所必需的”就不好理解了。“如果工具不好，自然的声音就被压抑住。如果工具良好，自然就会对问题给出清楚的回答。”这里的工具我想是仪器之类，它才能探寻“自然的声音”，而这不应是“范式”的任务。

　　至于

　　“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和目标也不是如王中宇所说的‘是分配资源’”。

　　这也不是我的原意。我的原话是：

　　“依赖‘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依赖权威，而权威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分配资源，而非裁决学术。”

　　这里没有涉及“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和目标”，拙文的主题围绕着“裁决学术”，我的本意是权威不足以裁决学术，没打算涉及其他话题。

　　看来，我的行文还不够严谨，以致引起了误解。虽然不断有读者希望我行文更通俗一些，但写涉及科学的文章，通俗必须服从于严谨。这也是我应该认真吸取的教训。

　　关于何为科学，我认同您主张的“科学的见解应当原则上是‘可证伪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学术传统所缺乏的。我在《培育理性的公民——反思科学普及》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科学理论一定是可以检验的，大多数的科学争论都是力图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说。而我们的哲人则力图制造无法检验的理论，来保证自己永远正确。《六祖坛经》上记载了惠能对他学生的一段教导：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汝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晦，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我们当然可以将其解释为辩证法，理解为从两方面看问题。但这却不是“科学”所需要的态度，因为它无法证实或证伪。论者固然“立于不败之地”，却无助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惠能对“明”、“暗”的回答充满智慧，但由此却发育不出光学来。我们古籍中许多的争论都具有这种性质。别忘了，《六祖坛经》是佛学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唯一的一部“经”——真理的源泉。

　　(《科学时报》2006年3月22日第四版)

　　您还主张：“科学体系的内核已为无数次实验所检验，即使未来科学有重大进步，也必然将此内核作为特例包含在内，因而科学是向下兼容的。”对此，我只能有限度地认同。

　　比如，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理论向下兼容了牛顿理论，在下以为不然。牛顿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概念之上：时间、长度、质量。由此形成了其基本量纲，其他物理量的量纲都由此派生而出。如能量的量纲由时间、长度、质量三者构成。而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时间与长度同质、质量与能量同质，如果沿用“基本量纲”的思路，在爱因斯坦那里，时间与长度就应具有相同的量纲，质量与能量也应具有相同的量纲。恰如在牛顿那里热能与动能有相同的量纲，虽然工程上可以用不同的单位，但这单位间有固定的换算比值——热功当量。由此，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基本量纲与牛顿的肯定不兼容。如果放弃“基本量纲”的思路，那两个理论连基本的逻辑工具都不同了，又谈何兼容？所以库恩说：“从牛顿力学过渡到爱因斯坦力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科学革命是概念的变位，科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概念来观察这世界的。”

　　从燃素说到拉瓦锡理论的革命也说明了新老理论是如何的不兼容，这在您翻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有清晰的描述，就不赘述了。

　　由此可见，科学革命正是对“科学体系的内核”的颠覆。要求“包涵”、“兼容”，很可能限制思维空间，于学术进步不利。我以为，唯一需要“包涵”、“兼容”的，只有“事实”。一个理论能解释、预测的事实越广泛，它就越应被认可为当前认识水平下合理的学说。至于原有理论“为无数次实验所检验”，有限的人类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作“无数次试验”。而有限次的试验，无论次数多大，都不可能证明一个全称命题。所以只要原有理论包含全称命题，逻辑上就不能保证它不会被证伪。这不是我的创见，是波普的见解。

　　坦率地说，虽然我不太喜欢“伪科学”这个词，但我一直不愿介入这类话题。直到“科学警察”一词出现，让我想起了“思想警察”，想起孔夫子杀少正卯的“君子之诛”。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思想专制的传统，对异端缺乏宽容，所以我对试图垄断真理诠释权的行为不以为然。

　　前几天，与物理所李荫远院士交谈。他对迷信、邪教的泛滥表示十分担心。由此担心“伪科学”之争的社会影响。从历史上看，迷信、邪教的泛滥，主因在于社会、经济背景，与学术思想关系甚微。黄巾、白莲、五斗米、义和拳，哪个是因学术思想而兴起、泛滥的？从学术思想领域着手解决这类问题，实乃缘木求鱼。关键在于普及教育和让底层大众看到希望，愚昧而无望的大众是蛊惑家最好的市场。而学术思想争论对此没有太大影响。

　　以文会友，其乐无穷，我师指教，获益良多。

　　至谢！

　　中宇 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