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先生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

　　2006年是范岱年先生80华诞。2006年11月10日，他应我的邀请到“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来开讲“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听者甚众。讲座完毕我们才得知这天正好是他农历的生日，在座的师生都为有机会与范老师以这种“讲”和“学”的方式来分享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不久，我收到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范先生的文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读后有些感想。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事业一半属“马”学，一半属西学。其西学渊源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接续上，而范老师可以说是这个西学源流的主要开掘者之一。1978年，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创办和主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最早大规模翻译和引进西方科学哲学。1980年，他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大领域系统引进西学资源，建立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重塑中国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形象。经过30多年的建设，《通讯》已经成为业内最重要的学术刊物，被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之家”，是他们施展“看家本领”的地方，这样的办刊成就范老师有首创之功。除了长期负责刊物建设，以及依托刊物推动中国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范老师还一直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直到1999年。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坚持开展学术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学的青年人，其主持的“全国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12届，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目前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学术品位最高的学术会议。

　　为什么范先生能够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转型中成效最为卓著的“第一推动”呢？除了他所处的位置之外，他本人的人格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这一代学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最宝贵的年华都被荒废了，放在国际学术的背景下来看，他们个人的学术成就也许并不突出。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对于中国学术最重要的贡献，是向青年后学传承了一种学术精神和人格理想，使后进学者能够在一个充满了理想追求的学科领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活，这可能是比具体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东西。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此门的时候没有结识像范先生这样的一批老一辈学者，那么对我来说，自然辩证法事业就肯定不是一个那么有吸引力的学术事业。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范老师为人谦虚、低调，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非常宽容，恪守“责己恕人”之家训。由于主要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他写的学术文章并不很多，但是公开发表的每篇文章都有丰富的文献支持，都有自己的见解，因而被广泛地引用。我在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证索引)上偶然看到，过去8年(1998~2005)的总被引用记录里，范老师进入了自然辩证法界的前十名，而且被引证的文章数最少，每篇平均引证率最高。这个引证记录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可以定性地反映范先生在业内的学术影响力，以及他文章不多但篇篇有分量的事实。我想，这本不算很厚的文集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正当盛年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学者是一个警醒，提醒我们做学问要踏实，不能浮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尽管他为人随和、虚怀若谷，但对于真理的追求却是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绝不向权贵低头折腰。很显然，没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坚持，上述那些伟大的“推动”之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追求真理方面，坚定不移固然十分不易，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却更是难得。我们见惯了一些自命的“真理代言人”，偶尔也放言“我们是最勇于承认错误的”，但是，“我们从来不犯错误”，因此，他们从来无须承认自己的错误。范老师人格中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从不固步自封，从不害怕承认自己的过失，而是以实际行动来投入真理的辩证运动之中。他在国内比较早地深入介绍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和库恩，但视野从未止于英美科学哲学。他在新世纪关于尼采科学观的介绍，关于现象学—诠释学科学哲学的介绍，均是他不断拓宽学术视野的写照。他关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显示了一个真理追求者崇高的自我批判精神。

　　范老师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对于青年学生多有鼓励和奖掖。他在主持《通讯》工作期间，刊发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基于国际学术规范的论文，扶持了一批青年学者迅速脱颖而出，使这个学科领域面貌为之一新。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1986年那个多事之秋，我的一篇文章在年底的《通讯》刊出后受到上级的批评，并要求收回已经发出的刊物。范老师自己代表编辑部写了检查，揽下全部责任，而使我这个当时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得以“逍遥责外”，能够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直到现在。我知道，有许多年轻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惠于范老师的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依然活跃在学界，有的也许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但是，范岱年先生的人格风范必定已经化做各自人生的精神资源。我愿在这里祝范老师健康长寿，学术青春不老。我也推荐读者们去阅读这本记载了自然辩证法学术转型史的学术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