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悼念邹承鲁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

邹承鲁先生今年9月在北京紫竹院（生前最后一张个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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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永不自满。

　　我自己确信，如果我有再生活一次的机会，我仍然将选择科学研究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邹承鲁

　　文/方舟子

　　11月23日午后，我打开计算机开始下载电子邮件，其中有两封来自邹承鲁先生信箱的信，标题都一样：“Dr.Cl Tsou has passedaway ”(邹承鲁博士已去世)，大惊。信是邹先生的女儿发来的，原文为英文，摘译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父亲邹承鲁博士已在今天凌晨去世了。大约一个月来他病得很厉害，医生们尝试了各种办法，他自己也很努力，但是还是没能成功。邹博士安详地去世，其家人和朋友和他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

　　邹先生已83岁，3年前查出患了淋巴癌，时不时要住院治疗，所以这条坏消息并不太让人意外，我只是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今年6月份，他当时在北大

　　邹先生祖籍江苏无锡，1923年5月17日生于山东青岛，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5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后来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折叠、酶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担任过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

　　邹先生的大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在国内读生物系本科时，就已如雷贯耳。据传，邹先生曾经如此评价过某位院士候选人：没有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或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怎么能当院士！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不过它倒是很能表现出邹先生不怕得罪人的个性——得罪的不仅是那名院士候选人，还有一大批院士。《自然》和《科学》是国际公认的最顶级的科学学术刊物，近年来在重赏之下，国内科学家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上个世纪，却是凤毛麟角，在老一辈院士中也很罕见。

　　但是邹先生有那么说的资本。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自然》上的，不过他那时(1949年)还是学生，并不能体现出从事独立研究的水平。1979年,他又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993年,他在《科学》上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三篇论文，两篇邹先生为唯一作者，一篇为邹先生与一名学生合署。这在一篇重要论文动则一串挂名作者的今天，是很少见的。邹先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2003年发表在《蛋白质化学杂志》上，他虽然是该文的第三作者，但是邹先生一贯反对没有做过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中挂名，所以可以推知他实际参与了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他的科研生涯一直持续到80岁。

　　我在美国留学时读的是生物化学，与邹先生可谓同行，不过研究方向与邹先生的离得太远，并没有读过他的论文。我当时有在大学图书馆乱翻书的习惯，有一次竟然无意中翻出了一本介绍中国生命科学进展的英文著作，是邹先生主编的，还饶有兴趣地翻了一遍。

　　不过，近年来邹先生走进公众的视野，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而是他对学术腐败现象和事件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认识的。

　　我深信，为了我国科学健康发展，既要创新，也必须打假，而打假尤为重要。只有在科学界清理出的一片干净土地上，才有原始性创新大展身手的舞台；否则，真假不辨，良莠不分，对于将决定我国科学前途的广大青年学子，让他们何去何从？

　　——邹承鲁

　　我与邹先生开始有联系，始于2000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带了号称“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回国，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被媒体称为“基因皇后”。我质疑此人的学术地位及该基因库的实际价值，认为这是并无多大的科学价值的商业炒作，并就这一事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说明事实真相，联系了88名研究生物学的专业人士联署。邹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向我询问了情况。他没有联署公开信，但是与饶毅教授合写了一封信寄给国内报纸，表明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我们不是不知道公开自己意见的后果，但如果对类似的过分炒作视而不见、缄口不言，我们担心必将损害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长远利益。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我们不得不泼上一杯冷水……”

　　这是学术打假事件首次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引起更大的风波的是次年年初的“核酸营养品”事件。当时我发现，只要学过生物化学的人都知道没有营养价值的核酸居然在国内被当成包治百病的保健品销售，有一些生物化学专家公然为其捧场，在被我揭露后，他们又召开了所谓研讨会、听证会为这一保健骗局保驾。就在我愤怒地指责中国生物化学家向公众做伪证时，时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的邹先生站出来告诉公众真相：“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核酸营养之争在学术上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商业炒作和学术道德的问题。”在当年9月召开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全会上，他在退居二线前提议制定“家规”，要求学会成员不得以学会名义发表带有商业色彩的文章、举行带有商业色彩的活动。这是中国学术性机构首次作出这种规定。

　　2002年8月，又出现一个打着高科技招牌的商业炒作。有一位医生向媒体宣布一条惊人的消息：他将用5年的时间完成克隆人体的206个组织器官。邹先生对此批评说：

　　“由于人们生物学知识的贫乏，又缺乏判断能力，这样就会给人有空子可钻。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有的人便可以胡吹，就可以骗人。而企业为了达到自己近期或远期的商业目的，多会使用某个人们不熟悉或不了解的概念，然后把它曲解，变成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概念，再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医生的反应是给邹先生寄去了一纸“知情通知书”，以“经济法律纠纷”相威胁。邹先生并没有被恶意诉讼的威胁所吓住，将它在新语丝网站上公布出来。5年快过去了，事实的真相如何，即使对生物学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揭露这些(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时，对知名科学家应该更加不留情面，正因为他们影响大，对他们的揭露，更加可以使广大科学界，特别是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对无名人物大张旗鼓进行鞭挞，对知名人物却噤若寒蝉，只能起到很坏的反作用。

　　——邹承鲁

　　学术腐败问题在最近几年才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其实早在1981年，邹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之后不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呼吁重视科学道德、学术规范问题，而且不止是口头说说而已，自己也参与揭露学术造假事件。他可谓中国打击学术腐败的第一人，只不过这些工作在当时限于学术界内部，不为公众所知罢了。

　　邹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揭露的这些人，有好几位是当时位居学术高位的“大人物”，或是人为树立的“科学明星”。与后来打击商业骗局、商业炒作不同，揭露这些人的阻力更大，有可能受到他们及其上层支持者的打击报复，面临的是政治和职业上的风险。如果他们没法找你算账，还是会设法进行报复。2001年11月我到北京首次拜访邹先生时，他就向我感叹说：“连我的学生都对我老得罪人有意见。”得罪了人，拿他没办法，就把气出到他的学生身上，申请经费、评院士的时候，故意刁难，说你不是邹先生的学生吗，就按高标准来要求。

　　邹先生揭露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有的总算是被边缘化了，只能到边远地区继续招摇；但是有的至今仍然是“大人物”、“科学明星”。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预料得到的，也是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邹先生所言：“目前往往是违反科学道德的小人物得到处理，而知名人士就很难处理。个别的反而得到领导更大的重用。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学术腐败的案例为数并不算多，但90年代以来是越来越普遍了。相关机构应该下决心处理一些典型案例，将学术腐败的恶化势头彻底扭转。”

　　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近几年来舆论、媒体对学术腐败问题的关注而有所改善。我最后一次见到邹先生时，正值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因为涉嫌造假被实名举报，在网络、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连《人民日报》都罕见地整版报道，而结果还是不了了之。邹先生对我说，他曾经为这件事给中国科学院主管学术道德的副院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中科院组织调查组调查此事，但没有接到任何回音。邹先生后来在《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一文中披露了此事：

　　“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有此类问题的已经不是个别的。几个月以前，当某一位院士的问题开始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我曾通过学部给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席写过一封私人信件，我认为，科学院有责任处理院士的问题，要求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应予以严肃处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等待，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任何处理结果。”

　　他一直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得到回音。

　　光说是不行的，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定要严查严办。希望各有关单位，各级有关领导真正予以重视，认真干几件实事，才能克制当前的腐败之风，还我国科学界一片净土。

　　——邹承鲁

　　去年9月初，我到青藏高原考察，有近一周没法上网，也就没法像往常一样每天更新我主持的网站。从高原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收电子邮件，其中有一封是邹先生的英文短笺：“亲爱的是民，最近几天都没有收到新语丝，希望你一切都好。”

　　这是战友的担心和问候。他太清楚打击学术腐败，触及巨大的利益集团时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危险。他应该也很清楚，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邹先生成为了公众人物，成为了一名斗士，对科研体制、教育体制、院士制度种种问题慷慨陈词，大概也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想把余热发挥殆尽，能触动一处是一处，改动一点是一点吧。他在今年2月建议重建西南联大，被有些人视为天真，但我想，这又何尝不是对中国名牌大学失望至极的一种流露？

　　他的战斗还没有见到胜利的曙光，他所企望的科学净土依然遥不可及。他的建言，有的已说了许多年，再说也是白说。他甚至来不及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在今年7月份，邹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准备写一篇文章，要我提供材料。我没有见到这篇文章。他的女儿告诉我，邹先生最后几个月在构思一篇长文，想把以前想说而无法说的话都写下来。但死神快了一步。想来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83岁可算长寿，但是对一个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我不忍说安息。

　　一个人的死亡，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的结束，除了留下基因，还可以留下弥因(meme)，比如思想、精神、观念、学术成果，都不会轻易被死神带走，而会传之久远。邹先生走了，但是他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科学普及和学术道德建设的贡献和影响，并没有被带走。邹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杰出的学术成果，更是伟大的科学精神。杰出的学术成果最终将会成为文献上冰冷的记载，但是伟大的科学精神却会成为熊熊的火种，点燃每一颗还未死绝的心灵。邹先生的学术成果是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也不必理解的，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已经和必将激励着无数在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们。

　　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被邹先生称为“院士同道”的何祚庥先生刚好打来电话。我问他是否会出席12月1日上午邹先生的追悼会，他说：“当然去！我年纪也大了，一般人的追悼会都不去，但是邹先生的追悼一定会去，去示威啊！”我想何先生指的是向那些从事和支持学术腐败的人示威吧。

　　年近八十的老先生尚且威风犹在，何况我等后生？

　　邹先生应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