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之年。50年后，我们在缅怀过去的半个世纪时发现，“纪念”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历史的剪影里，有太多将自己宝贵的岁月完全交给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优秀人才，有太多与“第一”相关联的事件。此时，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句名言或许会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旨圭，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清现在、驾驭未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大协作才能干大事

　　50年的时间，对于不同的人生，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对有些人来说，50年或者100年在倏忽之间就会流去，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回想起50年前的往事，会有沧海桑田般的隔世之感。张效祥无疑属于后者。

　　50年前，38岁的他随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计算技术发展之道路”的国际会议。那是我国派出参加计算机国际会议的第一个代表团。当时，中国的计算机领域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他，亲眼见证了计算机在中国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回忆往事，88岁高龄的张效祥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初创时期的“全国大协作原则”仍记忆犹新。1956年，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将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当时，国内懂计算机的人很少。我国计算机领域的拓荒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分散单干是办不成大事的，必须全国同心协力。在1956年8月25日成立由华罗庚任主任委员的中科院计算所筹备委员会后，筹委会就按照“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在计算所集中了当时二机部、总参三部、高教部和国防部五院等来自全国的科技力量。

　　“那个时候，到计算所参加‘攻坚战’的人员根本就没考虑自己是哪个单位的，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造出中国自己的计算机。”说到这点，张效祥至今还感慨万千。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国不但迅速建成了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张效祥就是104机研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大协作才能干大事”。张效祥认为，这种协作精神到今天依然是金光闪闪的。随着计算技术的日益复杂，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都需要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通力合作。即使产品进入市场后，也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齐心协力。“这一思想不仅对解决当前我国计算机事业面临的严重挑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计算技术领域本身，有更广泛的借鉴价值。”张效祥说。

　　分工而不是分钱

　　“现在，在计算机领域，还有不少值得大家关注并应尽快改进完善的地方。”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大会上，张效祥在回顾过去所取得的成绩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存的一些问题，“产学研结合不紧，研究开发低水平重复较为普遍，成果转化阻力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高，计算机核心关键技术和配件掌握在别人手里，成品附加价值低，软件企业数量不少但规模化不足，国内主流软件及CPU等市场基本为别人占领，本国企业成长艰难，计算机应用的区域不平衡明显，数字鸿沟有扩大之势”等等。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目前创新价值链上各环节间的分工与协作不够有紧密的联系。

　　对张效祥的观点，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非常认同。他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与计算所初创时的‘全国大协作’相比，现在的情况迥然不同。如今一个项目批下来后，如果有多家单位参与，那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分经费。而且，做完项目后，知识产权的归属、谁负责技术转让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说到这一点，李国杰感慨万千。

　　李国杰认为：“对科研单位和大学来说，更多地要讲分工，而不是竞争。”值得借鉴的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技术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政府的投入和精心的组织。五六十年代，我国的R&D(研究与发展)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28%，最高的年份达2.32%，比现在的投入比还要大(今年刚到1.3%)。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对自主创新和发展科技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而且，各国发展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R&D投入占GDP投入2%以下，那么政府的研发投入在50%以上，而我们国家是30%。

　　5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同样要体现在科技投入上，还要表现在制定战略规划、营造公平竞争的产业环境和促进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李国杰告诉记者，最近国家通过“863”等计划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但对计算机产业发展还缺乏整体谋划。以计算所为例，“计算所一年的科研经费约两个亿，除了中科院划拨的两三千万元以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争取。有时候，申请一个项目要和几十家单位竞争，每年光是搞经费就要花很大的精力。”

　　一流人才必须爱国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1950年2月，已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的华罗庚放弃待遇优厚的职位，下决心回国。在回国途中,他发表了这封《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在全球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于是，刚刚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的夏培肃与丈夫一同学成归国；已在丹麦哥本哈根无线电厂工作的吴几康，绕道瑞典、芬兰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回到北京；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的范新弼当时已在电子器件的研究与应用上获得了八项美国专利，但他也辗转回国；从苏联进修归来的张效祥，坚持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计算机事业，在中国研制与生产计算机，建立和培养中国自己的科研队伍……

　　什么是一流的人才？李国杰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家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一流科学家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看做普通的一员，与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李国杰说，与之相比，现在有些人写了几篇文章、出了点儿成果，就要求国家出高薪将他们养起来，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具备一流人才的基本素质的。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还需要一批这样“爱国的科学家”。不过，“与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很多科研人员报效祖国的动力和愿望还是一样的，但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却更多了”。李国杰毫不讳言。

　　以前的科研人员至少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而现在的科学研究却已经有了“创收压力”和“商业色彩”。去年，中国科协委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的权益保障状况仅仅比个体户、工人、农民这三个群体的状况好一些。李国杰承认，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科研人员必须具备更加全面的素质、更强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