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环保局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
为什么群众的答案会与市长(厅局长)们的答案大相径庭？用全局意识观察经济现象，领导干部的能力应当更强一些，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前，《中国青年报》报
道的一则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地厅级公务员最关心环境污染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相对立的结论，其背后隐藏着环保正在成为“公地悲剧”的征兆。
群众的环保意识比干部更强烈一些暗示了一个深刻的环保命题：环保问题产生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的矛盾，是人们追求私益而出现的“公地悲剧”。我们知道，在解决环境问题时，行政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可能为了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长官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另外，环保问题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道义发动机制，借助于行政手段保护环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道德观。即使对环境保护作出明文规定，其运行也是靠官员的责任感，是消极的、被动的、依命令而作出的行为，不是主动的参与和付出。可以说，环保问题的“公地悲剧”既是群众的环保意识比干部更强烈的原因，也是结果。
九成受访官员认为加大环保影响经济发展是工具理性驱使下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工具理性的张扬下，我们常常为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价值判断，追求短期效率而忽视长远发展，追求效率而忽视平等，注重经济绩效而忽视人文价值。如此以来，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就我国来说，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绩效的指标主要是GDP，而对GDP存在的缺陷无视，即使注意到了也无能为力。事实上，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人口、就业、保健、教育、分配制度、道德观念、结构、政治体制等内容。
当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突出问题，如各地发展欲望浓烈、可持续发展观念还未根本确立，环境权利观念发展迅速、环境责任意识相对迟缓，传统伦理观念坚固、环境伦理观念难以践履，工业文明意识突出、生态文明仍需澄明。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比如，我们在考核干部的成绩时，不能仅仅以GDP为指标，在建设项目选择上，切实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强制将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等。更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保护环境权的“全民皆兵”机制，将保护环境的力量源泉植入万民的心中，让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厚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政府失败、市场失灵、环保道德丧失等现象，防止自然环境作为公共用地遭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