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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佛眼通—通晓科学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 18:47 北京晚报
科技时代_于光远佛眼通—通晓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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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光远,我国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说他是教育家:他的从教经历可以追溯到十七岁时就做了中学的代课教师;又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延安大学任教;至今仍兼任着国内几十所大学的教授和名誉教授;是新中国学位制度的主要起草人。他又是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人之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就主张“要实行股份制”、“要开放股票市场”;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各高校的通用教材;他是我国生产力经济学的倡导者,是生产力
两要素说的代表人物。他还是革命家,早年他曾毅然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宝塔山上、延河水边都留下了他革命的足迹。他自封“大玩学家”,提出“玩是人生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等,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要建立“休闲学”、“玩学”的人之一。

  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只有一句话:“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反伪科学的斗士

  上世纪五十年代,于光远担任了中宣 部科学处处长,从此拉开了他反伪科学的序幕。1979年,四川大足县有个小孩声称自己的耳朵能认字,《四川日报》对此做了报道,随即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批特异功能者,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后经有关部门查证他们都是弄虚作假,欺骗大众。在耳朵认字开始的那场伪科学活动中,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调查人员走遍了全国各地,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测试,结果证明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带有欺骗性的。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伪科学斗争中,于老是最早、最坚定、最积极的人之一,他被誉为反伪科学的一面旗帜。“我从小就不信迷信。我自己考证了一下,我的反伪科学历史应该从1930年我在上海东方图书馆读了J·J·Tomenson的《科学大纲》那本书开始的。J·J·Tomenson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是电子的发现者,他居然在他的书的最后一章,大讲‘灵学’,使我非常惊讶和气愤,像他这样有名的科学家也说‘灵魂’和‘神明’,这让我非常愤怒。我记得小的时候,伯父带我到一个算命先生家,据说此人有‘隔夜算’的本领。所谓‘隔夜算’,就是你去找他算命,先是他问你答,几个回合后,他便拉开抽屉从中取出一张纸,说:‘我早就知道你今天要来,这不,我昨天就已经把你的‘命’写在这张纸上了。’你一看那纸上还真的写着你的姓名、命相等,很多人都觉得他很神。偏偏我伯父不信他那一套,等他问完了拿出那张纸来以后,我伯父二话没说,猛地把他那桌子一脚踢翻,墙上立刻露出一个大洞。原来算命先生问话的时候,隔墙有耳在记录,然后把它通过墙洞塞在抽屉里……这些儿童时代的亲身经历,使我从小就明白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

  几十年来,于光远旗帜鲜明地与伪科学做着不懈的斗争。哪里有伪科学,哪里就有他不倦的身影。“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骗人,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从来不敢在我面前表演,怕我戳穿他们。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气功大师分三种境界,‘慧眼通’、‘法眼通’和‘佛眼通’,其中‘佛眼通’是最高的,因此就封我了一个‘佛眼通’。说我具有比一般气功大师更高的功力,有我在场,他们的各种功能就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一片。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

  “有点学问和本事”

  于光远本名郁钟正,据他自己说:“改为于光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当年在山西信手一写就写了这么个名字,因为郁和于接近,就姓于了,没什么道理和寓意。”嗬!够潇洒!

  于光远的祖上世代经商,到他父亲这一代时,他的祖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学做生意,可是他父亲坚决不从,执意要进洋学堂,祖母无奈之下便依了他,进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一个专门学习兵工制造的学校。毕业后,清政府原本是想把他们这班毕业生培养成为军火专家而送往英国留学的,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没能成行。不过,郁家却因此改换了门庭,由生意人家成为书香门第。

  少年时代的于光远在邻居和亲戚们的小圈圈里是被认为“有点学问和本事的”,因为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为他的一个开牙膏厂的亲戚“解决了生产出来的牙膏放几个月后就干得挤不出来了的难题”。后来他的伯父办化学工业社,特意请他做了工业社的技师,还专门给他建了个实验室,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学生能有一个私人的实验室是不多见的。在这个实验室里他开发出了一种叫“土耳其红油”的媒染剂,它可以使经过染色的毛巾上的字或图案色泽更加鲜艳,并且经久不褪。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竟有这么大的“本事”,着实让大人们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不仅如此,他还做过家庭教师,帮人翻译过资料,还在私立的上海中学教了一个学期的高三物理课,而那时他自己也仅仅只是个高三的学生而已。“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正好这所学校的高三物理老师因故不能教了,学校就来找我父亲,希望他能去代课。可他不敢去,家里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去了”。瞧!这学问和胆识都够大吧!那时他的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每个月多的时候一百三四十元,少的时候也有六七十元,作为长子他已经能够挣钱贴补这个有六七口人的家用了。

  躺在坦克的底下

  1932年,十七岁的于光远高中毕业后直接从(上海)大同附中升入了大同大学本科。学校只设置了文、理科,他因为对物理学感兴趣,因此学了理科。后来他听说清华大学设有研究院,而且出国留学的机会也比较多,于是他决定转到清华物理系去。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物理系,做了三年级的插班生,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惠这些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人成了同班同学,并受教于叶企荪、吴有训、周培源等物理系的一些名牌教授。据说在清华物理系做插班生,于光远是空前绝后的,可见其聪慧一斑了。

  周培源先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那时他常和周先生一起探讨有关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很想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建树,但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一心向往革命的于光远越来越不能安心学习。“一二·九”运动后,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想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理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救亡运动,下决心要以全部精力投身革命事业。“尽管毕业论文在培源师的指导下最后完成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对不起他精心指导的歉疚,我当时是准备跟培源师详细了解一下有关论文的具体意见及修改方案的,没想到几天之后,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使我彻底走上了革命之路。自此一生就再也没有从事过物理学……”于光远坚定地说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他依然还是干革命。“二十岁的时候,我很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有了想成为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的意识,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放弃了想当科学家的奋斗目标。当年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法国)准备在中国招一名研究生,我是有资格和条件报考的,但那时我已不再做大物理学家的梦,义无反顾地干革命事业了。”

  走上革命之路的于光远,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一开始就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1937年2月,他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时,组织中有好几位成员被捕,他不顾个人安危,一家一户地到那些有可能没有被捕的同志家里去通知险情,而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赶往香港去营救那些被捕的同志,待他回到广州时,才得知反动当局已经到学校抓过他好几次了,面对这些,他都毫无畏惧。“在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就有‘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的观念。抗战爆发后,我想既然是打仗,就必然会死人,共产党员总是战斗在斗争的最前面,就可能会先死。就在北平沦陷的那一天,我在北平西郊的田村遭遇日本的坦克部队,我趴在玉米地里,他们开着坦克在玉米地里来回轧,想把我赶出来。当坦克开近我时,我闭上眼睛,准备着迎接死亡的到来。只听到一阵轰轰的巨响,猛睁眼一看,我就躺在坦克的底下,身体与履带前进方向平行,幸亏我那时比较瘦,身体正好夹在坦克底与两条履带形成的狭窄空间里……我一点伤也没受。”

  喜“喜”哲学

  喜“喜”哲学是于光远发明的新名词,是他津津乐道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他解释说:“第一个‘喜’字是动词,表示喜欢;第二个‘喜’字是名词,表示一种情绪或情感,就像有人喜欢生气、喜欢伤心、喜欢高兴一样,喜‘喜’就是喜欢‘喜’。也就是说人们要尽量多想些愉快的事,尽量去找乐事、趣事。”

  他举例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一站就是半天,还要坐‘喷气式’,身体上很痛苦。第一次挨斗的时候我就想‘权且把它当做是对自己体力和意志力的一次磨练吧!’我倒要看看自己的耐力有多大。心里光想这事了,结果斗争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等我听见一个‘滚’字时,我才知道斗完了,我居然能立刻拔腿就走,等他们想起找我时,我已经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了。并且在批斗会上,刚开始听见他们喊口号‘打倒于光远’时,心里还挺生气,后来一想与其生气,还不如利用一下这个机会活动活动一直弯着的腰。于是我也伸直了手臂跟着喊‘打倒于光远’,果然比原来好过一点。”喏!这就是于光远,一个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心态的人!还有一次,“文革”期间召开了一个专场批斗于光远的大会,这本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他还是从中制造了一丝快乐。那天他因为没有入场券,被门卫拦在了大门口,他本着一种苦中求乐的心态非要进去不可,门卫就偏不让他进。人越围越多,门卫急得朝他嚷道:“难道没有你这会还开不成了?”他得意地说:“唉,你说对了,没有我,这会还真开不成——我就是这次大会批斗的对象于光远,没有我这会开得成吗?”说罢他心里觉得很解气,但一进门他便坐了“喷气式”,可是想起门口的那一幕,他心里还是有些暗自窃喜。

  于光远将喜“喜”哲学运用于生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是在当年住“牛棚”的那种恶劣环境下,碰到他认为有趣的事情他依然会畅怀大笑,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他还会有心情笑?”这就是他的性格,尽管“其实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笑的。”但他还是要找理由笑。他强调喜“喜”哲学就是自我调整的一种方式,世界上哪有一生都顺心如意的人和事?遇到不顺心的事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寻烦恼,多想些愉快的事情,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有一年,我在医院做手术,术后醒来麻药作用已过,手术部位疼痛难忍,我就想与其老是想着它如何如何痛,只会越想越痛,还不如干脆不去想它。我就对护士说,咱们写文章吧,我口述,你记录。等到一篇文章写好,我也累了,很快就睡着了。等到再醒来时,已经不那么痛了。你看这办法多好?”

  记者手记

  把于老家的客厅称为多功能厅,这话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面积大约有三十几平方米的会客厅被人为地设计成三个功能区:紧靠门的地方是电脑工作区,于老每天除去会客、开会、吃饭、睡觉外,基本上都在此工作;屋子的中央有一张大写字台,这便是办公区,桌上堆满了文件、资料等,你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办公桌。靠墙的一隅摆放着一组沙发,这自然就是会客区了。于老每天因为工作内容的不同,乐此不疲地在这几个场景中转换着。另外,还有个地方不得不说,就是客厅里面的那间小屋,那是于老收藏玩具的地方,煞是奇妙!

  小档案

  于光远简介

  于光远,1915年7月生,上海人。我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1945年,在北平、山西、湖北、广东和延安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陕甘宁边区经济调查工作和学校教育工作

  1946年,先后在北平《解放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工作

  1948年至今,历任中宣 部处长、《学习》杂志主编、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三大中顾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多所高等院校教授、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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