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科学技术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永久动力

　　徐匡迪：科学技术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永久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5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到2005年底，GDP已经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400美元。2004年底，我们已经有几十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2006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作了第一个特邀报告。

　　“我国桥梁设计和建设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最近的15年，我们总共修了15万座桥，公路桥、铁路桥，各种立交桥，总长是8300多公里，平均每年修筑1万座桥，这个数量是震惊世界的。”徐匡迪说，在四川宜宾以下2687公里的长江干流上，建造了60座大型桥梁。当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的时候，曾经豪情满怀吟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时，大桥主要是苏联设计的。现在，这60多座大型桥梁都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的，施工、材料百分之百都是中国国产的。所以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理由为中国的土木工程、建筑力学、桥梁设计方面的成就而自豪。

　　“我们忧虑的不是硬件，不是鸟巢式的体育场。”说到2008年

　　在徐匡迪所作《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报告中，“环保”和“自主创新”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报告中，徐匡迪用幻灯片展示了这样一组图片：在显示高度为3500米时，湛蓝的天空一望无垠；高度下降到2500米，颜色变得暗淡许多；当离地面500米高度的时候，只有一片阴霾——这就是我们几乎每天在北京看到的天空。

　　徐匡迪介绍了中国工程院不久前开展的一个城市化课题：从黑龙江爱珲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的面积不到全国的40%，但人口却占到接近全国的85%。整个中国的人口主要是住在东部地区，这和自然条件、水土、农田的分布有极大关系。2002年城市人口是5亿、农村是7.8亿，根据发展规划，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到8.3亿，农村人口要减少到6.2亿，有3亿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市里。

　　“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可以自动地、非常顺利地发展下去，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呢？”徐匡迪表示，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经历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欧洲的芬兰、爱尔兰这些后起之秀，它们的经济由于科技、教育的支持，成功转型，由劳动密集型、初级服务型向高科技转移，所以经济就持续发展。

　　“但是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它们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一直没有增长，原因是满足于做原材料加工，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来越薄、收益越来越少、增值越来越小。”徐匡迪说，这是我们当前要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均1000美元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关键的充满挑战的时期。

　　徐匡迪介绍，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韩国用了8年时间，1998年到3000美元，2002年达到1万美元。而巴西也是1985年达到3000美元，但是到了2002年的时候，却只有2603美元。这其中，既有本身的问题，也有金融上的货币贬值的因素。所以，发展不是数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延伸，必须要提高含量。

　　“提高什么呢？答案是科技和教育。”徐匡迪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资源是瓶颈，因为中国人均资源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土地、水、天然气、油、铁矿石等的可贵，但科技和教育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当中的作用，比自然资源更重要。世界银行排出的十大富国资源很少，比如德国和瑞士，资源不到世界资源的平均的1%，什么都要进口，但却很富强；而全球10个最贫困的地区资源占世界10%。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

　　徐匡迪表示，要跨越人均1000美元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资本投入拉动为主，从吸引外资为主，改变为技术创新为主，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值；从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为主，转向依靠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进步为主。第三个转变，以市场技术为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的品牌，有自己竞争力的产品。徐匡迪强调，人均1000美元以下靠低廉的成本可以换来，但要发展，科学技术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永久动力。

　　王岐山：“踩踏事件”暴露国民科学素养低下

　　“2004年2月5日，当时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受邀参加中央领导和文化艺术界共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盛会，元宵还没吃到嘴里，突然有人向我招手，出去对我说，市长，密云在灯节的过程中发生了踩踏事故，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密云伤亡37人的‘踩踏事件’。”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以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开始了他在2006中国科协年会上的特邀报告。

　　“密云本来是想做好事，为了让老百姓高兴一下，在沿河景区举办灯节，围着河建了一座景观桥。”王岐山介绍，这座景观桥是钢结构，但是坡度极陡，不是游客可以大容量通过的桥。为了突出拱形桥的景观特色，桥上设置了彩灯。是什么让参观的群众突然拥上那座桥？是因为听说在河的西岸要放烟花，结果东岸群众蜂拥上桥，一个人跌倒后，连锁反应，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事故后的分析结论是，37人基本都是瞬间窒息致死的。发生事故后，参与抢救的群众中没有一个人去为伤者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而是把人背上，拦截出租车送到医院，可到医院时伤者已经死亡。”王岐山语气沉重，“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深刻教训，在严肃追究政府自身责任的时候，也看到当广大市民的科学素质、安全知识、安全意识、自救救人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小事故就会酿成大事故。”

　　“作为北京市市长，在工作过程中面临很多压力，如何抓住奥运机遇建设一个新北京，怎么使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让北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成为首善之区？”王岐山说，北京密云伤亡37人的“踩踏事件”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建设、运行、管理等等诸多方面，以及对如何提高市民素质方面作一些思考，“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高楼大厦，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有人会问，现代化和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民提高科学素质有什么关系？我理解应该是一个民族整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没有这样一个集体的、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提高，自主知识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又何以能成！”王岐山的这句话赢得了参加2006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6000多位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掌声。

　　2005年俄罗斯发生的地铁失火事件让王岐山印象深刻：火灾发生后，地铁司机向所有的乘客广播说大家不要动，我下去看看情况。他下去观察火情后，打电话通知总部把地铁的电源切断。然后，他带着将近3000人有序地走出了事故现场。

　　“我作为市长，我和我的同事们最紧张的就是这样的事。”王岐山说，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地铁司机能不能做到这么镇静、这么有责任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广大乘客，会不会相信地铁司机的话，着火以后不着急下车、不破窗而出？“我最担心我们的市民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能不能够做到有序，这时候有序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发现，不管天灾或者人祸，都存在第一现场市民主体的自救、救人的能力和具有科学的安全意识的问题。之后，我们请专家们精心设计了一本通俗易懂的《首都市民防灾应急手册》。”王岐山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这个机遇和矛盾凸显期的过程中，在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挑战的过程中，所有城市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市民主体的科学素质的提高问题。所以我们编了这个小册子，发到每一个市民家中。

　　“我通过了解得知，小册子确实都发到了每一家。我问一个人，小册子收到了吗？回答我收到了，但说还没来得及看。我说你等什么时候看呢，等你家楼里着了火、遇到了风灾、遇到了地震再看？我说那恐怕来不及了吧。”王岐山幽默的语言引起了阵阵笑声。

　　“现在，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主体是谁？主体是我们的人民，是每一位普通市民。主责是谁？政府难逃其咎，就是本人和我的同事。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运行水平的高低，依赖于市民普遍素质的提高。”

　　丁肇中：做“科学第二”没有意义

　　作为本届科协年会的特邀专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语出惊人。他直言，做科学研究第二没有意义。

　　“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以后，才可能创建新的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的。”这是丁肇中在2006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后所作报告中开篇的话。

　　这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以他自己亲身经历的5个物理实验讲解他对科学研究创新的理解，并由此揭示了他的人生感言，“我没有做实验以前，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在做这个实验，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

　　1948年，根据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等科学家提出电子是没有体积的，这个理论被当时所有的实验所证明，他们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是1964年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著名的教授们和多年专门从事这种实验的专家们用很多年的时间，做了两个不同的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果——量子电动力学是错误的，电子是有体积的，他们的结果受到物理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因为这是关于物理基本观念的实验，所以丁肇中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电子的半径。那个时候，他刚拿到博士学位，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没有人相信他能做出这样的实验，也没有人支持他。

　　1965年，丁肇中决定放弃在美国大学的前途，到德国新建的加速器用不同的方法重做实验。8个月以后，他的实验证明量子电动力学是正确的：电子是没有体积的，它的半径小于10-14厘米。

　　在1974年以前，物理界认为，所有的粒子由三种夸克组成。而丁肇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宇宙中只有三种夸克？为了寻找新的夸克，他决定建立一个高灵敏度探测器。他设计了这个实验，实验要求的精确度是极高的，相当于在北京下雨时，每秒钟有100亿个雨滴，如果有一个雨滴是红色的，他们要从这100亿个里找出来。

　　这个实验不受物理学界欢迎，大家都相信只有三种夸克，没有人相信如此困难的实验能成功。两年以后，他们果然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它具有奇异的特性：它的寿命比已知的粒子长一万倍。这种新粒子的发现，证明了宇宙中有新的物质存在，它们是由新的夸克组成的，丁肇中和他的同事把它命名为J粒子。

　　J粒子的发现，改变了物理学界长期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的观念，改变了人类对于物质基本结构的认识。丁肇中说，“要对自己有信心，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不要惧怕困难，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改变。”

　　1983年，丁肇中选定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莱普”(LEP)上开展他的新探索。他领导的规模空前的L3实验组有美国、瑞士、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4个国家共43所大学和研究所的581位物理学家组成。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物理实验组。在丁肇中的领导下，这个实验组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实验成果。这是首次由美国、苏联、中国、欧洲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大型国际合作，非常成功。

　　L3实验共发表了271篇文章，有300人获博士学位。很多中国科学家参与了这个实验并作出贡献。丁肇中表示，“主持国际科学合作，要选科学上最重要的题目，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参加国科学家的最大兴趣，才能得到参加国政府长期的优先支持。”

　　丁肇中在报告中提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具有竞争性的，只有第一。没有人知道谁是第二个发现相对论的。”

　　在2006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当天的下午，丁肇中参加了专门为他举办的媒体见面会。记者针对丁肇中“自然科学研究只有第一”的观点向他请教：“世界各国有很多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在从事科学研究，如果只承认第一，会不会造成对第一给予很多资金上的支持，而第二就无人问津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会不会没有人从事科学研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肇中语气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因为我没有到那儿去过。”丁肇中进一步解释，“我所说的是事实，不是理论，科学的竞争性非常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人一起做实验，第一个做出来的，人家才知道，没人知道第二个、第三个，这是一个事实，不是理论，我没办法解释第二怎么办。”

　　张启发：中国为什么要搞转基因

　　“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与管理，已经推广了11年。世界范围内吃转基因食品的人已经达到20多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院士在2006中国科协年会作特邀报告时发出这样的疑问：农民在喷洒农药时死了一个人，谁都不会关心，但为什么因吃转基因食品有一个人出现了不舒服，《纽约时报》就会在头版头条加以关注？

　　“转基因技术的定义是将人工分离、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因组当中，由于外源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性状的可遗传的变化。”张启发说，这就是转基因的技术定义。同义词有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等等，在西方媒体上经常用的GMO，GMO翻译成中文就是“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国内媒体很少用到这个词。

　　张启发详细描述了转基因技术：现在，在国内植物转基因中常用两个重要的技术，一种是用基因枪法将一段基因导入到生物细胞里，对细胞进行培养，直到培养为一个植株。

　　另外一个方法是农杆菌法，将一段DNA随着侵染过程整合到染色体上面，成为一个植株。张启发说，“这也是转基因的技术。还有一个技术在中国用的，就是花粉管道法。”

　　“现在有几个方法在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当中用得比较多。”张启发表示，转基因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几千年来，人类通过对自然突变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进行品种改良。最近一百多年来，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实现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用的是杂交的方法。最近十几年当中，转基因技术成为品种改良的一个重要手段。”

　　张启发表示，我国的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的四分之一，农业用水占到全国总耗水的70%，水稻就占农业用水的70%。现在旱灾频繁发生，水资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产量、品种需要提高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实际产量跟产量潜力的差距很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亩产800公斤、900公斤甚至1000公斤产量的报道，但实际上农民要到达亩产400公斤、500公斤都很困难。”

　　针对这些情况，农业科学家提出应该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第二次绿色革命，简单地讲就是十个字：“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张启发说，我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对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搞转基因？张启发说，首先要分析一下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几个最严重的问题。一、农业生产当中病虫危害与农药适用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二、化学肥料的滥用问题。三、水资源与旱灾的问题。还有长期需要做的就是改良品质、提高产量。

　　张启发举例说明：以水稻为例，水稻主要的害虫有两大类，螟虫、稻飞虱。农业防治加重了农民负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农药残留普遍严重超标且危害人类健康。水稻螟虫是目前生产水稻中的第一大害虫，200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三化螟、二化螟全年发生面积1500万公顷，防治面积3800万公顷，尽管进行了防治，总损失却高达115亿元。张启发说，我们可以算一算，中央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减免的税赋一年大概也就是100亿元左右。

　　针对转基因技术，我国1993年开始进行管理体系的构建，到1996年正式出台办法，1997年成立农业作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和发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生产条例》。这些条例管理的范围，包括转基因动植物、转基因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产品。张启发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评价主要是两大部分，一个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有对于生态环境的安全性。”

　　张启发表示，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凡是经过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均是安全的。“请大家相信政府批准审查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同时，我们的希望是：让转基因作物造福人类。”

　　(王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