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研究祖先的日常吃饭开销

　　文 梁捷

　　据说越是日常的事物，在历史上越是保存不下来。我们唐宋时期的庙宇、城墙还保留下不少，可那个时期的民居已经荡然无存了。同样，经过好多代学者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把很多罕见古籍的版本源流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到了近代以来的粮价、物价的变动状况———无论古今所有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吃饭问题上，大片大片还是空白。

　　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很多历史学家的学问越做越小，越做越专。他们有本事考证出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人口和社会生活情况，他们会算具体人口、具体产出、具体收入，乃至于日常生活用品的组成结构和开销。可是换个地点或者拉长时间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像我这样无意精确探求但想了解宏观图景的读者，面对这些“迷你研究”就只能摇头了。

　　要研究粮价的历史变迁，里面可有大学问。

　　第一，你要搞清楚自然问题。全国哪些地方种哪些粮食，水稻还是麦子，一年几熟，产量几何，哪些年份旱哪些年份涝，这是令很多自小躲在书斋里的学者弄不明白的。

　　第二，你要搞清楚地理问题。粮食种出来可不都是自己吃的，绝大部分要卖掉。问题是———怎么运？水路还是旱路，河运还是海运，马车还是火车，这里面可大有讲究。

　　第三，你要搞清楚制度问题。哪些土地是自己种，哪些是雇农来种，哪些粮食卖掉，哪些粮食征掉；哪些时候自由定价，哪些时候政府限价，情况各有不同。

　　第四，你要搞清楚货币问题。不同时候用的货币不同，通货膨胀速度不同，甚至粮食的体积计量单位也不同。今天的一两银子不同于昨天的一两，今天的一升亦不同于昨天的一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足以让一般的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抓狂。

　　所以，大学者贝弗里奇对搞这类研究的人提出三大基本素质要求。第一得有档案员的素质。因为研究者不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搞清楚一时一地的基本制度因素，只有直接去触摸基本档案，耐心地阅读人家鸡毛蒜皮的生活记录，才可能掌握人们的真实生活。第二得有统计员的素质。这点更不容易，要搞经济史研究，必须用数字说话。可数字本身分散在茫茫档案里，需得研究者把它们遴选出来。况且数字本身又不会说话，还得要研究者套上理论，加以阐释，这种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训练出来的。最后一点最重要。搞经济史的人必须有“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素质。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严密的逻辑性和丰富的想像力，必须要从材料的蛛丝马迹里还原出一整套接近真实的社会来。

　　从这几个标准来看，彭凯翔的工作就让人非常佩服。他把中国这几十年的粮价与清代的粮价连接起来，综合了结构因素，合理选取代表性数据，勾勒出一条长长的价格曲线来。顺着这根线，我们可以一直追溯，了解我们若干代祖先的日常吃饭开销。而跟着彭凯翔一起探寻这根若隐若现的价格曲线，本身亦如同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充满着刺激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