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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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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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撰文/陈东林 摄影/陈家钢 邹毅等　

　　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虽然基于当时特定环境所采取的“靠山、分散、隐蔽”和进洞的选址原则给后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不过，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间，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星罗棋布于中西部

地区，成为推动中国西部工业化的“加速器”。在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工业化奠基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三线已成为距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隐蔽在巨型山洞中的816工程

　　“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2003年8月，“中国地下核工厂、世界第一人工洞解密”的消息，引起了世人的惊叹，勾起了人们揭开谜底的强烈欲望。

　　我们来到重庆涪陵白涛镇，沿着乌江画廊在崇山峻岭之间驱车约半小时，绕过著名的仙女山、

　　其实，816工程只是三线建设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中的一个缩影。就像这个隐秘的洞体一样，三线建设也是一个在神秘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巨大建设战略部署。

　　从行政区域看，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向内地收缩，划两个圈，形成三个带。一线地区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

　　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的佼佼者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后来都被称为西部的“脊柱”。

　　在“海权”时代，中国东部异常脆弱

　　当时三线建设决策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应对复杂战略形势的思考和筹划，而且还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深层的关联。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入侵者都是先进攻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登陆天津，直逼北京城。1884年中法战争，虽然中国在越南和中国广西陆地战场取得胜利，但法国海军仅仅袭击福州、台湾港口取得小胜，就使得清政府不败而败。1894年中日

　　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1964年，严峻的国际形势逼迫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建设西部后方的战略问题。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关注着态势。6日清晨6点，他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可惜就此中断。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文件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1964年，了解到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4月14日，一份《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送到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案头。该报告考虑了几种摧毁中国核基地的办法：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利用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破坏小组。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即将实施的时候，美国最高决策者做出决定：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但是，这种威胁已经足够使中国领导人警惕。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进行突袭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16日爆炸。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决定在重庆加快建设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基地——816洞体。

　　成昆铁路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长度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

　　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确定的，当然这个决策也颇为符合中国的地缘战略特点：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

　　“两点一线”是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

　　1964年11月，邓小平率领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赴两点一线考察。读着当年的历史记载，我们仿佛也跟着走了一圈。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半山腰，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很多，但没有护栏，又是不平坦的泥土路。几十辆汽车组成的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时而蜿蜒而下直至谷底。一辆汽车在急转弯时飞出路面，幸好卡在两棵大树间，避免了一次坠入深渊的厄运。

　　成昆铁路途径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70%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既有钢铁般坚硬的岩层，也有一炸即坍塌的松软泥石，素称“露天地质博物馆”。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人都难以立足。铁路建设条件之艰险恶劣，是中国铁路史上罕见的。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延长92.7公里，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全国铁路上跨度最大的钢梁桥。全线完成路基土石方9688万立方米，修凿隧道、明洞427座，总延长341公里；沙木拉打隧道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铁路上最长的隧道。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39.4%。

　　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因地势险恶，全线有三分之一的车站找不到适宜建站的地方，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承建的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也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今天，我们乘坐成昆铁路，掠过车窗，可以看见耸立着的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227个坟头朝着山下的铁路，基座上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师，一九七Ο年七月建。”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共有一千多座烈士坟茔。

　　1984年12月8日，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与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模型，作为人类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三件礼物，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放置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中。

　　三线建设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

　　三线建设之所以艰难，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也因为当时为了备战，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的原则。1964年7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虽然这些选址原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但却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有人开玩笑说“这是鸡窝边造飞机”，而且加工装配零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倒运。还有的企业车间和住宅区相隔十几里山路，职工上下班极为不便。贵州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群众感慨道：“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新月异的尖端科学技术行业，例如电子、航空工业，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造成技术改造落后。还有的企业选址时没有考虑到本行业的特点，造成实验困难。如川东一家潜艇厂建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潜艇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要用驳船装载通过三峡急流险滩，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十分不便。

　　有的企事业单位位于深山峡谷之中，厂址靠劈山填沟人造小平台，经常面临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等自然灾害。如陕西凤县、略阳一带位于山沟里的6个研究所和一个医院，1981年8月被特大山洪和泥石流淹没，通讯、交通全部中断，外界难以抢救，损失惨重。还有一家厂三年之中竟然四次遭遇滑坡，光应急治理就花费370万元......（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