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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增: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 21:31 中国科协网站

  父亲不说“苦”,他也不说“苦”

  陈文增,哪路神仙?

  抿在双耳后边的灰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顺着两鬓直泻而下在嘴唇四周汇聚起来的胡子乱蓬蓬支棱着,却不让人觉得这是演艺圈儿或美术圈儿里某些人故作的职业标识,反倒
让人觉得那是他本人一种顺乎自然的表露。长发,连鬓胡子,粉红色短袖衬衫,使他具有某种时尚的风采,但那张略显憔悴、缺少光泽的脸上以及北方人端正的五官上,还有一种由纯正、安详、聪慧和沉毅混合而成的特殊气质,而这却让人觉得是传统的,甚至是古典的。

  他年过五旬,事业有成,斐然可观,但除了制瓷业的人士,当然还有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

  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一个穷困的小村子里。

  在家乡,他读过四年小学,又读过一年初中。他的学历仅此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密如织网的乡间小路向太行山下袭来。当它君临北镇——陈文增的故乡——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贫农家庭,竟是村里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

  他的父亲,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揪出来了。

  他一向以为父亲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像村子里许多叔叔大爷一样。父亲大概是村里起身最早的,总是天没亮就背上粪箕子出去,为的是能捡到村外大道上夜间过路的牲口留下的粪便。他会沿着大道走出很远,不只捡粪,还捡路边或排水沟里的石块儿,为了能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再盖两间新房,再过几年给儿子娶媳妇。父亲很爱他。那时粮食不够,吃饭时父亲让他先吃,他不懂事,敞开肚皮吃了,锅里的菜粥已所剩无几。母亲加瓢水,那菜粥更稀

  了。他爱父亲。这样好的父亲,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他害怕,心里又充满疑惑。

  紧接着,更令他无法接受的噩运降落到他身上。

  那天,下着小雨。一阵阵冷风吹着雨点儿潲在教室仅有的两块玻璃上,像孩子脸上的道道泪痕。他耳边响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眼睛却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清冷清冷的。

  教室门突然开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射进教室里。光亮中站着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他肩上披着的绿色塑料布,映得他的脸灰绿灰绿的。他凌厉的目光,直射到陈文增身上。

  陈文增惊恐地看看他,看看老师。他发现老师已经离开讲桌,退缩到墙角。

  贫协主任伸手指着他,你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学校,是我们贫下中农管理的。滚!

  他不知道是自己跑出教室的还是被贫协主任搡出教室的。他被开除了。

  因为下雨,队上没让父亲下地干活儿。父亲正坐在炕沿下的一张小板凳上,呆呆地注视着被柴烟熏得漆黑的墙壁,见他进来只抬抬眼皮,没说一句话。

  他怀着满腹的委屈和气恨,冲到父亲面前,爹,你是不是反革命?告诉我。

  父亲不理他,闭上了眼睛。

  母亲上前拉住他,你还小,不懂这些。

  他甩开母亲的手,向父亲嚷着,他们叫我反革命的狗崽子,我受不了!爹,你知道吗?我让学校开除了!

  父亲睁开眼睛,那张消瘦的脸上,先是惊异,跟着就由于痛心、无奈变得更加颓丧了。他知道,儿子最乐意的事,就是上学。他不能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受窝囊气了。他把自己从1941年到1946年的经历说了,告诉儿子自己是怎样由

八路军领导的村自卫队中队长变成
国民党
区分部书记的。简单地说,他是村里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你想想看,有不识字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吗?

  陈文增终于明白了,怪不得父亲总是郁郁寡欢,常年见不到一个笑模样,原来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且被折磨二十年了!

  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残酷虐待的父亲,很快就垮了。他旧病复发,整天呼噜呼噜地喘

  着。文增担心,说不定哪口气喘不上来父亲就完了。即便这样,父亲还是要起大早扫街,然后去地里干活儿。

  自那天起,他每天早早起来,扛上大扫帚,把指派给父亲打扫的街道和胡同一一清扫干净。下雪的日子,他更不让父亲出去,他怕寒气诱发父亲的哮喘。

  他想念学校。有时他悄悄跑到他们班教室外面,竖起耳朵,他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能听到靠窗户的两个同学唧唧喳喳的耳语,也能听到铁铅笔盒开合的响声;透过木窗的缝隙,他还能嗅到从教室里飘出的带着人体温热的气息。这就够了。能重温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也感到莫大的满足。

  父亲说,想念书就念——在家里念。

  父亲没上过学,但他尊重读书,尊重读书人。

  他想,父亲说得对。戏台上有多少穷秀才中

状元的故事!他们哪有机会进书院,请老师,不都是靠刻苦自学走出困境的吗!

  清晨他代父亲扫街,回家喝碗菜粥又背上柳条筐去山上搂柴火。母亲烧饭烧水用柴火,冬天烧炕取暖用柴火。家里买不起煤,就全靠他了。有时队里活茬儿忙,老人孩子下地也给工分——当然,他不会错过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的机会。其实,那点儿收入也可怜!当时,队上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合一角多钱。忙完这些,才是他读书写字的时间。

  他不说“苦”,因为父亲从不说“苦”。

  由于父亲的不幸,使他们家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沦为村里的最底层。北镇本是个穷苦的村子,处在这个村子里的最底层,就意味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以具备。

  北镇是个移民村,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备水患,政府组织附近住在低洼处的农民搬到这里。为了给失去原有家园的农民作些补偿,政府每年补助给每个村民若干粮票,数额不大,社员吃粮,主要从一家人所挣的工分中获得。父亲被揪出后,有一个时期,他们一家三口的政府补助粮票全部停发,后来只发给陈文增和他的母亲,父亲的那份儿被彻底取消了。靠工分从队上分得的那部分粮食呢?也无影无踪了——反革命分子理应劳动改造,不记工分,而他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这个家,真是陷入绝境了。幸亏,陈文增的叔叔在合作社工作,每月有三十多元工资,婶子又很顾念亲情;陈文增的姐姐嫁了个好人,姐夫是电工,不仅孝敬父母,也孝敬老丈人。就是靠着他们有时送来一袋白薯面,有时撂下几块钱,他们三口才没有饿死。

  “文革”十年间,他们家没买过盐。每当邻居要倒掉咸菜缸里的残汤时,母亲便端着大瓦盆要回来,一年四季,他们就用这咸菜汤下饭。当然,他们也吃菜——夏天有萝卜缨子,有野菜;冬天呢?一冬天,妈妈只买一棵大白菜,放在炕梢儿上,用布裹好,每顿饭只撕下半个菜叶!

  父亲不说“苦”,陈文增也不说“苦”,有时哪怕只吃个水饱,他也不抱怨。

  他想着读书。

  他想着练字。

  课本念完了,他就想办法借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杜甫诗选》,借着什么读什么。

  睡觉的时候,他喜欢把书平平整整地放在枕边。他模模糊糊地期待着,书,也许会带给他一个好梦。

  画门帘、写字花儿、画油布

  1971年,他们附近三个自然村为了给小学毕业的孩子们一个继续求学的机会,共同办了一个农业初中班。陈文增好生羡慕,但他知道,这样的好事没有他的份儿。过了一年,学校换了新主任。母亲和这位新主任沾点儿远亲。新主任一句话,把他送进了农业初中班。

  他插班,念初二。念了一年,毕业了——农业初中二年制。他享受了一年上学的快乐时光,就戛然而止了。

  别的同学都顺利地被保送升入高中了,他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他的堂弟陈增尧吃了伯父的挂落儿,也失学了。

  堂弟哭了,说,上辈子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要牵连到啥时候?

  陈文增没哭,甚至没有怨言。他十八岁了,他知道,照眼前这世道,学校的大门再也不会向他敞开,即便有一天敞开,他也过景儿了。现在需要的是,自己得下地挣工分,养活体弱多病的双亲,同时还要学会一技之长——也许,有一天靠这一技之长他能走出这冷酷穷困的小村子,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闯荡一番。

  他对堂弟说,自古以来,自学成才的人多得是——看你干不干了。

  堂弟泪眼模糊地问他,怎么干?

  他说,不知道。我写字去了。

  在得知无缘升入高中的当天,他就盘腿坐在炕桌前,心平气和地写字了。他想掌握的一技之长,就是能把毛笔字写得出类拔萃。

  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上习字课,当他执笔把红模子上的字端端正正描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在他心头流荡着,而老师画在他字上的大红圈儿,又增加了他的快乐。这以前,他一直临摹叔叔的字。叔叔的字写得不错,但那仅仅是超出一般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而已。如今,他要让写字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仅学叔叔的字就远远不够了。村里有位小学教师,名叫刘进元。他1938年参加革命,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子,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处境不妙。他的儿子因为他也无缘升入高中,当时正辍学在家。刘老师没教过陈文增,却喜欢这个勤奋倔强的孩子。他想帮助陈文增,他知道陈文增喜欢写毛笔字,便找出一本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让儿子悄悄交给他。

  那时,陈文增没有接触过任何碑帖,也没有多高的眼力,但一翻开《玄秘塔》,立刻感到有一股刚健的气息扑到脸上,他看到了一根根强劲的筋骨,看到了在金钩铁划中积蓄的力量,也看到了每个字严谨清俊的结构。他觉得像是有一个刚毅果决的男人在字帖中迎风屹立。他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要做这样的男人。他观摩着,思索着,用手指在字帖上描画着。从此,这本《玄秘塔》不知伴随他度过多少个黄昏,多少个深夜,多少个雨雪飘飞的日子。后来,这本长方形的字帖,在他的翻阅中,四角缺损,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完整的椭圆形了。

  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喝完菜粥就练字,每天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由于写字时总是盘腿坐在粗糙的高粱秸炕席上,他两脚外侧的踝骨已磨出厚厚的茧子。二十岁出头儿,他的体重才八十斤,身材又瘦又小。但他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父亲看着儿子刻苦读书习字,心里高兴——也许真能写出个名堂来!

  那年,他堂兄要娶亲,准新娘提出要求——要一台缝纫机。照说这也不算过分,但“文化大革命”正闹得昏天黑地,上上下下“抓革命”,却没人“促生产”,到哪里去买缝纫机?

  陈文增有个舅舅,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北京二轻局。为了让堂兄能顺利娶亲,家里虽然已多年没与这位舅舅来往,他还是义不容辞地上北京了。

  舅舅不在家,从未谋面的舅母对这个身材瘦小、面目黧黑、衣着破旧的外甥毫不待见,没交谈几句,便让他到外面去等。他满腔的娘舅之情,被泼了一盆冷水,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舅母那轻蔑的目光像两只脚毫不留情地践踏着他的自尊心。他语出惊人,这是我舅舅家。我们虽然穷,舅舅还不至于六亲不认吧!没人邀请,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舅舅回来了。舅舅虽然心慈,却不能当家做主。

  这次不愉快的会面,更激发了他向上的雄心。他愤愤地想,我再也不来你们家了!除非有一天我比你们强。

  他去了故宫,看到了历代书法家的佳作。那是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天,像一个放牛娃一个跟头跌进了前人藏宝的洞穴,四处墨香醉人,四处笔走龙蛇,四处流光溢彩。他惊呆了,他迷醉了。

  黄昏时他依依不舍地走出故宫,在筒子河边的柳荫下流连。一个想法突然跳上心头——“文革”以来,大概没有人正规练字了,即便有,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机会来了,未来的书法家就是我!

  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堂弟增尧交给他二十元钱,让他在北京买些书——中外小说,什么都行。这时他想,对不起了!他离开筒子河,去了王府井的文具商店,买了一堆毛笔。回家之后,怀着被激发的上进心,怀着成为书法家的梦想,他练字更勤奋了。

  一天,下着小雨,他无法下地干活儿,正在家里写字,刘进元老师的爱人打着雨伞来了,说,你不是要学画门帘吗?老刘正画呢,快去吧!他跳下土炕,披上一个化肥袋子就往刘老师家跑。

  当地风俗,家里有人结婚时,每间屋子都要换门帘。新门帘是用粗白布缝制的,但要用墨笔美化一番:在四个边角画上云纹或如意纹,中间上部画一大圆圈,下部画一正方形,取天圆地方之意。圆圈和正方里的空白,是画门帘者驰骋自己艺术造诣之处,或画花鸟草虫,或画高山流水,或画人物。

  刘老师说,以前都是画戏曲中的人物,武松、李逵、关公、穆桂英、貂蝉——现在不行了,得画样板戏!

  陈文增站在一边看着,帮助打打下手。看刘老师画了两个,便心领神会了。

  刘老师见他那跃跃欲试的样子,说,你试试?

  他不怵,说,我试试。

  他一试就成。

  刘老师又惊又喜,不错不错!你挺有天分的!

  他真的挺有天分。

  这天分来自他的母亲。母亲是剪纸高手,拿起一张大红纸,像是很随意地折叠几次,再在剪子上随意地转动几次,一张精巧好看的窗花就在她手上忽闪忽闪像要飞起来。贴在玻璃窗上,满屋子亮堂堂的,过年的喜庆就飘散到家里的角角落落了。母亲不会写字,也不会画花样子,哪怕做双绣花鞋,也是拿起鞋面就下针,绣荷花,绣牡丹,绣小鸟儿,都栩栩如生。陈文增最羡慕的就是母亲那双神奇的手。谢天谢地!母亲把自己的艺术细胞传给了他。

  他向刘老师学画门帘,固然与兴趣有关——凡是写写画画的事情他都喜欢;另外,他也有实际的考虑。家里太穷了,几乎见不到活钱儿。在农村,会一样本事往往就能派上用场,他也许能为母亲换几个钱花。实际并非如此。后来也有人找他画门帘了,人家带来一瓶墨汁,画完门帘还能剩下半瓶,这就是他得到的酬谢,当然,办喜事那天,他还会被叫去吃顿饭的。后来,他又学会了印花纸,给办喜事的人家糊新房顶棚,也是吃顿饭了事。

  他终于给母亲挣到几个钱时,是那年年底。他去看望姐姐,路过灵山镇。要过年了,镇上热闹非凡。四乡八村的农民将自家的家禽山货摆了整整一条街。卖手艺的扬着笑脸,高声吆喝。还有卖年画、卖对联的。看见有人写毛笔字,他的双脚自然而然地找了上去。一个卖字的人吸引了他。那是个中年人,手中执的不是毛笔,而是排笔;蘸的不是墨汁儿,而是红、黄、绿、蓝几种颜料。用这种笔写出的字,差不多一尺见方,花花绿绿,鲜亮夺目。最奇特之处是每个字几乎都像一朵花,或像一只鸟,那一张张条幅上,好像都有五彩的活物在游动,在飞翔,又艳丽又喜庆。他听刘老师说过,这叫“字花儿”,是一种民间书法,在乡镇、在农村许多人家都喜欢悬挂这种装饰品。他站在一边看着,字写得一般,仅是圆熟而已,绝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帖训练;字的颜色搭配也过于俗艳。他想,我会写得比他好!

  在他观看的时间里,那人已经卖出两张条幅——一元钱一张。他想,一元钱,除去一条白纸,一点儿颜料,最少能挣七八角——这是五六天的工分钱啊!更重要的,这是现钱,拿回去就能交给母亲——就能买粮食,还能买笔、买墨、买纸!

  他站在字摊儿旁边看那排笔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看中年人怎样运笔,怎样结构字形,怎样搭配颜色,一直看到傍晚那位中年人收摊儿。

  他到姐姐家要了三块钱,又跑到文具店买了几张大白纸和几种颜料。到家时,天早已黑了。他把父亲的一顶破毡帽找出来。他看清楚了,卖字人的笔头儿是一小片毡子。他把剪下的毡子用铁片夹住,再固定到一只笔杆上,蘸上墨,在报纸上试试,不对!怎么也写不出人家那样清秀的笔画。他去找刘老师。刘老师告诉他,写字花儿的排笔上用的是礼帽上的毡子——薄,硬度适中,有弹性。农民戴的毡帽不行,又厚又软,蘸上颜料后,很难运笔。他明白了,改造了排笔,在家里练了一天,然后就上灵山镇给母亲挣钱去了。

  他的字花儿往集上一摆,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书法早已有深厚的根基,另则,中国古代文人常常是书画并重的,在刘老师指导下,他早已把刘老师借给他的《芥子园画谱》临摹得烂熟于心了。字花儿,本就是字与画的结合,他的基本功,远不是一般农村卖字的人所能具备的。

  第一天,他就交给母亲七元钱。

  可惜,好景不长。在这个贫困的地区,除了年根儿底下灵山镇有几天的繁荣热闹外,大年一过,就冷冷清清了。他真想多挣几个钱,让母亲穿身新棉袄新棉裤,让父亲喝一瓶衡水老白干,可是,就此打住了。

  他有一个朋友,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当年农民中的异类,他常常溜出村子去外地游荡,靠打短工过活。他对陈文增说,你的字写得再好,在咱们这儿也挣不了钱。跟我出去,咱们去山西,准能挣钱!

  陈文增动心了。这个家太需要钱了。另外,他长这么大,一直在北镇这巴掌大的地方转悠,闭塞之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出去闯荡闯荡,开开眼界,肯定大有好处。

  过了初五,他便和那位朋友上路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山西繁峙。几百里地,都是徒步。好在他们都是在贫穷的农村长大的,也不以为苦。那位朋友说得不错,他的字花儿很受欢迎,在乡镇的集市上卖得尤其好,几乎写一张卖一张。虽然他是第一次出外闯荡,胆识却已显示出来,不论多少人围观,议论,他都不怯场,将裁好的白纸往地上一铺,悬肘运腕,一鼓作气,有时甚至能博得零星的掌声。离开繁峙时,刨去两人的吃喝,他的裤腰里已藏了一百多元。

  出行如此顺利,他得到了鼓励。一则,想多看一些异地风光;再则,动了小小的贪心——再挣一百,今后两三年母亲就不必为过日子担忧了。

  他们又去代县。那天正赶上大集。他们找块儿空地,摆好颜料,拿出纸笔,当场就写,一会儿就招来了一大帮人围观。又是写一张卖一张。两个卖字花儿的也悄悄走过来,一看他写的字花儿,两脚就像钉在地上,再也不动窝了。他们正卖得高兴,集市上忽然一阵骚乱,许多小贩背起麻袋,抱着柳条筐四处乱窜。陈文增还没明白,两个市场管理员已经冲到他面前,问他,有营业证吗?交摊位费了吗?一听他的外地口音,二话不说,将他们带到了市场管理委员会。

  他的笔纸被没收了,裤腰里的一百多元钱被没收了。

  这回,他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了。晚了。

  办公室里的人都围在一张桌子前,看他写的字花儿,他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轻声说,这小子的字写得真好!

  他想,这个人也许有点儿怜才之心?他走过去,说,我知道错了,放我们回家吧!那干部说,你们没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没有身份证明,却四处乱窜,这叫盲流儿,知道吗?回去好好种地吧!他真没想到,这就把他们放了。他遇上个好人。那干部让人把排笔颜料和白纸都还给他了,钱却全部没收了。

  徒步走了一千多里,穿着露出大脚指头的破鞋,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他毫不后悔,毫无怨尤。也算见了一次世面,也算展示了一次自己的能力。他深信,终有一天,他会走出这穷困闭塞的小村子,进入外面的大世界。

  还没开春,地里没活儿,村里和他同龄的年轻人都忙于串门子,闲聊天,打扑克。他从不参与。他练字,读书。他有一本《杜甫诗选》,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诗篇都能倒背如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杜甫,成为他最喜爱的诗人。后来,他能写楹联,写古诗,写律诗,甚至填词,他说,这都受益于杜甫——押韵、叶韵、转韵、对仗,都是在读杜诗中慢慢学会的。杜甫那沉郁刚健的风骨,也成为他创作时明确的追求。

  读书、写字,虽然每天吃的是苦丝丝的白薯面,他仍然活得精神抖擞,只是看见母亲那过早佝偻的身影在屋里屋外忙碌,他心中难以平静。他不能看着母亲再端着大瓦盆到街坊家去要咸菜汤了。他想,还是要挣点儿钱。

  他们这一带的人,喜欢把油布铺在炕上,用来防潮。这种油布与城市里的黄油布不同,他们是在粗白布上刷上用桐油和药材熬成的汤汁,晾干后,再在布上画上各种民俗图案,很富有民间情趣,既实用,又是屋里的一种装饰。有画门帘儿、写字花儿、印花纸的经历,画油布,他自信能够胜任。

  第一宗活儿揽到手,令他大喜过望的是,人家给了他十块钱!

  对他说来,画油布不是难事,难在当时灵山镇没有卖桐油的,要买得去阜平——距他家一百二十多里。那时,农村很少有人有自行车,借车就不容易,还要当天赶回——得骑二百五十里地,对瘦小的他说来,真不是易事。

  那天,邻村一个老汉带着一大块布来了,说三天后来取。他说,不行。刷上汤汁后,布晾不干,没法往上画图案。老汉说,在天津的新女婿三天后就到,家里怎么也得有个新模样啊!

  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他就骑车奔阜平。那几天,正有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袭击华北,风也不小,他浑身是汗,不仅衬衣衬裤湿透了,棉袄棉裤也沤湿了。他在阜平买了桐油,才九点多钟。平日来阜平,他都是吃了午饭再回家,这回时间紧,他想早点儿回去,早点儿开始。天很冷,他觉得两只耳朵火辣辣地像炸油饼似的膨胀起来。顶风的时候,他趴在车把上,两个脚蹬子像碌碡般沉重,车轮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拐来拐去,有几次,差点儿摔下来。他身上湿腻腻的。他感觉到汗水在胸前往下滑动,每流出一滴汗水,就像流走一丝精力。他的两腿越来越软了。在距北镇三十多里的土道上,他再也骑不动了,晃晃悠悠下车像摊稀泥似的瘫在地上。吓他一跳!怎么身上嘎巴儿嘎巴儿响?他慌忙坐起来,只见棉袄上棉裤上都挂着亮晶晶的碎冰片——那是他的汗水!

  凛冽的寒风从路旁的排水沟里驰过,土路对面的小杨树林子狂乱地飞舞。天上灰沉沉的,却极其寥廓,在灰色的云缝儿中,有一片片小小的闪亮。他望着那一片片闪亮处,想起自己在北京故宫看书法展览、在繁峙卖字花儿,想起柳公权的字帖,他笑了。往常,在地里干活儿累了,他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写几个字,或者默诵一首杜诗,有时还和着杜诗的韵脚口占一首顺口溜儿,这样,他就不累了。现在,他也想编首顺口溜儿,可头晕晕的,空空的,什么也想不出。

  字,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两年,刘进元老师的“右派”问题虽然尚未得到纠正,但在社会上的处境已改善许多。他眼瞅着为人正派、肯刻苦学习又有志气的陈文增整天破衣烂衫地下地干活儿,心中不忍,又很不平。作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对陈文增没有寄予太高的希望,没有期盼陈文增能取得什么成就,他只是想帮陈文增摆脱困境,活得稍好一些。

  他拿了两幅陈文增的毛笔字,骑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六十多里,到了曲阳县文化馆。

  馆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向馆长介绍了陈文增的为人,然后请求馆长帮助。他说,今后文化馆有写墨笔字的工作,让他来试试。一、不要钱。二、不让你管饭。三、这小伙子不会给你惹麻烦。白干,不图别的,看能不能碰上个机会,从村里出来。

  馆长也是热心人,当即向刘老师表示,把字放我这儿,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一个农村青年,柳体写得这么有功力,真是难得!放心吧。

  刘老师回去不久,设在曲阳县的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厂长刘玉山前来文化馆求助。他们厂接了一批定货,客户要求在瓷器上烧字,而且,字一定要写得好。厂里没有人练过书法,刘玉山只好来请文化馆推荐民间书法家。

  馆长把陈文增的两幅字在办公桌上慢慢展开,问,你看怎么样?

  刘玉山高兴地说,行行!这批活儿上的字,要都能写成这样,客户就没的说了。

  馆长把螺丝又拧紧一扣,现在,能把柳体字写成这样的人,你去找吧,打着灯笼找——看能找到几个。

  刘玉山更加高兴,当即拍板,这个人,我要了!

  得到刘进元老师的通知,陈文增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觉得振奋!自己的工夫没有白下。天道酬勤——这辈子都要记住!

  他也很为自己感动——这些年练字容易吗?其他不说,只说写字需要的纸,就难住他了。姐夫卖掉自留地里的青菜,给他送些纸;婶子给他几块钱,他买些纸;更多的是堂兄弟堂姐妹们利用各种机会给他收集的旧报纸、“文革”中的传单等等。他什么纸都用过,包括坟地里散落的纸钱。每张纸他都充分利用——先写铅笔字,再写钢笔字(难怪后来他获得全国硬笔书法一等奖);写满了,改用淡墨写大字,空隙处写小字,最后才用重墨书写。每写完一张纸,他都卷成一个直筒,搁在一间空屋子里,多年下来,堆满了整整一屋子。还有没纸的时候呢,那墙上、地下就是他抒发情怀的地方了。

  姐夫送来了和姐姐结婚时的被褥——他的被子只是一团烂棉絮,实在无法见人——又留下几块钱,就这样,他进县城上工了。

  厂里招了十二个写字的人,等一个多月后,这批活儿做完,只把他留下了——当临时工。

  他被分配到定瓷试制组。

  他不明白,厂子就叫定瓷厂,为何厂里还设置定瓷试制组?

  原来,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日本侵华时曾随军在曲阳一带驻扎,对当地鼎鼎大名的定瓷印象极深。1972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向周恩来总理问起目前定瓷的烧制状况。其时,曲阳烧制定瓷的诸多窑口,均已在八百多年前宋金的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并从此失传。在周总理的关照下,1974年保定地区在曲阳建立工艺美术定瓷厂,号称“定瓷厂”,其实只是个科研项目。

  定瓷,烧制基地在曲阳县,因古代其属定州辖区,故称定瓷。在宋代,定瓷为宫廷御用之物,特别是盘子和碗,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后来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珍贵。

  定窑湮没了,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也随同历史的烟尘荡然无存。不知道那些八百多年前无名的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更不知道它们的配方,甚至有些精美花纹是怎样划上去的,都无从索解。定瓷试制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千古之谜,烧制出名副其实的定瓷。

  陈文增大为兴奋!对他说来,定瓷并非陌生之物。甚至可以说,他童年的一些美好时光,就是和定瓷有关的。在北镇周围,有不少遍布定瓷瓷片的小山头,最近的一座,只需蹚过村边一条小河就是了。在茂盛的荒草中,散落着一堆一堆的白花花的瓷片,他和小伙伴们专拣那些大片的有花纹的,在河水里洗干净,装在口袋里,走起路来哗啷啷响。他喜欢瓷片白中透黄、白中透青的颜色,喜欢触摸瓷片时手上那滑润的感觉,更喜欢瓷片上的花纹。他那颇有工艺美术天分的小脑袋瓜儿,也曾闪过要刻出这样花纹的念头。万没想到,如今他已厕身试制定瓷的小组中,这是缘分。他这么多年写字练画儿,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里,都能学以致用,他觉得幸运。

  刘玉山厂长知道他除了字写得好,还擅长画画儿,所以让他和和焕一起搞造型和装饰。和焕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姑娘,比他早进厂两年,一直在试制组。在瓷胎上刻花的第一课,就是和焕给他上的。他只看一次,就学会了。在老家,他曾刻过梨木印版,印出花纸,给结婚的人家糊彩色顶棚;他也刻过图章,而且不用写字,可以直接把名字刻出来。比起梨木和印章料,半湿不干的泥胎就好刻多了。没几个月,他已能奏刀如飞,一气呵成,而且刻出的纹饰都颇有韵味了。

  那时,他们烧制的瓷器,都是他和和焕去各地博物馆临摹的定窑真器的仿制品,虽然在瓷胎上刻划各种纹饰他们已非常熟练,但总有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无论他们怎样用心,也刻不出那样的效果,那样的味道。经过多次失败后,他大胆地设想,不是我们的技艺不行,是刀具不行——那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是一刀刻下去的。和焕觉得他说得有理。他很快就自制了一把双线刻刀,果然,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突破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

  多年之后,和焕说,他爱琢磨,别人下班后,就不再想工作了,他不,他总在想。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做好。他真的爱琢磨。在试制组跟着大家干了一阵子,他想,定瓷这么大名气,作品那么漂亮,可定瓷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是怎么来的?组里没人能说得清。他很怀疑,就这样糊里糊涂,忙忙碌碌,能见到成果吗?

  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老师常来他们厂和他们一起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也很关心他们的进展。他向他们请教,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在任何古籍中,都没发现有关定瓷用料、配方及工艺的记载。你们干的是无中生有的事,难,就难在这儿!

  他想,难,没什么。得先学些东西,能像老师们那样有学问,就好办了。

  他找来《中国陶瓷史》,找来一摞有关陶瓷的杂志,像以前他学写字、学画门帘、学刻印版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从此,他像乘上一艘帆船,被春风吹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行程。他吸吮着,实践着,发现着,怀疑着,否定着,总结着,待他四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定瓷研究》问世时,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

  眼下他挣工资了,他想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该让老人家享受享受了。他买了两听糖水蜜桃罐头,让父亲母亲吃。两个礼拜后回家,罐头仍然放在柜子上,他知道,他们舍不得吃。他打开一听,给父亲倒了一半儿,端着剩余的半罐,用筷子夹着,一块块送到母亲嘴里。母亲嚼着,泪水慢慢淌下来。他也哭了。他觉得幸福——能给母亲买罐头了,能孝敬母亲了!

  1979年秋天,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犯了,还全身浮肿。星期六下班,他赶回家。母亲受苦惯了,什么病痛都能忍着,说,没事。别惦记我。他本想留在家里多伺候母亲两天,可为了请北京的专家作鉴定,他们正在赶做新制品。星期一早晨,母亲说,你是公家人,别让人说闲话,上班去吧!父亲也说,没事,我照看着。他走后第三天,母亲去世了。

  自姐姐出嫁后,他和父母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中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突然病故,他悲痛之余不能原谅自己——他没伺候母亲一天!

  本就病病殃殃的父亲,经过这次打击,越发羸弱。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如今,谁来照顾呢?

  叔叔、婶子和姐姐商量,决定给他尽快娶亲,让儿媳妇伺候老父亲——家里还有承包的土地呢!

  他只能面对现实。好在那时人们不再看重出身了,而且他是挣工资的,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又荣耀又实在的事。

  姐姐介绍了一位姑娘,才十九岁,比他小六岁,是姐夫家的邻居。他不认识这个姑娘,姑娘却认识他。那些年他常去姐夫家,人家早就知道他能写会画——他很幸运,娶了个好媳妇。媳妇很俊,个子比他高,又贤惠又能干。老父亲有人伺候了。家里的三亩地也有人耕种了。

  婚后不久,他的命运又发生一次重大转折——他转正了,吃商品粮了。

  转正指标是省二轻局下发的,保定地区只分到两个。那时社会上走后门之风已经盛行,他没有任何庇护,所以也不抱任何指望。他却不知,曾来试制组帮助他们工作的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两位老师是多么看重他。他们不止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他制作的瓷器的古雅与灵气,更欣赏他的正直、好学和坚韧。他不但接到了职工转正登记表,而且在“姓名”一栏中,已经写上他的名字——当地人称之为“戴帽指标”,谁也别想挪用!

  手刻荷花梅瓶惊动香港

  陈文增有个特点令人有些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有才,也许是因为无畏,他喜欢叔叔的字,就学习书法;他喜欢杜诗,就琢磨平仄对仗,写顺口溜儿,写对子;不但写,他还敢投稿,敢拿自己的作品参加各种大赛。后来他的古诗词不但常常见诸报端,书法、楹联、古诗还屡屡获奖。如今,他喜欢读各种有关陶瓷制作、研究、欣赏的文章和专著,读着读着,他手痒痒了,也要试试——他的第一篇论文《定瓷手刻花纹浅说》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正在他们厂,他拿着论文向周老师请教。没想到,周老师很是称赞,不但鼓励他继续把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来,还表示要把论文介绍给她的学生们。

  1981年,湖南搞了一次有关陶瓷科研的“陶瓷杯”征文,他把这篇文章寄去了。他没有得奖,但组委会邀请他去长沙参加一个正在举行的专业会议。他去了,听了许多专家的报告。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他知道了——离开理论就谈不上研究。定瓷厂虽然建立十来年了,大家也很辛苦,但成果甚微,因为大家不了解与定瓷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要想找回失去的定瓷,一定先要从历史上、美学上找到定瓷出现的背景,这是恢复定瓷的重中之重。他知道,这是旷日持久的工作,可能需要干一辈子!

  此时,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它虽然吹绿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的工厂却承受不了逐步升级的风力。工厂效益不好,到1983年底,已处于停产状态,工人无限期地放假了。试制组的人和厂里的工人们一样惶惶不安,同时他们还多一重忧虑——他们为之奋斗十年的定瓷就此放弃了吗?陈文增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深知恢复定瓷生产是极有意义的事,决不能轻言放弃。他找到蔺占献、和焕,问他们,该不该接着干?蔺占献和和焕是试制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对定瓷的感情和陈文增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决不能半途而废!有他们三个做核心,组里的二十多个工人有了主心骨,都簇拥在他们身边。在试制组生死存亡的时刻,陈文增站出来挑了头儿,他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敬重,从此成为这支小队伍的决策人物。

  经过和厂里协商,他们三个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定瓷试制组。陈文增负责试制工作中的理论探索,同时兼当业务员。蔺占献干老本行,继续寻找合适的瓷土,探索合适的配方。和焕负责全部的生产工艺。为了生存,他们决定边试制,边生产。而只有拿到订单,才谈得上生产。陈文增想,国内陶瓷市场竞争激烈,定瓷厂正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败北的,要想拿到订单,必须另辟蹊径。

  他跑到保定市外贸局。

  人家说,你们厂不是挺牛气的吗?前两年我们要看看你们的样品,都不行。现在怎么倒找上门来了?

  他连忙道歉,并说,我们现在承包了。我拿几个样品来,请你们看看我们的工艺水平,如果满意,咱们可以合作。

  人家不冷不热地说,那就送来吧——先看看再说。

  当他把他和和焕的两件作品送到外贸局时,那位工作人员只看一眼,便态度大变,这是你们做的吗?

  他点点头。

  那位工作人员兴奋地说,定瓷味道十足!真没想到,你们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听到由衷的称赞,他也高兴,同时也暗自惋惜,可惜,徒有其表!

  很快,他们就成了合作伙伴。

  一次,外贸局要五百个孩儿枕。孩儿枕是宋朝定瓷的代表作,非常著名,他和和焕都在北京故宫临摹过,资料是现成的,工艺上也没困难,只是,外贸局要求半个月交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做一套模具就需要四十五天,再上生产线,又要十五天,整整两个月才能完成。

  蔺占献着急,总不能让到手的订单就这样作废呀!

  陈文增说,我试试。

  从他在老家练字的时候起,他计算时间的方法就与众不同。白天要上学或下地干活儿,练字只能在晚上。长大以后,无论做什么,他都习惯把晚上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年过五十之后说,我最自豪的是这么多年没浪费过时间。那天晚上,等大家走后,他铸了一块石膏,备齐刀具,天快亮时,模具已经做成。平日,新做出的模具要经过十五天自然风干,现在等不及了,他用电风扇不停地吹,半小时后居然行了。十五天后,他们准时向外贸局交货。

  这一年,他们选出一些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河北陶瓷展。

  他们的作品已与前几年颇有不同了。他钻研陶瓷理论的心得,得到了试制组的认可,从而有力地调整了他们在一些工艺上的追求。他曾将定瓷与汉唐以前的瓷器、明清的瓷器作过比较。他认为汉唐以前的瓷器厚重大气,明清的瓷器虽然秀丽多姿却失之于繁琐。定瓷,自成一格,挺拔俊美,朴拙自然,它简洁的图案总是呈现一种意境美,这是受宋朝书画崇尚意境美的影响。有了这种总体的认识,他发现过去他们在仿制定窑真器时颇有一些问题。比如,定窑真器上,多有泪痕,向有“无泪不成定”之说,所以在制作中,他们便故意弹点上一些瓷釉,作出泪痕状;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线,他们认为这是美中不足,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刀痕和刀线擦平。现在,陈文增认为,泪痕、刀痕、刀线,是定瓷朴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定窑特殊的工艺决定的。人为取舍,不但不自然,更是费力不讨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而生辣感是行家们欣赏定瓷时的习惯感觉。

  他们在香港参展的作品,正是展示了他的种种新发现。

  他们获得了成功——巨大的成功。

  香港各大媒体均惊喜地报道消失八百多年的定瓷重返人间!

  他们送展的作品,除一对姊妹梅瓶陈文增不愿出售外,其余全部售罄。特别是他烧制的手刻荷花梅瓶,得到高度赞扬——“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的承包成功了。仅以大家的工资来说,承包前,他们的日工资一元二角,现在四元多,是承包前的三倍。那年,陈文增第一次把一千多元钱交到媳妇手里。能够养家了,他充满自豪。

  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

  轰动香港的河北陶瓷展,给试制组带来巨大的声誉,也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但这些收入放在定瓷厂全厂来看,就微乎其微了——他们无力挽救厂里工人的命运。保定地区二轻局,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把这个包袱甩给曲阳县二轻局。

  地区二轻局局长虽然迫不得已同意这个决定,但对恢复定瓷生产却念念不忘。他找来陈文增和蔺占献,说,厂子虽然交到县里,但你们的试制工作还要继续。我去说说,让县里把厂子交给你们俩,怎么样?

  蔺占献当过车间主任,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他当即表示,搞定瓷,我们乐意,但这是个要求效益的时代,定瓷厂二三百人,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局长说,你们肯继续干下去,这就好!

  后来,经过他的协调,先把厂里的一半工人调往曲阳县的石雕厂,这样,在1985年

  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挂牌,厂长蔺占献,副厂长陈文增。

  恢复定瓷生产,是项科研工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香港媒体上广受赞誉,但他们自己明白,那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固定的配方。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而他们没有科研经费。

  县二轻局同样是希望他们能挣钱的,对他们的试制工作并不看好。不久,另派一位厂长取代了蔺占献。对蔺占献的免职,陈文增他们并不看重,但新厂长宣布停止定瓷试制,要生产高压线和变压器上使用的瓷珠——所谓电瓷——这却是他们万难接受的。

  蔺占献自动离厂,去了饲料公司。他身在饲料公司,心还在定瓷上。一天晚上,他去陈文增家,说,1983年全厂放假,咱们还能搞承包,现在全线转产,想承包都不行。你看怎么办?

  陈文增说,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他不让干,咱们自己干。

  蔺占献说,上哪儿找地方去?

  陈文增说,咱们先小鼓捣着,找上和焕他们几个就行。咱们就在西屋里干。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他把媳妇和孩子接到县城,租了四间房子,两间西屋只堆放些杂物,清理一下,便可以将就使用,反正做坯、划花、施釉都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试制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理直气壮地到厂里去拿,反正转产后那些东西也没用了。他们每天下班以后干,像地下作坊似的。后来他们还萌生了自己办个小厂的想法,但因无法筹措资金,只好作罢。

  陈文增的媳妇对他的痴迷很不理解,总是抱怨,辛辛苦苦,又挣不着钱,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呀!不能干点儿别的。

  他说,我不干别的,也不会干别的。

  媳妇并不就此罢休,她会把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一一倒腾出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媳妇是好媳妇,是过日子的人,这个家也难为她操持。1980年他转正了,工资却少了——当临时工时是计件工资,每月能挣五六十元,转正后才挣三十多元。为了去外地博物馆临摹定窑器物,为了向外地专家请教,他常出差。出差费每天只补两元,以致每出一次差,家里的经济就紧张一次,有时媳妇不得不回娘家驮回一袋白薯面来。他心里感谢媳妇,但像中国许许多多男人一样,在单位、在社会上他们都有一定的自控力,包涵、忍让、顾全大局,但他们很少把这可贵的自控力带回家里,面对媳妇,他们再也不是谦谦君子,他们的耐性有限得很。陈文增也属这类男人,所以吵吵闹闹时有发生,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上电瓷,并没给厂里带来利润,仅半年时间,就亏损十多万元,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们又无限期放假了。

  为了生活,陈文增办了停薪留职,借了些钱和朋友办了一个美术服务部,经营陶瓷、化妆品、文化用品等。做生意他不擅长,又总是惦记定瓷,心里很苦。

  不久,县二轻局让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陈文增当选。

  局长找他谈话,他提出三点要求:一、继续定瓷试制,搞别的,我不回去。二、把蔺占献调回来,当副厂长——搞定瓷,没他不行。三、人事安排,我说了算。局长全部同意。

  他退出美术服务部。1986年,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厂里渐渐出现转机。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按当地规定必须做绝育手术。等他从老家回来,厂里已经大变,定瓷试制停止了,转产不锈钢餐具。他气愤至极,去找二轻局长。

  他说,这一年,我们已经扭亏为盈了,欠账全部还清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账上还有三千元的利润,为什么让我们转产?

  局长说,这一年,你干得不错,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只能算微利企业,现在市场上不锈钢炊具利润很大,你们要抓住机会。

  他说,当初你要说让我回来给你们挣钱,我就不回来了。我只会搞定瓷,不会挣钱。

  他知道,事到如今,再跟局长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时,他已经是定州市政协委员,曲阳县政协常委。一次县政协开会,县委书记也来参加,他想,这或许是个机会。

  他要求发言,谈了定瓷厂这一年的变化,特别谈了这次转产。他说,想吃桃子,种啊!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定瓷是曲阳的,河北的,也是中国的!为什么弃之不顾?

  他慷慨陈词,感动了在座的所有政协委员,大家都说,定瓷是曲阳的牌子,不能放弃。

  县委书记认真地听了他的发言,郑重表示回去要认真研究。

  然而,事情没有任何改变,不锈钢的锅碗盘碟仍旧在车间里叮叮当当响。

  试制组从1974年成立,至今已十三个年头,窝窝囊囊地落个这样的结局,大家都不甘心,可是绞尽脑汁也不能改变二轻局的决心。也算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一位朋友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隶属国防工办的建华玻璃厂愿意接纳试制组的成员,而且可以在厂子内部为他们成立定瓷厂。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说是一线生机呢?因为建华玻璃厂在灵山,在距离曲阳几十里外的深山中。那时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冬天天黑得早,一两个星期未必能回家一次,若赶上下雪,更难说了。试制组里的人都拉家带口,各有各的难处。比如,蔺占献的媳妇患心脏病,是个长年病号;他的爷爷已经八十多岁,再加上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都离不开他的照顾。和焕的孩子才一岁多,刚把公公婆婆从农村接出来。婆婆说,人家都想法子从山里出来,你们倒要进去!你要是去,我们就回老家!试制组的二十多人,虽都有一辈子干定瓷的决心,但面对家庭中摆脱不开的责任,他们也只能违心地另作选择了。

  1987年冬天,蔺占献、和焕和四位工友毅然北上灵山山沟,建立了隶属建华玻璃厂的河北工艺美术定瓷厂。

  陈文增比他们晚到三个月。他是个厚道人,而且一直在底层挣扎,对县委书记郑重的官话信以为真,心存感激,所以在他准备离开曲阳时,将自己的一首古诗写成条幅,托人送给县委书记,以志一次相知。

  县委书记看到他的字,他的诗,这才恍然——陈文增是个人物!有几个老干部也说,陈文增是个人才,又是政协常委,如果让他去玻璃厂,就等于这个人走了。

  县委书记立即给人事局打电话,扣住陈文增的档案——不放人。

  人事局长找陈文增谈话,不要走!你可以当县文联主席。你爱人是农村户口吧?我们给她办“农转非”。

  条件不错,特别是将他媳妇办成“农转非”更具吸引力,但陈文增不予考虑。他去意已决。他要和他的伙伴们在一起,和定瓷在一起。

  僵持了三个月,他胜利了。

  在灵山有一样好处——距十八坡的定窑遗址近了。

   十八坡共有十三个堆满定瓷瓷片和匣钵残渣的小山头,连成一个十几里地的半环。以前他们也曾到这里捡过瓷片,但那是偶尔的,今后他们可以常常来甚至天天来了。十三座瓷片堆里的瓷片,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们来自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不同窑口。每一块瓷片都是定窑产品形制、工艺特征以及烧成、装饰的标本,是定窑原料配方、艺术发展的标本。他们别无依赖,瓷片,是他们唯一的教科书。

  站在荒草萋萋的山头,脚下是白花花的瓷片和姜黄色的匣钵碎块,他们遥想着八百多年前座座定窑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的壮观景象,一颗颗心不由得怦怦跳动。作为曲阳人,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也感到肩上不能推卸的责任。

  捡瓷片,拿回去砸成粉末,进行化学分析,再找与瓷片质地相近的瓷土,成为他们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他们的试制品,已经过两次专家鉴定,评价很高,赞之为“质近”宋朝定窑,但在他们的长期试验、生产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实践使他们不得不否定过去,否定自己,甚至否定专家的某些肯定。他们有这样的勇气。

  定瓷在曲阳,不在定州

  好事多磨,看来是个规律。

  1992年,国防工办命令属下全部三线厂都要迁至铁路沿线,处在山沟里的建华玻璃厂亦属搬迁之列,当然,厂内之厂——河北省工艺美术定瓷厂也要随行。

  定瓷的故乡是曲阳。离开曲阳,离开当年定瓷的原料基地,他们还能试制成功吗?定瓷是有独特个性的,是地方的,他们不能离开曲阳。

  他们几次和厂方交涉,厂方的回答非常肯定——都得走,没有例外。有人劝告他们,玻璃厂实际就是军队,军队只讲纪律——军令如山倒。别再去找厂长了,倒把关系弄僵了。陈文增心里只有定瓷。他还知道,他们这伙人只有在曲阳才能把定瓷发扬光大。他坐火车到石家庄找到省军区国防工办反映他们的特殊情况,希望能让他们留在曲阳,但正如劝告他们的人所说——军队只知道规定和命令,别的话都听尔不闻。

  他的坚韧确实超乎常人。当他在石家庄第三次碰壁后,他说,那我们七个人只能集体辞职了,我们办辞职手续吧!

  接待他的干部词严义正地警告他,你这是闹独立,要受处分的!

  受处分他也不怕。这件事情太重大了,一想到要被迫离开曲阳,便有种被卡住喉咙的感觉总是纠缠着他,使他难以喘息,神魂不定。在家想了两天,他又上石家庄。这次他幸运地见到了国防工办的一位主任。他唇焦舌敝,把试制组这十八年来的种种磨难诉说一遍,那位主任被感动了。

  主任说,你们要留在曲阳的事,我听说过。看来,你们不是为了个人,这就好。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工办不能帮助你们,但也不能阻碍你们——这个坏名声我们背不起。如果你们离开玻璃厂,有什么打算?

  他说,我们曾想自己办厂,可筹集资金太难了。

  主任说,好,你先回去。会有办法的。

  不久,主任通知他去石家庄,告诉他,你们七个人可以脱离玻璃厂了。我把你们的情况向定州胜利客车厂的宋厂长作了介绍,他很同情,愿意接纳你们,但不能给你们建厂。我把你们想建厂的想法跟他说了,希望他能给些帮助,他说可以考虑。你去找他吧。

  直到现在,他仍然十分感念这位工办主任,他说,是他帮助我们渡过了又一个难关。我的命不错,又遇到一位好人!

  在定州,他和宋厂长谈得十分融洽。

  宋厂长说,你们办个厂,我投资二十万,你们自己再张罗一些。厂子就挂靠在我们这儿,我在厂里给你们划出一块特区,你是二级法人。你看怎么样?

  他听宋厂长要投资帮他们建厂,像在黑暗中突见曙光一样激动,他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了!只是,厂址还得商量。

  宋厂长说,厂子设在我这儿,你们可以省很多钱,还可以得到许多方便。

  他说,世人都知道,定瓷在曲阳,不在定州,搞定瓷是不能离开曲阳的。

  宋厂长非常爽快,只要对试制定瓷有利,在哪儿办厂都一样。

  1992年7月,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在曲阳县西南角一块荒凉的山坡地上挂牌成立。陈文增任总经理,蔺占献、和焕任副总经理。他们请回了原试制组的部分伙伴,又从社会上招收了十几个有文化又心灵手巧的青年,二十几个人,不敢说兵强马壮,却也是一支能艰苦奋斗的队伍。

  当时,在造型和花纹装饰上,他们已尽得古定瓷之妙,滞后的是原料和配方,而这恰恰是形成定瓷特殊瓷质的决定性因素。为此,这些年蔺占献不知付出多少辛苦,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曲阳四周的山山岭岭,有时甚至背着几十斤瓷土徒步走回厂里。毫不奇怪,他们一直用最原始的试验方法,只能一次次地尝试,成千上万次地尝试,慢慢积累数据,积累经验。

  现在,能自作主张了,又万事俱备,当然,他们要大干一场。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他们准备建厂时,旁边村子里的一支建筑队便来强行揽工,为了以后能和邻居友好相处,他们把相对简单的厂房交给了建筑队,待建窑炉时,他们说,我们的窑有特殊要求,得请专业施工队。工头儿说,有图纸就行。他们仍是婉拒。工头儿问,你们用哪儿的土?用哪儿的水?总不能用直升机运吧?在威胁面前,他们让步了。

  这次让步,大错特错,在以后的三年中他们后悔莫及。

  新窑在试用后不久外面就出现裂纹,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裂纹不断增多,不断扩大,以致直接影响了窑内的温度。有人说,陶瓷艺术就是火的艺术。窑不行,产品质量就很难控制。他们的器物出窑后,有的脱瓷,有的留下烟熏痕迹,更有的挂着火疵的疤痕,令他们气愤不已。

  他们是用生产养科研的。由于窑不行,他们的成品率非常低,大约只占30%左右。若生产特殊器物,合格率更低。他们曾为一客户生产二百套魔壶,结果烧了两千套,才挑出二百套合格的。成品率低的结果是亏损。亏损的结果是发不出工资。从1994年开始,直到1996年,每到春节前,陈文增都要到烟草公司或城建局借钱。在职工会上,他说,借到的钱不多,只能发给工人;部门经理以上的,包括蔺占献、和焕、我,暂时不发。当时就有几位年轻工人说,我们也不领。过年,我们有办法。他的眼睛潮润了,说,不能按月发工资,已经对不起你们。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给我们,我们却让你们受了委屈,对不起!钱一定要拿回去,算是我们对你们父母的一个交代吧。

  他家里也不好过。两个儿子都在上学,这个费那个费开销不少。蔺占献和和焕从钱到物没少帮他。蔺占献的媳妇给蔺占献做衣服,总是一模一样给他做一件。有几年,他大儿子穿的衣服都是蔺占献儿子穿小的。还好,他媳妇能干,每天晚上和十斤面打成烧饼,第二天推到街上去卖。一斤面挣一元,十斤挣十元。一个月能挣三百元,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

  有人跟他开玩笑,你自己开着大公司,怎么还让媳妇在街上卖烧饼?

  那两年,他感触良多,难免诉诸诗词。

  有一首七绝,系感慨研究原料配方屡遭失败之作:

  餐风饮露又何妨,捣柜翻箱日日忙。

  最是千难空下泪,云高无处寄衷肠。

  还有一首,是慨叹劣质窑炉使公司陷入困境之作:

  漫云当日气凌霄,器毁烟封又一窑。

  可叹三千回合后,嶙峋瘦马骨能敲。

  正如前面所说,他也是那种回家以后便松弛了自控力的男人,如今在公司里焦头烂额,在家里难免就脾气大些。

  一次,他晚上回家,看见媳妇和大儿子正在看电视剧。他一向是珍惜时间的,在他的一首题为《惜时》的律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拈花弄草由君弃,放牧伐柴便我偷(指在老家当饲养员或打柴时,偷闲习字)。尽说春风常化雨,不知霜雪早侵头。”媳妇看电视他无话可说,可上中学的儿子天天晚上着了魔似的虚度光阴,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他大怒,抱起电视机说,让你们看!我把它砸喽!电视机的电线插头和插座连得很紧,他没拔出来。喊了一声,出了一口恶气,他也就把电视机放下了。殊不知,媳妇却不依不饶,嚷着,你怎么不砸了?不砸,你不是汉子!他拔下插销,将电视机扔到院子里。虽然过了两天,他借钱给媳妇买了一台二十九吋的大彩电,但也没有得到媳妇的谅解。

  直到后来大儿子上大学了,一次他偶然看到小儿子给在外地的哥哥写的信,才知道两个孩子为他们夫妻间的争吵是多么惊恐,忧虑。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他的父母也争吵,像每天要吃饭一样,是生活的内容之一。有一阵子他当生产队里的饲养员,不睡在家里。他不放心,有时悄悄跑回家,站在院墙外偷听一会儿——看爹妈是否在争吵。那时自己是什么心情啊!他知道了,由于自己的任性,已经深深伤了两个孩子的心。第二天,他对小儿子说,写信告诉你哥哥,我和你妈妈不吵架了,你们放心吧!

  果真,他和媳妇再也不吵架了。

  他是说话算数的人,历来如此。

  正是他的淳朴、正直、拘执、胆识和才气,形成他一种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在与伙伴们的长期共事中,这种人格魅力就演变成一种大的凝聚力,伙伴们认准了,他可以信赖,跟着他一定能把失传的定瓷找回来。在最困难的三年中,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出,没有一个人抱怨。

  反之,这三年是定瓷试制二十年来成绩最辉煌的三年——算是瓜熟蒂落吧。他们终于完善了定瓷的配方,规范了多道工艺。陈文增和和焕的作品在全国多次大展中,屡屡获奖。特别是1995年陈文增的《日用美术定窑陶瓷》研究课题论文的获奖,标志着他们经过二十年的苦心钻研,定瓷这一千古之谜,终于破解!

  新的声誉,依然不是金钱。那座破窑始终苦恼着他们。即使来了订单,还是亏损。早该建一座新窑,只是自己没钱,又借不到钱,只能苦苦支撑着。再这样下去,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为了定瓷,陈文增拿起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援信,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人手一封。

  领导们震动了,他们这才知道近几年来为曲阳获得诸多声誉的陈文增及定瓷公司处境如此艰难。县委书记亲自联系银行,给他们贷款。

  1997年新炉建成,从此,他们走上坦途。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确定了新的目标,碰到新的问题,又创造出新的成果,但那是另一篇文章了。不过,我们可以为其略述一二:

  近些年,刻有“陈文增制”及“陈氏定窑”款识的定窑产品除供给国内市场外,还出口日本、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并与日本客商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其作品获“中国茶与瓷文化展”名人精品特等奖,“中国工艺美术世纪大展”金奖,专利魔壶获得日内瓦全球发明家协会金质奖章,有的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收藏。

  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河北日报》、《中华儿女》等全国五十余家报纸、杂志及中央电视台二套、四套、七套等媒体报道。陈文增的事迹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被授予“全国自学成才奖”、“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获“河北文艺最高奖”——振兴奖,荣立三等功。他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又是河北省第六届党代会代表,河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陈文增一边研究生产,一边撰写理论著述,论文《定窑刻划花艺术的美学思想》、《定窑文化品位确立之艺术借鉴》、《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等先后在《中国陶瓷》、《河北陶瓷》、《文物春秋》等专业性理论刊物上发表,为当前定窑生产制作起了指导性作用,学术论文《定窑科技发展管窥》获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2003年底,陈文增的鸿篇巨制《定窑研究》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一百余幅图片,《定窑研究》的出版,填补了定窑无理论的历史空白。

  至今,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已完成多项由省科委下达的计划内项目。公司已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雄厚的技术力量及优越的产品结构,并荣获中国民营企业十年成果奖,被评为“中国质量、服务、信誉AAA级企业”。(母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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