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恩强：道是无情却有情

　　道是无情却有情

　　专家档案：

　　令狐恩强，男，43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导师。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分会常委，美国消化内镜学会国际会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会北京分会委员。北京市医疗鉴定专家库专家、中国国际招标专家库专家、国内著名中青年消化内镜专家、中央医疗保健专家。

　　荣获姜泗长医学奖，获得多项临床医学器械发明专利。

　　一

　　令狐恩强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即使他不告诉我，但仅凭“令狐”这个读来飒爽、品来有味的浪漫复姓，我就能说出他的祖上家谱。

　　我读过一些关于姓氏起源的史料，据古书记载：“复姓令狐出自姬姓。周文王裔孙毕万，春秋时任晋国大夫，生子芒季，芒季生魏犨，即魏武子，武子又生魏颗，曾生擒秦国大将杜回，因功受封于令狐邑，其后代遂以祖上封邑为姓，是为令狐姓。”而历史上所提到的令狐邑，正是令狐恩强的出生地——今天山西省的临猗县。据说，现在山西姓令狐的总共不到五千人，若论家谱，令狐恩强该是周文王的后裔。

　　尽管令狐恩强的祖上曾经显赫，但是1963年9月20日出生的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家孩子。他在家中排行老四，母亲是位劳碌命的农妇，父亲受过私塾教育，解放前当过教书先生，后来入党参加革命，在当地县委供职。

　　临猗县位于黄河以东、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运城盆地，那里又称“河东”，无山无岭，一马平川，历史上出过不少风流人物。恩强家住的是个坐南向北、南北长的长方形的小院，全家人靠着母亲辛勤劳作所争的工分和父亲六十块钱的薪水维持生计。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大多时间吃的是玉米红薯，很少吃大米白面。他的孩提时代苦涩贫寒，一个铁疙瘩似的小闹钟，便是家里最值钱的家什了。

　　幼年的恩强常跟着爷爷蹲在院里晒太阳。院墙有扇可以开进拖拉机的大铁门，门下有个不深的排水土沟。许多次，恩强午觉醒来，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淘气地从院门下的土沟爬出去，到村里追鸡吓猫，害得大人惊慌寻找……说起童年旧事，令狐教授的记忆片断、模糊，如同一幅幅叠闪的投影：

　　“早晨，天没亮母亲就叫我起床，瓷白的月光照亮了窗外的半个院子。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地上永远铺着蓝灰色的积雪。天黑路滑，指头冻得又红又肿。早上到学校上自习，孩子们要自己生炉子。农村没炭，只有煤渣，点火要用干草引。教室里总有一股呛人的烟味。

　　“小学其实没学什么，当时提倡‘学制要缩短’、‘批白专路线’、‘批师道尊严’，还鼓励学生‘交白卷’。所谓‘立体几何’，其实让学生做砖坯子。上课老师教不了什么，而是贫下中农政治代表哇啦哇啦地讲。

　　“我从小就帮家里干农活，养鸡，喂猪，割麦子，拾麦穗儿。我最喜欢干的是打地鼠，打一只地鼠能挣一毛五，这对乡下孩子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至于玩儿？现在真想不起我小时候玩过什么。

　　“小时候我很内向，怕见生人。老师之所以选我当班长，是因为我学习好、不闹事。我父亲在二十五华里外的县城当干部，很少回家。寒假父亲接我到县城住，但整天把我一个人丢在家，经常闷得一天不说上一句话。回到乡下，心里的委屈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少年恩强一边劳动一边念书，在家乡一直读到初中。内向的孩子多有超常的敏慧，恩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显出少有的天赋。1978年夏天，他在全地区十三个县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他与第一名仅为1分之差。因此，他被保送到山西省重点高中——康杰中学的重点班，并且得到了老师的重点栽培。

　　全国恢复高考时，恩强还在读中学，并且始终是数学尖子。数学老师不仅让他当课代表，甚至把为全班布置习题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那时他学数学简直走火入魔，成天抱着几何书冥思苦想，凭自己的逻辑推理运算，用公式与数字搭筑自己未来的梦想国。那时的中国百姓还很单纯，既不“向钱看”，也不“向权看”，社会上的流行语是：“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少年恩强的理想是当像华罗庚、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

　　直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他都打定主意要学数学。没料想，临到填写高考报名表时，恩强的父亲发动了周围的所有亲友，对儿子进行“轮番轰炸”：劝他改变志向，当一名医生。他回忆说：“父亲当时非要我学医，也许是被爷爷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折腾怕了，我哥哥也是个病秧子……”

　　不过，令狐恩强是个倔强孩子，即使有父亲的“高压”，他还是将

　　讲到这里，令狐教授一再强调：他当初考医实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我能够体会出：已经当上主任医师、医学教授的令狐恩强，虽然嘴上抱怨，实际内里充满了感激。他稍稍停顿片刻，又说：“当然，我父亲反对我学数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担心我学数学后，性格会变得更孤僻。”

　　　“让我说，你当上军医是命中注定。”我诡谲地笑道，“想当初，你们令狐姓的祖先魏颗，就是春秋战国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而在唐高祖年间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又是北周的大将军。所以从血统上看，你能够考上军校、当上军医，也是你家祖上的缘分吧……”

　　二

　　第四军医大学设在西安。令狐恩强到西安报到时，年龄只有十七岁。

　　十七岁花季，本该是无拘无束的多梦年龄，与肃杀严明的军规军纪似乎相距甚远。尽管令狐恩强进校前还有些不大情愿，但他一旦穿上学校发的那身从里到外的新军装时，忽然感到一股勃发的英飒和博大的使命感。

　　令狐教授说：“学员的军装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装，尺码肥大，并不合身，而且要经过两周军训才发给我们红领章。那两周我们天天踢正步，练刺杀，盼着早日戴上红领章。两周后，学校举行了发领章仪式，我们神气得就像军官接受军衔。”虽然令狐恩强生性内向孤僻，不好打斗，但是他一穿上绿军装，就感到自己变了个人。战士装，红领章，不仅使他显得英气豪迈，而且让他听到了神圣的呼唤。

　　学员宿舍是幢四层楼，令狐恩强住在二层。十平方米的军舍简陋整洁，六个男生合住一室。学员们要将统一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教导员经常进门抽查，稍有不整，就是一通严厉训斥。好偷懒的学员干脆将叠好的“豆腐块”用针线缝好，睡觉时宁可不搭不盖。校园里只有一个澡堂，男女学员隔日轮用。不过只要不是冬天，小伙子们便可以大呼小叫地在宿舍楼内的盥洗室冲凉。

　　宿舍楼下是大操场，是学员们平时“放风的地方”——集会，操练，散步，嬉闹，天气好时，周末能放两场露天电影。放映机就设在宿舍楼二层的窗口，令狐恩强和舍友们不用下楼，就可以享受“主席台”的位置。军校里放电影大多回避爱情，不是《渡江侦察记》，就是《奇袭白虎团》，再有就是《南征北战》、《苦菜花》，以免拨动男女学员的“利比多神经”。不过回想起来，令狐恩强并不抱怨：凡事一分为二，有失有得，禁欲的军校生活不仅培养了他们很强的自控能力，更为后来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说起医学，其实对令狐恩强并不陌生。他爷爷是个“药罐子”，由于患有慢性病，一天到晚离不了药。老人以前做小买卖，见过世面，经常从各地带回稀奇古怪的中草药，然后照着医书上配方琢磨着吃。令狐恩强记得，爷爷曾将蜂蜜跟核桃仁混在一起炼成胶冻治咳病，他经常趁爷爷不注意时偷嘴吃。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糖果，爷爷的药就跟冰激凌一样甜。

　　恩强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纸页泛黄的《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出版的线装书。他有时偷出来胡乱翻翻，并且一知半解地学两招，有时还搞点儿“小发明”。比如说，恩强小时得过癣病，一到二三月份就开始起皮，先是奇痒，后是刺痛，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在癣上涂酒精，结果烧得皮肤通红。他小时还患过脂溢性皮炎，头上有的地方结了痂。当时还没有各种药效的洗发水，就连香皂都是奢侈品。于是，恩强像一个偶发奇想的炼丹士，将拣来的牛角在瓦片上烤干，然后在石臼中捣碎，研成粉面儿撒在头上，再用缝衣针点刺头皮，直到出血。结果虽不灵验，但也算他生平所做的第一次临床实践。

　　十七岁本该还是天真少年，可是十七岁的士兵应该告别少年时代。“部队是个大熔炉”，令狐恩强对此最有体验。在他大学读书的五年里，身边发生过两件震动全国的英雄事迹：一个是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另一个是轰动一时的华山抢险。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

　　张华是黑龙江人，1979年考入四医大。1982年7月11日，二十四岁的张华正在西安康复路南口散步，忽然听到“救人”的呼喊，一个掏粪老农掉进了粪池。张华立即扔下挎包和相机跑过去，一把拦住一个正要下去救人的老伯说：“你年纪大，让我下!”说着纵身跳进了粪池，结果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张华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激烈辩论，也使象牙塔内的令狐恩强突然意识到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对个体的期望。

　　时隔一年，1983年5月1日清晨，正在华山春游的一百多名四医大学员突遇险情：十几个游客像石头一样从“太华咽喉”的千尺幢翻滚下来，任建军、王强等学员冒死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十几条性命。与此同时，另一批学员在百尺峡的悬崖边筑起一道“身体护栏”，疏散游客。还有些学员以超人的毅力连成一条肉体传送带，将遇险游客抢救下山。尽管令狐恩强未能亲历抢险，但是校友的精神感动了他。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呼唤英雄”，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仍可蕴涵伟大的意义。这种和平时代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令狐恩强的军人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他后来的工作态度与生活理念都影响至深。

　　时隔二十年，当功成名就的令狐教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他特意敬谒了竖立在校园内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纪念碑”。时光流逝，景物更迭，似乎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想起。也许生活并不存在遗忘，所谓的“遗忘”，其实是一种铭刻式的沉积。

　　在昔日校园里，令狐教授与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并肩漫步，谈笑风生，不时与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员擦肩而过，看着一张张单纯明朗、未经挫折的笑脸，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过这般青春的岁月和激情。那个年龄的人，总是盼望能快点儿成长，早日成材；等到真过了不惑之年，当了主任、教授，人们这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的幼稚，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阳光下，教学楼的玻璃熠熠反光，空气里，他隐约嗅出一丝与植物或土壤气味相掺和的福尔马林味儿。

　　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它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1954年它与第五军医大学合并，而五医大的历史要比四医大更早，其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创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四医大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就连学校解剖室的尸体储存量，也都让兄弟院校刮目相看。令狐教授说：他入校时，解剖室里居然还有已经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尸体！那些成年累月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的尸体，由于蛋白变性变得又黄又硬，不仅没有光泽，也早已失去了弹性。解剖课上，锐利的手术刀划下去，如同在割轮胎的胶皮。

　　说到解剖，我顿时找到了可以引起共鸣的兴奋话题。原因是，我和令狐教授不仅年龄相近，而且我也体验过六年的医学生经历。对于学医的学生来说，解剖课都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面对死尸，要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惧。

　　我读大一时，一个小组解剖一具尸体，每个小组都是三男三女。记得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尸，顿时引起临近小组的嫉妒。他们分到的是个干瘪老妇，不仅解剖起来不美观，而且器官成比例的小，皮下脂肪不成比例的厚，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最恐怖的是，所有尸体的眼皮、鼻翼和嘴唇都被割掉，想必是怕万一遇到相识的亲友。所以每次上课掀开遮尸的油布，都会看到那张鬼笑的嘴脸。

　　令狐教授听了频频点头，并说他解剖的尸体比我说的还要可怕：整张脸没有皮，面肌暴露，牙龈外呲，眼睛像弹球似的鼓鼓地瞪着。“带我们实习的是一位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副教授，他教学严谨又乏幽默，还经常给学员讲恐怖故事。他说他带过一个梦游的女生，在宿舍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夜里梦游到解剖室铰死人肉吃……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天黑不敢进解剖楼。”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看到死尸时并没觉得害怕。但当我看到尸体上挂的编号牌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解剖的是个60年代死亡的年轻人，死亡年龄和我当时的岁数相同！十七岁，我还是头一次面对生死，对死亡我还从来没有过概念。”

　　我接着讲：我们刚上解剖课的几周还谨小慎微，课本要包上好几层书皮，操作时总要戴胶皮手套，稍有不慎划个小口儿，都会跟老师要一副换上。那段时间，香肠、火腿之类的熟肉绝对不吃。但是没过三个月，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手套不戴了，因为隔着层胶皮缺少质感。香肠、火腿不仅照吃，解剖课本上也不再包书皮了，直接摆在开膛破肚的尸首上，纸页被浸得油黄透亮。原先满脸苦难的女生也变得兴奋，用镊子捏着刚割下的睾丸和附睾给老师看。

　　令狐教授听了哈哈大笑，畅笑之余又颇为遗憾，因为他读书五年都是在“光棍儿班”，没有女生，自然没能体验到与异性同窗的妙处。一般来讲，医学院校的男女生比例各占一半，因此学生们的心态和悦，阴阳调和。比如北医，只要一办周末舞会，北航、北邮、钢院甚至清华的小子们都往北医里钻。北医的男生不仅开花较早，而且还习惯对异性挑剔。四医大的情况就不同了，从招生开始就阳盛阴衰。令狐恩强报考那年，招生不管考分高低，录取比例一刀切——“九男一女”，山西全省只给了四个四医大名额，报考女生多达七百人！结果可想而知，男生人数招不够，宁可降低录取线，结果让高分的女生之间自相残杀。

　　四医大各年级属于正团编制，年级为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有百十名学员，九名学员组成一班。他入学那级，医疗和口腔专业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四名女生。令狐恩强所在的班是清一色的光棍儿，不要说谈恋爱了，平时就连个异性的影子都难见着。即便哪个小子艳星高照，幸得一女，但只要被队领导发现，就会“棒打鸳鸯散”。

　　“我们年级有个很俊的男生，观念总比别人前卫，”说到这儿，令狐恩强回味似的笑了笑，“军校管理很严，校内禁止跳舞。他就在宿舍里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抱着凳子自己转圈儿。呵呵，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即便前卫，也不过如此！还有同学偷偷到其他大队找女同学，结果被一脸严肃的老政委撞见，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可以这么说，直到毕业我们都不懂爱情。”

　　事实上，大学时代的令狐恩强心里偷藏了心仪对象，是他的小学同学。女孩也学医，但不与他同校，两个人鸿雁传书了好些年，毕业以后结成了伉俪。不过令狐教授解释说：“那时我们的思想都很单纯，虽然一直保持通信，但还算不上真正恋爱。确切地说，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或拘谨的友谊。”

　　总之，军校生活如同寂寞修行，青春的欲望在体内分泌，但只能转化成专业学习的动能消耗掉。尤其是大学生活的前两年，令狐恩强是在“准军营”里磨炼的；直到进入临床见习，他才算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

　　令狐恩强的见习医院位于西安“霸桥”的纺织城内。医院附近有农田、砖窑和硅酸盐厂，也有张华牺牲的那类化粪池。闲暇时，令狐恩强经常沿着“希望乡”的麦地田埂轻快地慢跑，阳光，田野，草叶，清风，金黄的麦浪，泥土的气味，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或许，这就是他大学时代最浪漫的记忆了。

　　四

　　军医真不是那么好当！学员们接受的军训虽不像正规部队那样系统，但对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怎么也要脱一层皮。每天早晨点名出操，晚上点名睡觉，即便熬到周末，星期天下午四点还要点一回名，学员们几乎没有自由时间。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军医大学员要上半年的军事医学课：扛着背包、行李，带着干粮、水壶，从西安出发，行军几十公里到咸阳，接受各种实战演习。令狐恩强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地形学”，学员们不仅要学会如何看军事地图，还要根据军事地图判断地形，并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在崇山峻岭里寻找指挥员指定的目标。令狐教授说：“现在是和平时代，也许我在军校训练的技能一辈子也没机会用上，但我仍觉得很有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训练了体能和技能，更是心理素质上的生存训练，是对自信心与承受力的强化训练。”

　　除了进行实战演习，学员们即使梦中都要睁着一只眼。学校经常在半夜三更搞紧急集合，要求学员在发布集合令后的三分钟内赶到。

　　“只有三分钟啊！你知道三分钟的概念吗？”说起半夜的紧急集合，令狐教授现在都忍俊不禁，他一边笑着一边摇头感叹说，“不仅要惊醒起床，穿衣穿鞋，还要摸黑打好行军包。有人裤子穿反了，有人错穿了别人的衣服，有人来不及穿袜子，有人忙乱中找不到腰带，只好提着裤子往楼下跑……集合后，人一到齐，立即开跑，而且一跑就是五公里！一路上都有人掉东西，不是背后丁零当啷，就是脚下踢里踏拉。跑到终点，有人的行李全掉光了，狼狈地只剩下了两条背包带……”

　　“别忘了，刚进校的学员还都是孩子，我们年级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头两年我们很不适应，春节学校也不准回家，许多学员忍不住想家，只能蒙在被窝里哭……”

　　说起那段特殊经历，令狐教授回味无穷，军校生活虽然苦，但是苦中有乐。

　　学员读书期间享受供给制，吃穿住都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每月还有八块钱零花。这对出身贫困、从小没穿过一件像样衣服的令狐恩强来讲，已经是“不劳而获”的舒服日子了。他不无感慨地说：“确实很多同学抱怨太苦，但对从小吃惯了苦的我来说，一点儿没有觉得苦。那时我的向往十分幼稚，希望能有一天穿上四个口袋的干部装。”是啊，或许这正是苦孩子的好处，在苦中有更强的适应力。

　　军医大的学员不仅生活紧张，学业更是个苦差使，五年下来要啃几十部城砖一样厚的医学课本，要学内外妇儿神经精神放射免疫传染遗传生理病理生化药化等十几门学科，要熟知成百上千的病症机制，还要记天书一般的拉丁文的病名……不过，学习再难也难不倒令狐恩强，在校期间，他始终成绩优秀，连年被评为“三好生”。不过，如果单从兴趣上讲，令狐恩强更喜欢基础医学，也许这是来自他数学天赋的潜移默化吧。

　　在四医大第二附属医院见习期间，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华裔专家到学校本部讲授国外新兴的前沿学科——细胞生物学，勾起了令狐恩强的极大兴趣。当时，国内的细胞生物学刚刚起步，信息匮乏，教材落后，美国专家的讲座为令狐恩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二院离学校本部距离很远，他连续一周回校听讲，不惜旷了好几次正规课，为此险些受到纪律处分。

　　令狐恩强说：“自从听了那次讲座之后，我至今都对细胞结构的秘密感到痴迷。要知道，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可我们对人体基本单位的结构都还不清楚……当时我决定以后搞基础医学研究，一定要揭开癌症的秘密。”

　　为了这个拯救人类的远大目的，令狐恩强开始勤学苦钻，查阅文献，甚至主动放弃暑假回家探亲的机会，到学校病理教研室帮老教授做实验。但是现实再次改变了他的自我设计：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向四医大要人，于是品学兼优的令狐恩强和另外十四名同学一起被安排到北京301总院进行临床实习。当时院方的目的很明确，准备从实习学员中物色人选。

　　令狐恩强搞基础医学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毕业后幸运地留在301医院做了一位住院医生。301医院是全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不仅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负责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医疗工作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疑难病诊治，并且担负着国家及军委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从1953年建院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名医云集、设备先进、科研精尖的现代化医院。1985年是令狐恩强的人生转折点，他不仅从偏远的家乡移居到北京，而且一步跨进了全国军医们梦想跨进的门槛。

　　当时的医学院学生中流传个说法：金眼科，银外科，稀里糊涂大内科。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大内科不好，而是因为内科医生不能像外科那样手起刀落，立竿见影。内科病种广，因素杂，内科看病靠辨证推理、逻辑思维，是临床医学中的抽象哲学。因此医学生毕业，女生的理想多是眼科类小科，男生的首选则是外科。但是令狐恩强例外，他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在别人看来理所应当的首选志愿，主动选择了大内科。

　　当时没敢报外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令狐恩强曾在妇产科实习时晕了两次台。当时手术室内正紧张进行着剖腹产手术，令狐恩强协助主刀医师拉钩儿，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虚脱冒汗，狼狈地被架出了手术室。医生躺在病房里跟病人一起接受抢救输液，对生性要强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个羞辱的记忆。

　　“当时我以为自己晕血，所以认定自己不适合干外科。”时隔多年，令狐教授重新分析自己当时晕台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并不是晕血，而是半夜被拽起来进手术室，精神状态本来不好，又加上戴几小时的棉纱口罩，所以才造成缺氧晕厥。”

　　真说晕血，令狐恩强在上外科基础课时确实有过。比如说，他在狗身上做肌腱缝合或阑尾切除动物实验时，对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大狗的确不忍心下刀，第一次见到黏稠的鲜血随着自己的下刀和剥离涓涓流出，温热的血腥味令他窒息。

　　令狐恩强虽到了内科，但实际干的还是外科的活儿。他不仅经常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见到的血并不见得比外科医生少。抢救消化道大出血患者是他日常的工作，好多次，他在抢救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时，雪白的大衣被喷满了鲜血，恐怖程度不难想象。他非但从来没晕过，相反变得沉着冷静。

　　“说穿了，所谓晕血实际就是心理紧张。”令狐教授解释道，“但是经过系统的职业训练和临床实践后，这种紧张心理我很快就克服掉了，泛泛的同情心逐渐转化成职业责任感。因为我清楚，医生下刀是救人，所以面对病变的组织不能有杂念。现在我站在手术台上，只要铺上四块手术方巾，眼里就只有视野里的这块手术区，见瘤割瘤，见血止血，视野干净、手术麻利要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对患者的同情心并非表现在不敢下刀，恰恰相反，应该表现在果断下刀上。”

　　军校的训练和医生的职业，就像两把无形的钢锉，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磨掉了令狐恩强性格中的感性毛刺。不仅沉着果断，遇事不惊，而且能在任何关头都理性地思考，判断，应对，行动。在外人来看，或许这是“医生的冷酷”，但恰恰是这种“职业性冷酷”，是他妙手回春的心理保证。

　　五

　　生活中总有阴错阳差，但是令狐恩强是个幸运儿。恰恰是他遇到的阴错阳差，将他引向一条成功之路。正因为他当时选择了内科，才使他发挥自己精巧的操作能力，在内科与外科的交界处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蹊径，成为消化道内镜领域的国家级专家。

　　从事临床之后，令狐恩强主动调整自己的目标，“我从此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琢磨作为一名医生能切实为病人做点什么。”

　　1988年，令狐恩强在当了三年住院医后，决定继续深造，师从汪鸿志教授在本院的军医进修学院读了三年硕士生，完成了“疱疹病毒与溃疡病的关系”的课题研究。研究生毕业，他又瞄准了国际上刚兴的微创医学，能够在不开胸破腹的条件下进行内镜下手术，不仅提高了治疗成功率，并且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301医院消化科率先建立内镜中心，成为国内微创医学的先行者。

　　目标一旦确定，令狐恩强又犯起了牛劲儿，他在老教授的带领下开始研究有关内镜的理论，同时参加临床实践。不过，任何医院的核心技术，都不可能人人掌握。条件和机会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因素，最重要的还是靠个人努力。那年，令狐恩强去天津南开医院学习回来，一心想开展X光下胰胆管造影胆管取石术。当时301医院已经一年没做这类手术了。

　　令狐恩强首先说服了小学同学的丈母娘做自己的第一位病人，然后几经周折，穿楼群过马路走地下通道地从高干病区借来了一台X光机，详细周全地制定了一份手术计划……老主任被年轻人的韧性和痴迷打动了，考虑再三，终于同意将这项工作交给他。

　　第一例手术成功！令狐恩强不仅在手术中取出大量胆石，术后还将患者的大便裹在纱布里反复冲洗，又收集了48块结石！两个月后B超显示：胆囊干净，病人痊愈。

　　内镜操作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通过一米五长的内镜从体外遥控一个直径仅有一毫米的小孔，要比女人绣花精细万倍！尤其是在抢救危急患者时，不仅需要操作者有熟练的技术和极高的悟性，还要有沉稳的性格和应变能力。自从令狐恩强成功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例后，他自信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个领域里越走越远，直到成为这个专业的带头人。令狐恩强身上有一股令狐冲的倔强劲儿，他默默激励自己：“我要做，就做最好的！”

　　令狐教授介绍说：“食道静脉大出血是最危险的消化道急症，病人一次可失去三千毫升。若按传统方法手术，不仅创伤大，而且成功率低。自从我们使用内镜止血的新技术后，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安全的治疗。我们开展的早期食管癌内窥镜下切除术，不仅使病人免于开胸切肋之痛，也不必像传统手术那样改变胸腔的正常解剖结构……”

　　八年前的一天夜里，一位山东小伙因为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被送进301医院急诊抢救。病人是家里的独生子，绝望的母亲将儿子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交给了医生。令狐恩强他们先给病人打了硬化剂，并采取急诊最先进的止血手段——注射德国生产的组织胶，但是出血并未止住。随后他们与放射科医生配合，在X光透视下，选取了经颈静脉—右心房—上腔静脉—肝静脉—门静脉—脾静脉—胃底静脉的复杂路径，进行胃底静脉的栓塞治疗。

　　“按理说，我们所采取的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终止胃底静脉出血都有90%的成功率，但是那天偏偏遇了邪，病人仍不时地大口吐血。那晚我们给病人输了几千毫升血，同时还配制输注了多种凝血酶以防发生全身弥漫性出血。当时急得我头冒虚汗，要知道，病人还是个小伙子！”

　　“我在急救室守了整整一夜，老主任不断打电话询问，在场的人都绝望了。”讲起那夜的惊险场景，令狐教授至今心有余悸，“没想到天快亮时，病人的病情发生了转机，生命指征恢复了稳定。我离开医院时，天已经亮了，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令狐教授欣慰地补充说，这位病人不久前还跟他联系过，说是在做电缆生意。对令狐恩强来说，这个消息胜过千金万鼎，是对他的最大奖赏。

　　不久前，令狐教授应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原309医院)邀请，为一位97岁的胆结石患者做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术。由于病人高龄，要求手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病人在台上多留一分钟，就会增加十分的危险。术前，令狐恩强用了几天时间研究病例，写了一份详细预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都作了估计，并在助手选择上也动了番脑筋。到了二院，他先对手术环境进行了解，从镜子的摆设，到机器的测试，直到确定一切正常之后才开始手术。由于术前准备充分，手术只进行了二十分钟就顺利进入了胆管，取出了结石。这是令狐教授内镜操作史上年龄最长的一例病人。

　　总结成功的经验，令狐教授说，“患胰胆疾病的病人的年龄大多偏高，所以做术前预案时，一定要考虑到患者的整体情况。我遇到过一位患胆管癌合并胆管结石的病人，是位93岁的老红军。按理说，取结石和放支架通常是一次到位，但我考虑到病人体质的承受极限，最后决定分两次手术，确保病人安全下台。所以，技术并不是手术成功的唯一保证，我们还要因人而异，合理应变。”

　　我曾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一次，令狐恩强随“科技列车活动”到宁夏义诊，在密密匝匝的候诊者中，有一位名叫马金凯的老人。问诊之后，令狐教授仔细查看了老人的全部病历和化验报告，并做了认真的腹部检查，然后提出了明确的治疗意见。目睹接诊的全过程，吴中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董玲受益匪浅，她说：“我们做的‘萎缩性胃炎合并糜烂’诊断是正确的，但‘萎缩’需要补充胃酸，‘糜烂’却要抑制胃酸，令狐教授提出把抑制胃酸的药改在晚上服，合理解决了治疗中的矛盾，不影响病人白天正常进食。病人食欲差，厌油腻，转氨酶升高，我们只排除了乙肝可能，忽略了对不太常见的丙肝的检验。令狐教授提醒我们诊断必须思维严密，思路清晰，追根溯源。”

　　二十年来，在令狐恩强手中，有无数消化道急危重病人起死回生。诸如消化道出血、肝昏迷、肝破裂、急性胰腺炎、化脓性胆管炎等的抢救成功率竟超过了93%，而传统治疗的成功率仅为50%。另外，他还率先从国外引进了胃食管返流病的内镜缝合治疗技术，在消化道内镜、十二指肠镜、结肠镜及小肠镜的诊疗领域，是被国内外公认的高级专家。

　　令狐教授不仅是位经验丰富、医术高超的神医，还是一位勤于创新的发明家。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他先后获得了“可阻止逆流的胆管内支架”和“内窥镜隔离套”等五项技术发明专利。如果继续罗列业绩的话，他还先后荣立过个人三等功，荣获过“姜泗长医学奖”和三项军队医疗成果；被评为优秀党员、教学先进个人；著书立说十几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译文三十多篇；他管理的病区荣立过集体三等功，连续四年被评为医院十佳单位……

　　令狐恩强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誉虽然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成功的后面，还埋伏了许多外人不知的风险。

　　六

　　在消化科工作，医生面临的致命危险首先是传染性。

　　中国是甲肝、乙肝的高发区，许多消化道病人都是肝炎病毒的携带者，许多消化道大出血病人就是各种肝炎迁延不愈进而肝硬化导致的，因此消化科医生所面临的感染风险要比外科还高。令狐恩强从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消化道内镜临床实践，感染的威胁对他来说更是超乎寻常。

　　刚接触这个领域时，当时还年轻的令狐恩强是给老教授当助手。内镜操作室狭小，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有一回，令狐恩强参加一次胃静脉曲张大出血的急救，在内镜下给病人打硬化剂止血。病人开始呕吐，令狐恩强刚把脸盆端过去，带着血块的污血、秽物就喷射状地从病人口里呕出，一滴不漏地吐到令狐恩强的左半身，他刚一转身，又一口血喷到了他的右半身，就连白大褂的两个口袋都被污血坠得沉甸甸的。但是抢救要紧，一时找不到可以更换的衣裤鞋袜……

　　医生也是人，也有跟病人一样的心理恐惧，只是他们恐惧的角度不同而已。不过，正是由于令狐恩强及其同行们的忘我献身精神，才改写了消化道出血急救处理的历史。传统外科手段的成功率仅有50%，而采取内镜止血的非手术手段，成功率提高到97%，使神气的外科医生退出了这块阵地。

　　“说心里不怕，那是假的，我有好几位同事都感染了乙肝，有的已发展成了肝硬化。”令狐恩强心有余悸地说，“但是没办法。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怕也得干，有危险也得干。我们能做的，只有在操作时加倍小心，尽量预防。”

　　有一次，令狐恩强在给一位乙肝病人打硬化剂时，针头不慎刺破了手指。当时还没有乙肝疫苗，作为医生，他当然清楚被带病毒的针头刺破意味着什么……他情急生智，用力掐住手指从伤口挤出血，挤了十几分钟以后再涂上碘酒酒精，然后用烧红的缝合针顺着针眼往里扎！

　　“烧红的针刺进肉里钻心的疼，但是在这种时候，皮肉越疼，心里反而越有安全感，那种痛苦是病人不可能想象到的。”讲到这儿，令狐恩强无奈地耸了耸肩，“如果真被感染上，是干我们这行人的职业病。即使没被感染上，焦虑又成了另一种职业病。”

　　令狐教授所说的焦虑，是指肝炎病毒感染威胁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不仅是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更怕影响妻子和女儿的健康。90年代，这种意外他至少遇到了四五次，每次他都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进行自救，并且定期做一次血检，直到看见化验单上显示“阴性”，他提着的一颗心才会放下。现在虽然有了乙肝疫苗，但是新的威胁却在迫近，中国目前有15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为医生必须严肃面对的新问题。

　　除感染的威胁外，对令狐恩强来说，从事内镜工作还要冒一个比普通医生更多的风险——放射病。比如说，当时为患者做胰管或胆管内结石的内镜下手术，他经常要在X光的辐射下站好几个小时，虽然穿了20斤重的防辐射铅衣，但也只能挡住胸部、腹部和大腿，头部和四肢仍旧暴露在射线之下，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躲避。那时，令狐恩强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一连要处理三位病人，射线吃多了，症状逐渐加重。早上头晕，晚上失眠，头发脱落，精神不济，血象中的白血球也明显下降。有时夜里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发呆。

　　令狐医生痛惜地讲：医生的职业放射病问题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新中国的第一代普外科专家鲁唤章教授和陈敏章教授，都是放射病的殉道者。鲁唤章教授曾任天津南开区医院院长，是在中国最早开展内镜下胰胆管疾病诊治的老专家，从70年代开始就长期接触X射线。由于当时防护意识不强，鲁教授60岁时患了血液病，由于是因放射病导致，他体内细胞无法分型。鲁教授的去世不仅为同行树立了敬业的榜样，也敲响了医生自我防护的警钟。

　　作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拼知识拼技术，而且也要拼精力拼体能。去年某天，已经晋升为主任医师的令狐教授接到了一项重大的手术任务——患者是军界非常有名的将军。院方非常重视将军的手术，请来许多专家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治疗方案，并委派令狐恩强执行操作。尽管令狐教授曾与世界知名内镜专家一起同台演示，成功率不相上下，可是95%毕竟不是100%！术前那晚，一向沉稳自信的令狐恩强却焦虑得彻夜失眠。

　　尽管写了详细的应变预案，对助手也作了重新调整，他仍心情紧张，如临大敌。庆幸的是，那天操作顺利，令狐教授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但是病人刚被推出操作间，令狐恩强就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像瘫了一般，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次日，由于重度疲劳，令狐恩强发生了突发性耳聋，立即被送入本院接受住院治疗。

　　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躺了一周，令狐恩强心里并不塌实：他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他。同事跟他开玩笑：“你就安心躺躺，就算被迫度两天假吧。”的确，他平时总是从早忙到晚，出诊，手术，教学，开会，著书，还有科里琐碎的行政工作，即使周末和假期也很少在家。别人出差，劳逸结合，可他出差时要比平时更忙。2002年秋天他去西北义诊，仅在宁夏的两天里，一口气接诊了上百名病人。

　　病房里，输液管的液体还在缓缓滴注，令狐恩强的病情刚趋于好转。就在这时，广州军区总医院来电，点名请他火速会诊！

　　令狐教授作为301医院的内镜专家，还肩负着各军区领导的保健任务。军令如山倒，他二话没说立即出院，带着吊瓶赶赴机场。为了巩固治疗，他让随身医师在飞机上为他继续输液，并向机长写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2小时4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令狐教授立即拔掉点滴针头，直奔会诊医院。

　　会诊顺利完成了，但令狐恩强身上起了许多又红又痒的疹子。原来，由于机上环境不符合输液环境的要求，尽管他带了细菌过滤器，但机舱中的细菌浓度还是过高，从而引发了感染症状。

　　令狐教授经历过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谈起这些，他以一副军人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军令就是生死令，容不得有半点迟缓，更不能考虑自己的风险。自从跨进四医大校门，军人意识就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无论我是实习生还是正教授，首先都是个当兵的，既然是当兵的，就要完成军人的使命。”

　　七

　　我在北医读书时，读过一个关于唐朝药王孙思邈的传说，并且面红耳赤地曾跟舍友们争执过一番：一日，孙思邈出门，路遇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惊恐而逃。孙思邈看出母虎有难言之疾。原来母虎已经几日无食，不能哺乳两只幼崽，无奈之下吃了一位过路的老妇，却被老妇头上的发簪卡住了喉咙，于是才拦路求医。孙思邈冒着被咬的危险伸手取出异物，母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母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传说编得虽然夸张，但讲出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医德观：即便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都该救它，更不要说对得病的人了。

　　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天使职业，不仅要治患者的病，还要体贴患者和家属的心。良好的医德医风要求医生既要对技术精益求精，还要对病人体贴入微，要求医生要有仁爱慈悯的人道主义精神。消化科经常有肝病患者过世，由于体腔内腹水太多，肚子大得穿不上衣服，即便穿上也让人看了揪心。为了能给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令狐恩强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到医院太平间为死者穿刺放腹水。

　　太平间里寂静阴冷，尸体僵硬惨白。放出的腹水污浊浓臭，经常一放就是几千毫升，要用脸盆一盆盆接，一盆盆倒。铁盆刺啦刺啦地刮在泥上，碰在墙上，刺耳的声音穿透鼓膜，令人浑身战栗……作为医生，与求生的人打交道会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感，那么与死者呢？当家属看到腹部扁平的亲人遗体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医生在太平间操作时难言的心情？

　　交谈中，我提到近些年人们对国内医疗状况意见很大，技术设备水平不高，服务态度普遍下降。甚至在人大会议上，就有代表尖锐地提出了“医德缺失症”问题，批评“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杀手”，医院变成了“收钱机器”……

　　说到敏感的医患问题，令狐教授推心置腹地说：由于经济浪潮的冲击，确实存在一些医生医德败坏和一些医院医风堕落的问题。医德医风需要整顿，医疗体制也亟待改革。将心比心，他很理解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要求、期望，以及满意后的感激和失望后的怨愤。他接着又说：“不过说良心话，我干临床这些年的最深体会是，我的快乐来自患者，我的痛苦也来自患者。如果手术做得很漂亮，哪怕我在手术台站十几个小时我也不会抱怨，我会和患者一样感到轻松喜悦；如果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不仅会跟家属一样难过沮丧，还会感到深深的自责。”

　　说到媒体热炒的“红包问题”，令狐教授中肯地说：“客观地说，其实病人给不给红包，对手术影响并不大。病人递红包，很大程度是对自己的心理安慰，顶多可能影响少数医护人员的态度，但我不相信哪个医生会因为病人没给红包或对医生有过吵骂而在手术台上瞎捅一刀，我不相信哪个医生会在手术台上故意将本能做好的手术故意做差点儿。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愿意让患者死在自己手里。”

　　医学是实用科学，不是终极科学，任何医疗手段都会存在并发症，任何治疗方案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和修正。反过来说，医学科学的每点进步，都会有某些患者付出代价。令狐恩强跟我讲了一个促使他致力于微创医学发展研究的幕后故事。

　　90年代初，国内治疗食管静脉曲张还是采取曲张静脉套扎术，有时使用“单环套扎”，有时使用“多环套扎”，最多一次可以套六个环。在实际应用中，它的适应证一直掌握不好，当时全世界的医学界都处于摸索阶段。

　　有一次，令狐恩强为外院某病房护士长的丈夫做套扎，术后第四天，患者开始吐血。双臂扎满了点滴也维持不住血压，护士只好用注射针直接往静脉里推血。从内镜下看，看到胃底血管血如泉涌，250毫升的弯盘不到十分钟就接满了血，只好再换一个盘子接，不断有人帮他换盘子。手术台上，令狐恩强沉着应变，即使看到喷血也不惊慌。最后，他为病人打了是普通病人四倍量的组织硬化剂，终于将出血止住了！但是遗憾的是，病人一周后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未能安全度过危险期。

　　对令狐恩强来讲，操作虽然成功了，但是结果却是失败了。悲哀和无奈，使他难过了好长时间。类似的失败，令狐恩强遇到了不止一例。他和同事们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发现手术失败是由于“套扎期致死性出血”所导致的套扎环过早脱落引起。此后，科里针对病人的个体情况，对手术适应证进行了严格限定，避免其他病人重蹈覆辙。令狐教授郑重地说：“正是这些病人的死亡使后人受益。任何治疗方案永远不可能没有并发症。我讲这些道理，恐怕病人和家属很难理解，更难接受。”

　　无论西医史还是中医史，都是历代医生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循序发展的承继史。假如李时珍没有“神农尝百草”的实践精神，也不可能写出《本草纲目》。因此，在提倡医生修养医德的同时，也应提倡医患之间将心比心，相互理解。令狐教授一再强调：“医患之间的问题是态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令狐恩强毕业后，作为住院医在大内科转科两年。有一天，令狐恩强和同事们忙了一个通宵，四个病人到了早上只剩下了两个，他心中的沮丧难以言表。没想到，当他心情沉重地在向一位去世病人的家属交代情况时，对方反过来安慰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尽了力。病人能死在301医院，我们觉得很安慰。”家属的理解使令狐恩强由衷地感动。事情过去许多年，每每想起，都觉得温暖。

　　令狐恩强是位坦诚的医生，并不回避自己险些失败的记忆。他心情沉重地回忆说，有一次他为一位中年病人做胰胆管的内镜下治疗，按照常规剂量刚打入安定十几分钟，病人就出现紫绀，呼吸停止。他立即退出内镜，紧急实施对口人工呼吸，经过30分钟的抢救，患者转危为安。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事后他想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患者可能就永远不可能睁眼了。

　　医生并不是“没有感情的动物”，只是他们的感情有时无从表达。

　　六年前，令狐恩强遇到一位从河北医院转来的花甲老人。患者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送到301医院时已奄奄一息。抢救过程中，老人二十多岁的女儿突然跪到令狐医生跟前，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活父亲。之后她又跪在父亲的病床前再三哀求：“您再坚持一下！”这个场面，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病人得救了！后来老人来医院复查，再三感激医生的救命之恩，令狐恩强动情地对他说：“先别谢我，是您闺女的诚心打动神灵救活了您。”

　　“无德不为医。”这是我国著名口腔颌面外科专家俞光岩的一句名言，这位从医三十多年的老教授总是这样教诲弟子，“一位好医生不仅要有崇高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还要讲究服务方式和服务艺术。”毫无疑问，令狐恩强就是一位具有这种崇高理念的身体力行者。

　　八

　　西方是微创医学的摇篮。为了将新技术不断引进国内，令狐恩强不仅抓住一切可能参加各种技术交流、专业培训和内镜会议，他还两次西行美国，向外国同行取经。

　　进入21世纪，中国年轻的微创医学已经蹒跚起步，内镜专业发展迅速，呼唤新的诊疗方法。2001年秋天，还是副主治医师的令狐恩强首次赴美参加技术培训，旨在引进针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实施的“内镜下缝合术”。说起那次出国，还有一段颇为惊险的插曲。

　　与令狐恩强结伴赴美考察的还有中山医学院的陈明湖教授。他俩9月10日拿到美国签证，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当令狐恩强在电视上看到坍塌的世贸大厦和滚滚浓烟时，惊得目瞪口呆！

　　爆炸刚刚发生，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当时美国尚未找到幕后指使者，所以出现了两周“静止期”。 从事件发生到9月15日，全美进入战时状态，所有航班紧急禁飞。为了确保空中安全，中方也取消了11-14日飞往美国的班机。

　　那几天，令狐恩强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与陈明湖教授反复商量，分析局势，反复考虑是否该如期动身。他们分析：美国正在全力以赴查找凶手，恐怖分子再傻也不会在全世界都防范最紧的关口暴露自己。另外，为了尽快恢复空中秩序和国内稳定，美国方面也会在这个时期动用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确保航空安全……所以，他和陈教授都认为：目前是一个相对的安全期。当然，他们宁愿冒险也不想不愿推迟行程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国内内镜同行都亟待引入并推广西方新的尖端技术。他俩决定如期起程。

　　就这样，令狐恩强和陈教授一起，搭乘9月20日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直飞波士顿。波士顿机场是美国最大的民用机场，“9•11”事件那天，四架遭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里，就有两架是从这里起飞的。飞机上，令狐恩强的心情就像一位出征的战士，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担心航程中出现意外，兴奋的是他将亲自看到向往已久的科技王国，他将从中取得智慧与能力的火种。

　　当时，整个美国还处于惊恐的休克状态，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在波士顿机场时，所有旅客都必须脱掉鞋，光着脚穿过检查线，手提电脑也要单独检验。城市里，经常可见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人们的脸上呆滞茫然，行色匆忙，根本没有他印象中的繁华市景。

　　令狐恩强取经的目的地，是位于美国的比莱利卡市的巴德公司内镜技术培训部。或许由于离都市尚远的缘故，恐怖袭击虽是每天要闻，但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似乎并不很大。培训中心像一个世外桃源，专家们和悦如常地给中国医生讲解，演示，手把手地指导，友好地攀谈。仅用了一周时间，悟性极强的令狐恩强就通过动物模拟手术，顺利获得了美方颁发的“内镜下缝合技术合格证书”。

　　一回到国内，令狐恩强立即筹划将这项已在猪身上实践成功了的新技术尽快应用到临床上。仅在一个月后，他在301医院率先开展胃镜下缝合治疗胃食管返流病技术，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手术操作，轰动一时。

　　首例手术成功，令狐恩强立刻马不停蹄地向全国推广，先后在北京的人民医院、同仁医院、中日医院、上海的瑞金医院现场演示，每次操作都利索漂亮，博得同行们的佩服和惊羡。在一次国际内镜会议上，令狐恩强的演示赢得观摩者的热烈鼓掌，在场的几名日本专家惊讶不已。在令狐恩强之前，这种技术在亚洲尚无成功报道。

　　三年过去，令狐恩强上次访美的技术成果已经巩固，他越发觉得国内与西方一流技术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很想有机会能体验西方科技的正统教育，近距离地考察西方人所具有的原始性创造力。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他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消化病中心写了一封“求学申请”，没想到两天之后，与他素不相识的内镜中心主任布瑞格教授就给他复信，同意接收他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去考察进修。读到回信，令狐恩强激动不已：他要去的地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最大的内镜中心。

　　2004年元旦，令狐恩强再次起程赴美，并在那里整整逗留了七个月。在哈佛期间，他以超人的勤奋和智敏，在布瑞格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先后完成了“超声内镜引导下胰腺缓释药物注射”和“超声内镜引导下脾动脉栓塞术”的两项课题研究，在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拓展上获益匪浅。

　　布瑞格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著名专家，出生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地区，是个“并非美国血统的地道美国人”。他身材不高，络腮胡须，头发几乎已经掉光，但碧蓝的眼珠里透着孩童的质朴。布瑞格教授和蔼热情，幽默随和，从不摆架子，并且有着东方情结。他不但将令狐恩强送的见面礼——“双龙戏珠”镀金饰盘摆在自己办公桌的最显眼处，而且逢人就介绍他的中国弟子。他还说，令狐恩强是第一位到中心进修的内地医生。

　　有一次，波士顿召开内镜会议，布瑞格教授知道中国学者不很宽裕，于是为令狐恩强支付了50美金会费。傍晚六点，操作结束，他亲自驱车100公里带令狐恩强赶到会议中心参加晚宴。路上，他像老朋友似的闲聊，说他的爱妻也是科学家，他现在开的这辆价值十万美金的“宝马”就是妻子送他的礼物……美国科学家的这种平等、友善、尊重、真挚的大家风范，让令狐恩强深受感染。令狐恩强回国后，特别建议中华医学会邀请布瑞格教授来华主持“第一届亚太地区消化会议”，并陪他逛故宫登长城，表达他的答谢之情。

　　在美期间，令狐教授特意又去了“9•11遗址”。没有了摩天的双子楼，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方，留下了一片空寂的天空。街上每个人走过，都会禁不住驻足。令狐恩强驻足良久，心中感慨：这是一个癫狂的世界！当他抢救他人生命的同时，却有人为夺取他人生命而密谋。

　　废墟，促使他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思考人类所担负的责任和所携带的威胁。当然，政治的道德远比医学的道德复杂得多。

　　九

　　令狐恩强是一个因为私人时间极少而导致私人话题极少的职业男人，常年的临床生涯似乎把他打磨成了一个缺少情感起伏的中庸之辈。平日，他很少回家，很少顾家，而他真正想家的时候，是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

　　令狐恩强抵达美国，是在2004年1月1日。街上，美国人在热闹地狂欢；屋内，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寂寞思乡。当时，他的住处还没通网络，周围也没有贴近的亲友。

　　很快又到了春节，当地一对热心的中国夫妇请他到家里包饺子，听到乡音，他感到久违了的感动。从中学毕业开始，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他以为自己早该习惯了，适应了，但没想到一个40岁的男人，竟还会为想家伤情。

　　“刚到那里时，我经常感到非常孤独，心中的郁闷无处排解，有时一天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人就像关在笼里的兽，憋得真想扯开嗓子叫喊……”令狐教授说。有时，他一个人形影相吊地出门走走，到海边散步，但是路上不是遇到语言的麻烦，就是碰到无赖的纠缠。有一回他乘车走丢了，一个人在夜幕下，紧张得就像林中迷路的小孩子。

　　后来，令狐恩强的住处连通了网络，一天里最开心的事，是通过视频与远在北京的妻子聊一会儿天。用时下网虫们的话说，是“网上同居”。

　　“喂！我开始做饭了，做完了我给你送过去。”妻子在网络的另一头说。

　　女人的脸在电脑屏幕上晃动，虽然有一点儿模糊，但对离家万里的男人来讲，就已经很实在了。看到妻子身后的客厅，看到再熟悉不过了的家具，看到对方脸上的微笑，令狐恩强突然感到自己的感情竟如此脆弱。生活琐碎，儿女情长。

　　令狐教授的妻子也是医生，而且是一位肿瘤专家。他俩小时候曾在家乡一起读过小学，然后又把孩提的友谊带到了高中、大学，直到两个人毕业分配。令狐恩强分到北京后的第三年，他俩简朴地结了婚。双方父母都不在北京，所谓的婚礼，是在宿舍里请了帮同学，用铝皮饭盒在电炉子上热了几样食堂的大锅菜。新房就是医院分给的集体宿舍，一张床两条被，他俩就这样凑合着建立了自己的家。那时妻子不在市区上班，由于交通不便，新婚夫妇经常两处分居，都习惯了把医院值班室当作家。

　　后来两人虽然调到了一起，并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医生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们很少有时间在一起浪漫。令狐恩强一心扑在自己的专业上，妻子在工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料理家务。由于两人的工作实在太忙，孩子6个月时被送到老家交由奶奶照看。一年半后，他们把孩子从老家接回，两岁的女儿认生地抱着奶奶的腿，躲在老人身后不敢见父母。

　　说到女儿，令狐教授的心中不无缺憾：“这些年我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几乎天天在病房里吃盒饭，过年放假，不是值班，就是出差，在家的时间的确太少。孩子对我有些陌生，她更愿跟妈妈在一起……”

　　这时，他的语调有些低落，刚才谈论工作时的闪烁眼神，也隐约显出一丝暗淡。他说妻子也总抱怨：“在外时间长，在家时间短。困了回，醒了走，简直把家当成了旅馆。”我也是在医生家庭长大的孩子，能够理解他作为父亲和丈夫对孩子和妻子的愧疚，也理解他作为医生整日劳碌的无奈。

　　跟令狐教授聊天，经常让我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是在跟一个带着职业面具的男人对话，话题永远围绕着医院、患者、科研或会议，神情永远沉稳温和。他既不看破红尘，也不愤世嫉俗；不管讲什么，他的口吻都平静客观，没有激动的神色，甚至很少喜形于色；感觉得出，他是一位求实者，不是一个梦想家，在他的意识里，不抱侥幸，没有空想，只有可以实现的计划和可以抵达的目标。

　　我想：他不梦想，并非由于没有梦想，而是因为没有时间幻想。

　　令狐教授实在太忙。他不仅要接治病人，还要奉命出诊；不仅要带实习生、进修生和下级医师，还要带硕士研究生；不仅要钻研业务，还要搞行政管理；不仅著书立说，还担负着新技术的推广任务。但是无论多忙多累，他在临床抢救和做学问上从不容人有半点马虎。搞科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一知半解，医生作出的每个决定都关系着患者的生死安危。作为内镜中心主要负责人，还要考虑管理体制的完善、设备条件的发展和科室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哈佛期间，他体会到浓郁的学术氛围。那里从周一到周五天天都会有学术活动，医师们每天早上或中午一起讨论病例。回国后，他仿效美国同行利用周末组织学术沙龙，将中青年同行、专家召集到一起，讨论内镜领域的热点问题，交流成功与失败的病例，互相启迪，共同发展，以求“更快、更准、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

　　另外，周一的晚上，他还为来自各地的进修医讲课，普及内镜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深知美国医学发展的精髓是：知识迅速更新，技术不断改进，经验即时交流。

　　在哈佛，令狐恩强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了美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敬业精神。他感触颇深地说：“美国医生的工作比我们严谨，不仅诊治病人，而且有效追踪。美国医院很有人情味儿，教授如果带学生进操作室，必须要经过病人同意；医生到病房查访，也要经过病人允许。病人即使在医院，隐私权同样得到尊重。在手术室，病人简直享受星级宾馆的礼遇，术前术后，麻醉师都问病人，‘喝点儿什么？’无论医生、护士，都对病人柔声细语，笑脸迎送……”

　　“起初，我也十分惊讶：美国病人不送医生红包，美国医生不拿药厂回扣，为什么人家的医患关系就那么纯粹、那么融洽呢？”钦赞之后，令狐教授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随后他说，医德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国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背后，有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合理的医疗体制做后盾。

　　他拿哈佛内镜中心与301医院作个比较：前者除医师外还拥有37位技师，每年诊治23000例病人；后者除医师外只有3位技师，以前一年却要看13000例病人，而工资与美国同行相比少得可怜。再说香港，香港医生的月收入可达50万港币，是普通市民的20~30倍！而内地医生的工资基本与普通百姓持平。

　　令狐教授说，医生是一个投资很大的职业。现代医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淘汰速度惊人，三五年知识就更新一遍，因此要求医生要不断投入，不断学习，才能保持不被淘汰。因此医生的高工资有其合理性。现在，国内医学的技术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医生的知识不与时俱进，即便经验再丰富，也是面临日趋淘汰的危险。

　　接着，令狐教授又换了一个角度客观地分析：“美国人的医患关系如同朋友，是因为实行了‘患者—保险—医院’三足鼎立的医疗制度，患者交钱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医院支付医疗费，所以医患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经费问题。”

　　令狐教授的这番话，让我体会到他作为一名医院的基层管理者对祖国医疗事业未来的忧心与思考。我发现，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上，他关注的核心仍然是患者。

　　从事内镜专业近二十年，令狐教授从没有离开过本职岗位。他谢绝过多次国外的高薪聘请，放弃过不少实惠的机遇，但他仍心平气和地留在了中国。他说：人也是生物体，只是地球生物的一种，有自己的寿命，有自己的规律。所以他应该珍惜时间，多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事，也算是对培养他多年的祖国的报答。

　　聊到未来，令狐教授说了一大一小两个愿望：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强盛、科学发展，希望中国医生能同外国专家站在一个层面上交流和竞争，希望能把中国的知识产权推向世界；小一点的愿望是，希望以后能住上大一点的房子，开上自己喜欢的名牌车；希望以后能挤出一点闲暇时间，弥补自己心里对女儿的歉疚。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忽然觉得不是滋味，不知道是出于感动，还是对一个忘我之人的叹惋。要知道，生活中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再难弥补。女儿长大后可以理解父亲，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回过头涂抹孩提时代的记忆。

　　和许多平淡一生、克己奉献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令狐恩强也是个将职业放在家庭之上的社会性男人。对于患者来说，这是种幸运；但对于亲人来说，则是一种日常的、未见风波的失落。一谈到工作，他一二三四地好像在谈部队的军纪，但一谈到生活，话语中老带着许多的“如果”。

　　“如果再有时间，我就躺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武侠，做点儿不用动脑子的事。我爱读金庸的《笑傲江湖》，特别喜欢里面的令狐冲，”说到这儿，令狐教授一向严肃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顽皮的黠笑，“我们俩不同的是，他拿一柄剑，我持一把镜。”

　　对方的黠笑，让我意外地捕捉到了蛛丝马迹，他将自己的闲暇和情趣，也统统隐藏到了不知何时才可能实现的“如果”里。于是，我灵机一动，问了这位43岁年轻教授一个相当遥远的问题。

　　“你能不能设想，如果你真的退休了，那时将会做什么？”我问，并在提问中也加了一个“如果”。

　　“退休？二十年后的事我哪儿有工夫去想！”令狐教授稍稍抿了抿唇，想了想又说，“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使我退休了，也不可能离开病人。跟病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令狐恩强的回答，让我突然得到一个困惑之后的顿悟：原来，他是将“家”的概念扩展到了我的想象范畴之外。从狭义的“家”字来讲，他是一个传统的奉献者；但就广义的“家”字而言，他又是一个亲情的享受者。因为对令狐教授来说，医学是他生命中至上的东西；他与他的病人，才是生活中最恒久、最延绵的儿女情长。(余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