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令：苦禅

　　这是个三面环坡，一面临水的村子。这也是个神奇的村子，它深嵌中原大地。有人说，这个村子是龙身，深藏在广阔的平原上，这里水脉充沛，土地肥沃，是个藏龙卧虎的村子。

　　四十年后的今天，果然证明了人们的推测，从这个村子走出的一个孩子，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就是著名的创新农药发明家，刘长令。

　　这藏龙卧虎的村子是河南省镇平县高坵乡家河村。

　　一

　　那是个盛夏的季节，蝉在树林里火热地鸣唱，万物都在疯狂地生长。当然，疯狂也包括村子的孩子们。村边的小河，清澈地流淌着，一群群小鱼小虾在河水里欢快地游动着。男孩子们聚在这里，光着屁股，疯狂地戏水，痴迷地捉着小鱼小虾。

　　可是，河边却有一个孤独的身影，他没有融入孩子群中，也没有被孩子们疯狂的游戏所打动，他也在痴迷地做一件事儿，割草。那个孩子蹲在湿漉漉的河边，挥着小镰刀，挑拣着小草较浓密的地方，娴熟而又飞快地割着。他不是不想和孩子们一块疯玩，他没办法让自己的童年快乐起来。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们家穷得家徒四壁，他必须像个小大人一样，考虑家里的生计了。

　　草一堆堆地铺在河滩，他直起腰，擦去额头上的汗，看着那些草，估量着草的分量。在他的眼里，草已经不是草了，而是工分，是口粮。没有那么多工分，就意味挨饿。这个懂事的孩子，已经忘了自己是个孩子，整日埋头为家里的生计奔波。

　　那是一九七○年，这个懂事的孩子那年他才七岁，便开始帮助妈妈考虑生计。他就是刘长令，七岁的刘长令扛起了家里的大梁。

　　日影渐渐西斜，河滩上的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多，牛吃羊啃过后，又有大人割、小孩割，草稀不说，草也很矮，仅有三四寸高，想多割也是不可能的。小长令有自己的窍门，那个窍门就是执著。三十年后，他在谈及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感慨万分，童年时养成的执著精神，让他受益终生。站在河边，向远望去，总是远处的小草比脚下的茂盛。七岁的小长令很早就懂得了“草色遥看近却无”，他决不贪慕远处的青绿，蹲在一片看起来并不很厚的草旁，耐心细致一寸一寸地割下去。晚上的时候，总能有五六十斤的收获，相当于一个在生产队出工的成年劳动力。而别的孩子呢，只能割出十来斤。

　　夕阳的影子在河水里拉长了，天上的辉煌和河里的辉煌融在了一起。小长令站直了腰身，他看到，光着屁股的孩子们，带着游戏的疲惫，穿好了衣服，满足地往家里走。河滩旁只有太阳的余晖在陪着他。他把眼光投向了村子，他知道，收了工的母亲，正穿过村子里的街巷向他走来。母亲心疼他，七岁的儿子，没有能力将五十斤的草背到生产队，来河滩接她懂事的儿子。

　　在小长令期盼的眼神中，母亲终于出现了。他很自豪地站在他割出的一大堆草旁，等待着母亲的夸奖。母亲来了，母亲夸奖了儿子。可是，母亲却没有急着把草捆上，再背回村子。母亲出了一天的工，累了，坐下来，卷了一袋烟，慢慢地抽下去，等到歇过脚，才背着草，赶回村子。到生产队交过草，亲眼看到记下了那珍贵的十分，母子二人才放心地往家走。

　　家，是个破旧的房子，破旧的房子上，有炊烟袅袅升起，那是姐姐在家里，正在煮饭。姐姐就要出嫁了，为家出力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姐姐在家里的活儿越干越多，她依恋这个家，可她又不得不离开这个家。

　　姐姐并不是小长令的亲姐姐，长令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姐姐是大伯的女儿，比长令年长十五岁。那些年，刘家的男人不知怎么了，四十多岁，说没就没了。大伯在姐姐出生一个月后，就撒手离开了人寰。半年后大伯母改嫁了，说什么也不肯带走女儿，是母亲把姐姐抱回了家，一口一口地喂大了，一点一点地领大了。

　　那天晚上，小长令失眠了，家里有许多事他弄不明白，他要让母亲，让姐姐解开他家里所有的谜团。油灯闪烁着，映着母亲那张苍老的脸，母亲已经四十三岁了，四十三岁的母亲，满脸刻着生活的沧桑。母亲喷出一口烟，青烟缭绕在破旧的屋子里，往事如烟一般随着母亲的嘴角，缓缓地流淌出来。

　　可以说，母亲受的苦是女人中最苦的。母亲十六岁时，已经承担起了大男人才能承担起的体力劳动。母亲曾经有个弟弟，弟弟活到十二岁，突然间发病死掉了。外公外婆承受不起丧子之痛，身体全垮了，全家几十亩地的耕作全都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白天，母亲风里来雨里去滚在田地里，晚上，还要爬起来，为家里的大牲口喂草料。马无夜草不肥，牲口是母亲唯一的助手，没有牲口，会活活累死母亲的，母亲是外公家的支柱，牲口又是母亲的支柱。由于夜里喂牲口，母亲学会了抽烟。母亲对哑巴牲口，像对孩子一样呵护。

　　庄稼活中，收麦子大概是最累的，头顶着的是火辣辣的太阳，脚踩着泥泞的土地，放晴的天，是那么的短暂，你必须在这短暂的几天完成收割、晾晒、脱粒、入仓。否则，雨淋了麦子，收成全废了。母亲干起这些活儿，手脚麻利，许多男人都不行。尤其是捆麦子，母亲捆的是活结，即十分牢固，又容易打开。母亲捆过的麦子，没有一捆在半路上散落的。男人们啧啧不已，称母亲心灵手巧，一个人男人女人都做了，能讨上这样的老婆，真是福分。

　　当然，这个福分属于了父亲。

　　母亲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嫁给了父亲。

　　让刘长令至今弄不明白的是，父母结合了十五年，才生出他这个唯一的孩子。

　　父母结婚时，刘家还算得上殷实，刘家的房子还算得上粗梁抱柱。想吃白馍到家河嘛，村里有好多户大地主，临村的人都到家河当长工或打短工。刘家虽说是中等人家，与其他村子的人家相比，已经很不错了。也许母亲太惦记自己的娘家，娘家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外公和外婆，需要有人照顾。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她宁可忍受婆家的责骂，必须回去照顾他们。

　　这样一照顾，就是十几年，母亲很少回到自己的家。

　　当然，母亲还要照顾姐姐。母亲带走了姐姐，她心疼这个死去了父亲、又被母亲抛弃了的、可怜的孩子。

　　那天夜里，小长令问起了父亲。小长令对父亲的印象，只剩下声音了。父亲成天咳嗽，没看到人，离老远，就知道父亲来了。父亲憋闷的咳嗽声，让人听到了，心里发酸。现在，永远听不见父亲的声音了，父亲把他的咳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父亲留给这个家的是，一堆外债，父亲的病，把这个原本算得上殷实的家，折腾个穷掉了底儿。

　　父亲病歪歪的身体，让小长令几乎没怎么享受过父爱。

　　油灯下，小长令歪着脑袋问母亲，为啥嫁给我爸爸？

　　母亲沉吟了好久，不去正面回答。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八十岁了，刘长令每每问起自己的父亲，母亲仍不去回答。

　　父亲，或许永远成了刘长令心中的谜。

　　许多年后，刘长令取得了相当高的科学成就，他对自己年少时经历的苦难，却充满着苦涩之后的香甜回味。这些变故，这些痛苦，这些磨砺，培养出了刘长令坚忍不拔的性格，让他比别人更坚韧，更刚强，更刻苦。

　　二

　　母亲是小长令第一任“老师”，而且是最优秀的老师。母亲不识几个字，可是母亲懂得很多至理名言。

　　天黑了，油灯亮了，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油灯下，安静地缝补衣服。母亲的银针穿梭在那一件件破旧的衣服上，精心地打着每一块补丁。小长令趴在炕上，双手拄着腮，凝视着自己的母亲。

　　母亲边缝着衣服，边给小长令讲故事，母亲的嘴里总能滔滔不绝地流出许多好听的故事。母亲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认真，给别人留下好名声。母亲说，做事先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人做不好，不可能做成什么大事业。母亲讲岳母刺字的故事，教小长令做人要忠；母亲讲祖逖闻鸡起舞，教小长令做人要勤；母亲讲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教小长令做人要细；母亲讲关羽的故事，教小长令做人要义；母亲讲诸葛亮的故事，教小长令有谋有智有学问。母亲还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时常让小长令激动不已。

　　油灯下，那根针闪烁着银光。母亲停下手中活计，举着针，问儿子，这根针小不。小长令答，当然很小。母亲说，别看一根针小，也不值钱，哪怕别人忘在了大门外，咱们也不能拿，小时候偷了别人一根针，长大了，就会变成大偷，大盗。好的品性，是从一点一滴，一件件小事儿养成的。

　　母亲是个优秀的母亲，可母亲也不是完美的母亲，母亲饱尝命运的捉弄，母亲不相信命运就在脚下。母亲找了个算命的，母亲对算命的说，我们家原来有6口人，现在只剩下两口人了，到底是咋回事儿。算命的连掐带算地说，你们家盖新房子才能翻身。

　　翻盖房子？谈何容易，他们家一穷二白，哪儿有翻盖房子的能力。

　　母亲看着自己家的房子，被叔伯扒开的那间房子，草草地堵上了，还露着天，整座房顶已经生毛了，这房子不扒也不行了，可是，扒了拿什么来盖？算命的那番话，加大了母亲的决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扒了再说。

　　房子扒了，没钱雇人，母亲自己亲手干活。还得到了村里很多人的帮忙，这得益于母亲平时的为人，他们非常敬佩母亲的为人。没有钱，把扒下的粗壮的两根梁，两根柱子，卖了二百多块钱，就用这钱买一点瓦，买个新的房笆。母亲粗壮的手支撑起了一座新房子，新的房子换了部分残破的瓦，换了新的房笆，除此之外，全是旧房子的料，然而这毕竟是新的房子，满屋子荡漾着新鲜的味道。

　　小长令住在新屋子里，再也闻不到发霉的气味了，幸福得眼泪都流出来，这大概是他少年时代最大的享受了。

　　村里人都惊讶了，他们都被母亲的勤劳折服了，一个女人家，居然自己把房子盖了起来。

　　看着日夜操劳的母亲苍老了下去，小长令不知道怎样报答自己的母亲。

　　母亲说，读好书，有出息了，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母亲那是怎样的一种眼光啊，要知道，那个时代，正盛行着读书无用论，大学招的是工农兵大学生，与学习无关。

　　小长令望着母亲，含着泪，用力地点头。

　　从此，村里的小路上，活跃地蹦跳着一个身影，那个身影背着补满补丁的小书包，边蹦边跳边背着课文，嘀咕着各种计算的口诀。偶尔，他也蹲下来，折根树棍做成笔，在地上画来画去，自己为自己出了几道难题。

　　那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刘长令。

　　那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始终做着班长，学习成绩几乎是包揽了第一，即使偶尔丢掉了第一，下一次考试，他准能拼着夺回来。

　　家里太穷了，穷得点灯的那点儿煤油都舍不得，母亲把油灯的灯芯弄得小如豆粒。小长令只得把脸凑得和油灯极近，才能看清书上的字。有那么一次，小长令看得过于入迷了，烧了帽子居然不知道。是母亲闻到气味，看到了儿子的脑袋上正冒着烟，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尽管这是小长令唯一的帽子，家里不可能再为他买一顶帽子了，可是母亲没有责备儿子，而是认真地看有没有烧了儿子。母亲喜欢儿子这样认真地看书，尽管那一阵子大喇叭里天天批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母亲心中，这却是无法颠覆的真理，母亲认准了，总有一天，书是最有用的。

　　小长令心疼地捂着帽子，一顶帽子他得割十几天的草，才能换得来。

　　母亲安慰着儿子，读书要的就是这股忘我的劲儿。

　　村子小，人口少，学生当然也少，全校四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块儿上课，二年级和四年级一块儿上课。老师先给一年级讲课，再给三年级讲。小长令特有心，两个年级的课他都认真地听。他上一年级的时候，三年级的课也都会了，他上二年级的时候，四年级的课他也背熟了。甚至，他能帮高年级的学生做题。

　　五年级了。家河小学没有五年级，三个村的学生都集中到了石岗小学。石岗小学离家河二里多路。

　　五年级了，也算不小的学生了，母亲给小长令做了双新鞋，也算让儿子在学生们面前有个颜面。中午，同学们纷纷打开自己的饭盒，离村子远了，中午不回家，带饭在学校吃，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小长令却舍不得带饭，带饭是要带干饭的，还要有菜。母亲再能干，活儿干得再巧，也是个女人，生产队里女劳动力每天只能挣七分，比男劳力少挣了三分。分少了，分值当然也少，分到家里的粮食也少。母子俩只能省吃俭用。

　　再者说了，小长令也是要面子的人，弄个稀饭带学校来，让同学们看了，会笑话他的。还有，稀饭太容易洒了，他说什么也不能弄脏了书本。

　　想要不挨饿，小长令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回家。小长令为自己回家找了个十分贴切的理由，那就是喂猪。

　　回家频了，母亲心疼自己做的鞋了，她说，孩子，你跑得这样勤，得要磨坏多少双鞋呀，还是带饭吧。小长令不说话，从此，一离开学校，他就把鞋脱下来，拎在手里，或挂在脖子上，往家里跑，进了家门，才把鞋穿上。

　　时间久了，母亲终于发现，儿子的鞋怎么穿得那样的省呢，鞋底没怎么磨下去，鞋面还像新的一样。在母亲的追问下，小长令说了实话。

　　脱下儿子的鞋，看到儿子的脚磨得血迹斑斑，母亲把儿子的一双小脚捂在怀里，失声痛哭。

　　孤儿寡母，孤独无援，贫困得家徒四壁，上顿不接下顿，母亲整日马不停蹄地奔波，忙得只能填上家里的两张嘴，这是怎样的生活呀。小长令心疼母亲，每天早晨，他帮母亲干完家务活儿，才匆忙地跑着去上学，他经常踩着上课的铃声迈进教室，有两次，他竟然迟到了。校长抓住了迟到的小长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万般无奈，小长令只好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家境。校长得知了后，宽恕了小长令，老师知道了他的家庭“隐私”，对他更好了。

　　那次，学校对学生的背诵能力摸个底，也借此看一看来自三个学校的学生们，来自哪儿的能力强，就把好学生挑出来，搞了个竞赛。那是一篇陌生的文章，从头到尾大约有500字的内容。小长令通览一遍，又认真地读了一遍，才几分钟的时间，他就举起了手，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坐在下面的校长啧啧不已，老师高兴地夸奖道，这家伙，真是天才。

　　天才吗？如今取得了很大成功了的刘长令却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他反倒认为，成功的秘诀却是个“笨”字，不下点笨功夫，很难有大的造就。他说，当初他之所以能顺利地背下来，那是因为他掌握了背诵的方法和要点，所以事半功倍。方法很重要，再聪明的人，不讲究方法，也是一事无成。现在，面对着众多的专业知识，只要眼睛浏览到，他就会丝毫不差地记下来。少年时养成的方法，他至今仍在受益。

　　三

　　学习上一直自负和拔尖的刘长令，在中学阶段，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是那样的艰辛，知识不再是做几道题，背几篇文章那样简单了。

　　他遇到第一个挠头的知识就是英语。

　　初中二年，刘长令几乎是哑巴英语，或者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的那种英语。刘长令记忆力好，背会了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语法太差，虽然单词都认识，可组合在一起，却弄不准是什么意思。这种状态他一直持续到高中阶段，发音不准，影响了他的听力，一旦测试听力，或者是英文听写，他准会发怵。可以说，单单英语一科，他比数理化三科付出的心血还要多，虽然及格不成问题，可是总也考不出数理化那样的高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研究生毕业，才有所好转，因为那时他开始和外国人打交道了。英语是科技界通用语言，科研人员出国，不可能带翻译。

　　刘长令不愿意因为自己给国家丢脸，更不愿意让那一堆堆与他科研息息相关的国外先进资料与自己失之交臂，一条科技信息，或许让他思考好久才能想明白，在科学日新月异的时代，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迟到几个小时的发明，几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你就不是这项专利的主人了。

　　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那一刻起，压力就成了动力。不就是语言吗，汉语能说得好，凭什么说不好英语。刘长令拿出了拼劲儿，干脆出去脱产学习十个月，一顿恶补，补出了一口流利英语。几年后，他到美国罗门哈斯公司进行新农药方面的创制研究时，就可以顺利地用英语同美国专家进行交流了。

　　刘长令第二个挠头的就是作文。

　　别看他数理化顶呱呱，无论乡里的竞赛还是全县的竞赛，他总能给学校增辉。可是，作文这一关，却总让他难以逾越。虽然语文的基础知识部分，他丢不了多少分，可是占四十分的作文部分，他经常只得几分。

　　老师都难以理解，这么聪明的学生，哪一科都不错，怎么偏偏不会写作文。

　　那一年考高中，也就是因为英语和作文，刘长令以二分之差没有进入重点高中。

　　那一年是1978年，全县重点高中不过录取二百几十名初中毕业生。重点高中的学生中，还有一半的学生考不上大学。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刘长令，并不觉得大学的门槛高高地立在他的面前，满不在乎地去了普通高中去念书。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上普通高中就意味着与大学无缘了，念与不念没有什么意义了。母亲一直是他强大的支柱，尽管母亲特别需要家里有个强壮的劳力，尽管一穷二白的家急需他回去支撑，可是母亲依然独自地撑着这片天。

　　可以说，上了高中，刘长令对化学的爱已经到了痴迷程度。就连化学老师，也不教他了，而是与他共同研究，甚至有的难题，还要和他这个学生一块研究如何去解。

　　高中的两年，刘长令的成绩始终保持着全班第一，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盼望着他能打破普通高中的学生考不上大学的定论。直到高考前，老师们还说，全班哪怕只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也是他刘长令。

　　那是1980年的夏天，刘长令带着所有任课老师的希冀，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那次高考，刘长令也像平常一样，发挥得很好。最后一科考完，走出考场，他的心像秋天一样凉爽。对照着标准答案，他心里充满自信，与重点高中的那些学生比，他的成绩也是高高在上，进入重点大学没有问题。

　　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高考成绩下来了，刘长令居然以几名之差，落榜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英语和作文成绩，可是，这次考试，这两科他都是超常发挥，没出现问题。出问题的反而是他的最强项，化学，成绩仅仅是19分，全校最低分数。

　　刘长令当时就懵了，这怎么可能呢？尽管化学题很深，却难不住他呀，他计算过自己的化学成绩，最少也能达到79分。他意识到，成绩抄错了。学校的老师们也惊讶了，他们也不相信，一个化学天才，高考成绩怎么会是19分，纷纷帮他找成绩。

　　然而，那时有个强制性规定，不允许查阅试卷。再者说，也没有人相信，普通高中的学生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刘长令一下子被抛到了命运的谷底。

　　沮丧地回到家，刘长令真的觉得无颜见自己的母亲。这两年，母亲明显地苍老了，母亲把每一滴汗，都化成了赚钱的力量，把所有的收入都供给儿子上学了。望着含辛茹苦供养自己的母亲，刘长令觉得自己每花一分钱，都是吸食母亲的骨髓。

　　刘长令一咬牙，索性回到母亲身边，不再读书了。

　　母亲抚着儿子的肩膀，毅然把儿子送回学校，插班复读。姐姐也来到学校安慰他，送给他五块钱，姐姐有四个孩子，这五块钱也是她从牙缝里勒了半年才勒出来的。

　　然而，这又是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刘长令长时间陷入到高考记错分的痛苦中，不能自拔，直到第二年的高考，他还在糊里糊涂，结果，这一次是真的落榜了。

　　迎接他回家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唤了一声妈，心里痛苦极了，泪水哗哗地往下掉，他真对不起母亲，又让母亲白白地劳作了一年。

　　母亲搀扶起了儿子，母亲说，过去的就过去吧，妈说咱们从头再来。母亲又一次把儿子送上了复读的路。这一次姐姐又从兜里掏出渍满汗水的五块钱，资助他念书。

　　这一次，刘长令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他再也不怨别人了，他把目光盯向了未来，他去了县里的第六高中，他不相信，考大学会比范进中举还难。

　　学校的林荫道上，与长令有三年师生关系的物理老师林玉印，夹着教案，静静地等着刘长令。他仔细地研究过了刘长令摸底考试的成绩，用怜爱的眼光看着刘长令，他渴望着自己的学生能考上好的大学，能给自己的学校争得荣誉，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成绩不错，只是语文不高，作文写得差。

　　刘长令睁圆了那双不大的眼睛，他多么迫切地想让老师指点迷津啊，别的科他都掌握了学习方法，唯有作文，他始终束手无策。

　　林老师抚着他的肩说，我给你找个老师，开个小灶，专攻你的作文。

　　刘长令的眼圈红了，因关爱长令的林老师为他找来了语文老师金喜曾。

　　金老师专门给刘长令开小灶，讲作文。见到金老师，刘长令愣住了。与金老师未曾谋面时，刘长令已经听到金老师的咳嗽声，那咳嗽声是那样的熟悉，这是个久违了的记忆，久违了的温存。金老师佝偻着身子，咳嗽不止地出现在刘长令面前时，刘长令好像回到了7岁，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刘长令的眼睛潮湿了，他感觉到，他的亲人来了，他遗失了十年的父爱就要回来了。

　　金老师对刘长令的感觉也是一见如故，仅一刻间，两个人就亲如父子。

　　金老师并没有急着教刘长令写作文，而是让他每天读报纸上的社论，谈社论的结构、内容及内涵，谈读报的感受和收获。教他重温政治课中的内容，用敏锐的政治观点，分析他作文中存在的致命问题。

　　几番教诲，如醍醐灌顶，刘长令终于掌握了作文的写作方法。第一次月考，他的语文成绩便考出了78分，这是他三年中最高的成绩。不久，他参加了全县语文竞赛，拿了全县第五名。那一次竞赛，作文的题目是《女排获胜之后》，刘长令没有听过女排获胜的广播，更没有看过比赛的电视节目，只是从同学的议论中知道个一星半点。尽管如此，他的作文依然写得很成功。

　　直至今日，刘长令依然感激着金老师，他现在从事的农药新品种的科学研究，涉及到大量的科学论文的写作，如果没有当初金老师指点迷津，他或许至今还在困惑如何把论文写得更加精辟。

　　1982年7月，又到了高考的日子，刘长令考出了老师们期待的高分，其中语文也考出了高分。两年后，让刘长令受益终生的恩师金老师，因严重的肺气肿，溘然长逝。他得知了金老师辞世，哭得个泪雨滂沱。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刘长令没有多少感觉，只觉得身边缺了个人。可是，十几年后的刘长令，心灵已经长满了情感，生活的挫折与磨砺，让他更加珍惜别人施与的爱。在他的生命中，林老师、金老师和父亲一样重要。

　　尽管刘长令的高考成绩不低，可是，饱尝命运捉弄的他，还是心有余悸，恐怕自己走不了。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河南大学，他的分数完全可以走上名牌大学，可他不敢填，他必须保证自己能百分之百地考上。

　　河南大学当然高兴，录取这位高分学子为化学系新生。

　　就要走了，走向神圣的大学学堂。母亲那个高兴呀，这些年的苦熬，终于熬出了头，儿子给她长脸，全村唯一的大学生是她的儿子。可是，一穷二白的家，拿什么供儿子上学呀？村里的人都在担忧，可是，母亲却是满脸的乐观，她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求亲靠友东挪西借了108元，全塞进儿子的手里。

　　这就是母亲，坚强的母亲。

　　背上行囊，刘长令离开家走了。母亲站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忍受着燥热的风，久久不肯离去，不断地向他挥手。离母亲越来越远了，可母亲的那一缕缕白发，还在风中飘舞着。

　　一路上，刘长令心里好酸，母亲倾其所有供他上学，未来的日子将更艰辛了。那一次，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摸到10块钱以上的大钱。那一次，他买了张6块5毛钱的车票，去了开封。

　　这一学，就是七年，刘长令沉浸在化学的王国里，他是孤独的，同时他又是幸福的，他在分子、原子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着。七年里，他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大多的时间里，每天只啃5分钱的咸菜，可他的头脑却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了，满脑子是神奇的分子、原子，一旦有所发现，他会高兴得忘乎所以。

　　入学伊始，刘长令野心勃勃，考研、当中国著名化学家。可没多久，冷水就一瓢接一瓢地往他的头上浇，化学系刚刚毕业的那批学兄，考研几乎全军覆没。而考研对英语的要求几近苛刻，他的英语基础又不很牢固，考研几乎是没影儿的事儿。他便把野心丢在了脑后头，对自己的理想也降低了，毕业后，当个好的化学老师就行了。

　　理想降低，可是刘长令对化学的爱却无法降低，尤其是对有机化学。教授有机化学的老师是葛洪教授，这个教授特别有意思，他不像别的老师那样，考试时看得特别严，坚决不让学生打小抄。他不愿意学生死读书，喜欢开卷考试，愿意出一些知识面特别宽泛的题，他出的题，不会的话，把书翻烂了都没有用。教授说，知识是活的，重要的是会用，不会翻书就是不会学习，干什么把闭卷考试看得那样的神圣。

　　这一时刻，是刘长令最高兴的时刻，他喜欢挑战，喜欢识破教授故意设下的圈套。刘长令利用课内外时间通读了十多本有机化学方面的教材，对其中的两本书《基础有机化学》和《重要有机化学反应》至少学习了五遍，对这两本书中的知识只要你指出来，他可以告诉你该知识在书中的位置。教授也喜欢他，说，这个家伙，脑袋专门为化学生的。一次，全系搞了个竞赛，题出得刁钻古怪，刘长令居然考出了91的高分，考第二的才76分，最后一名只有19分。

　　鉴于刘长令有机化学突出的成绩，他成为教授们的得意弟子了，教授有机化学和有机合成的老师甚至面对全班的同学说，刘长令可以不上课，只要参加考试就行。

　　读到大三，刘长令重新燃起了考研的热情，这一回他不是缥缈的追求，而是脚踏实地的自我认识。尽管整个系能够考上研究生的最多不过是一两名，他心里自信地想，我还没努力呢，为什么不是我呀？英语差，那就补呗，那就背字典。字典是台湾版的，单词有四五千，他倒背如流。一天1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他有8个小时用在英语上。每次模拟考试，他总能有所收获，由不及格到及格，再到七十多分。

　　考研究生的时候，刘长令选的是有机化学和有机合成这两门，这两门是他的强项，成绩当然错不了，出问题的还是英语，只有51分。即使如此，研究生的大门仍能向他敞开，可是，他又像当初选河南大学那样，不敢对自己抱有太高的奢望，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他都没敢报，他怕报砸了，人家不肯录取他，而是报了他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沈阳化工研究院。

　　从此，刘长令和沈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他在分子、原子的世界里醒着，梦着……

　　四

　　刘长令的导师之一叫张少铭，沈阳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这是个极为慈祥的老头。

　　那年是1986年，张总已经70多岁了。刘长令等来沈阳复试，尽管他有机化学和有机合成成绩优秀，但英语成绩太差，张总看着刘长令的成绩，先点头，后摇头；他初步决定选他人为自己的研究生。尽管如此，他还是出了一套有机化学复试题，复试题的知识面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研究生考试题；刘长令的答卷再次证实了他丰富的有机化学知识，张总对刘长令的成绩非常满意。复试英语的老师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副总工程师，并没有出什么考试题，先用英语与大家进行了简单的对话，而后随手拿来一份刚从国外发过来的传真让大家翻译，这份传真内容涉及农药新产品的有关问题。别看刘长令的英语成绩不如别人，可专业知识上面的问题，他却比别人反应得都灵敏。

　　经过复试，张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刘长令。

　　研究院里的人说，这小子，其貌不扬的，真有福气，让张总选上了。

　　张总领来了刘长令，却对刘长令说，你不要跟我学化学，跟我学做人。

　　刘长令有些不解，来研究院就是学化学的，不跟导师学，还念什么研究生？

　　张总真的不教他化学，不时地出几个新颖的课题，放开手去，让他自己去研究，培养着他独立自主研究问题的能力。慢慢地刘长令悟出了，导师是在训练他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后来，刘长令和张总情同父子了，才知道老人家富有传奇的一生。

　　老人家青年时在日本读书，七七事变，老人家举家从日本搬迁回国，回到老家青岛，变卖了家里好几个厂子，捐给国家作抗 日军费。老人家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爱国和敬业。

　　现在，刘长令自己也带上研究生了，他继承了导师的做法，教做学问前，先教做人，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导师的作用是让学生知道做什么，如何去做，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什么都管，只能培养学生的依赖性和惰性，就会丧失掉学生的开拓性和创造性。

　　化工研究院的同事们这样评价着，刘长令和他的导师一样，又倔又犟，可是培养出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有点子，有方法，有创造性。

　　刘长令还有一个导师，叫李宗成，也就是沈阳化工研究院原副院长。李院长的才干都是在“文革”中增长的，别人都在斗斗斗，他却躲起来，如饥似渴地看书。他经常告诫刘长令，干任何工作，表面上看是为公家干的，事实上也是为你自己干的，努力工作没啥坏处。后来的刘长令之所以忘我地投入到科研之中，也离不开李院长的教诲。李院长忘我工作的表率作用和他的那句话，使刘长令受益终身。

　　两位导师的人格深深地感染着刘长令，也使刘长令深深地爱上了培养他的沈阳化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一毕业，他就不愿意离开这里了，一头扑进了新药研究室。从那时起，刘长令便开始把整个身心都扎进了新农药品种的创制上了。

　　其实，这是个风险性极高的科研项目。在国外，一个农药新品种的开发从研制初期，到最终的商品化，通常需要八到十年，需要合成2万到8万个化合物，耗资甚至达到天文数字。残酷的是，全世界的许多化学家都在为同一个课题而努力，一旦研究成果出来晚了，让别人占了先，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更为残酷的是，经过多年的开发，一旦发现你的研究成果不利于人类或环境的，就要立刻停止开发，前功尽弃。

　　刘长令去啃这个科研项目的时候，业内人士都摇起了头，认为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莫说是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就是一两千万人民币，那也是可望不可即的数字，何况还有那么漫长的科研时间。然而，化工研究院的领导极有眼光，没有放弃这个项目。刘长令不负众望，只用了五年的时间，花了不足一千万人民币，运用切合中国实际的办法，创造了人间奇迹，发明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知识产权的新农药品种：杀菌剂氟吗啉。

　　后来，刘长令谈起自己的成功经验时，颇有感慨地说，成功的人大部分不是最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大多聪明反被聪明误；由于“聪明”，可以预测事情的成败；由于看到了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就不去做了。只有不很聪明的人，看不到能不能成功，所以努力去做。任何事情，不做或不能持之以恒地去做，是不能成功的。

　　著名的农药“六六六”、“DDT”的发明者，获过诺贝尔化学奖，这些农药品种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杀虫作用，消灭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虫害问题和害虫如蚊子引起的人类疾病如疟疾等，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还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寂静的春天》唤醒人们要重视保护环境。科学也是一柄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利用不好，又损害着人类自己。

　　现代的科学，要求一切发明完全有益于人类的未来。

　　这是个多么艰难的选择啊。

　　刘长令的眼睛透过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似乎看到了田野里的庄稼感染上了病害如霜霉病，成片成片地干枯，农民的泪水泡肿了眼睛，他似乎看到了自己饥饿的童年和少年。他想起了许多许多年前，母亲在田里劳作时的情景，母亲说，这田你要不付出劳动，不滴汗水在里边，它永远也长不出好庄稼，没有付出哪儿有收获呢。

　　眼前的瓶瓶罐罐就是刘长令的庄稼地了，他要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滴尽汗水。

　　从此，每天早上7点有时甚至5点，这间新药研究室里，总会出现一个瘦弱的身影，晚上11点，这个身影还在忙碌，看门的师傅都不耐烦了，经常进来催他回家，有时，他很顺从地走了，可是，很多时候，他正研究在兴头上，舍不得离开，高低要干完了，甚至索性睡在实验室，早上醒来，把屋子收拾好，迎接同事的到来。

　　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对刘长令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人到农药所的书记那里打小报告，说刘长令做面子活儿，沽名钓誉。书记半信半疑，悄悄地蹲在研究所，不管黑天白天，细细地观察了两个星期，最终得出结论，这个人已经成了“科学的傻子”，迷得世界上只剩下了化合物，其余的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是的，刘长令完全沉浸在创新农药的研制之中，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痴人，他的全部生活只有三条线：图书馆→实验室→家(床)。他对科研工作痴迷得不能再痴迷了，他的人际交往单纯得不能再单纯了，他的日常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喜欢吃面，不仅仅因为他是河南人，还因为吃面简单，面条下到锅几分钟就可以吃饭了，他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去看书，去查资料，去思考问题。

　　就这样，一天两天过去了，十天八天过去了，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新来的嘛，新鲜，总有这样的劲头，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人们不得不另眼相看了，真有毅力呀，看样子真的被迷住了，不肯出来了。

　　有一年元旦的早晨，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刘长令一觉醒来，忽然诞生一个想法，他便急急地穿上衣服，全然不顾大雪，一步一挪地走在雪地里，最后捱到了实验室。毫无疑问，元旦是个放假的日子，研究所显得格外空旷，见不到人影，就连值班的锅炉工，也自我调节地减少了工作量，办公楼的温度仅维持到不让暖气冻上。实验室里，只有零度。一天的实验做下来，刘长令的手已经冻肿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良好心情，因为实验证明了他的猜测。

　　尽管如此，可新农药却连个影子都没有，刘长令却不急不恼，一项一项地实验，尽管别人不知道他的进展，可他自己知道，曙光在前面了。很多人劝他，算了，何苦呢，咱们是穷国，国外研制一种新农药，得多少人力和财力，就凭你自己，就算你有天才的脑袋，连实验设施都不全，根本不可能研制成功。

　　刘长令偏不信邪，他坚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理，他说，一把复杂的钥匙丢了，要再配一把能够打开锁的钥匙很难，也许你一次就成功了，也许要一万次，但你一定要试。

　　成功之后的刘长令，这样评价自己那些年的失败，他说，其实，实验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缺陷的过程，不断改进的过程，如果你一下子就当了第一，你就没办法每天都取得进步，真正的进步是不断地认识自己，发现缺陷。

　　一次次的合成，一次次的失败，每天熏在有毒的化学药品中，泡在充斥着化合物的空气中，不有病，那才怪了呢，刘长令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次，他感到身体特别不舒服，去医院进行了一次体检。化验的结果，白血球只有3500。刘长令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自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么糟，重新测了三次，结果都是3500。医生让他住院治疗。时间对于刘长令来说，就是成果，他不肯把时间扔在医院里。他和医生商量着，能不能不住院。医生严厉地说，不行，你不要命了。

　　摸着这张诊断书，刘长令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他的心很沉很沉，再坚持一下，也许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不会白费了，可他的身体怎么这么不禁折腾，这么不给他做主。

　　回到办公室，刘长令本想收拾一番，拿几本书，偷偷地到医院调养一番。可是，推开新农药创制实验室的门，看到那些可爱的瓶瓶罐罐，还在那里冒着气泡，那些看不见的分子原子正驮着刘长令的理想驶向彼岸，桌子上还有他昨天新合成的化合物的资料。刘长令待了好一会儿，最终，他变卦了。他知道，这件事儿被领导和同事们发现了，他就会被定为职业病，就不允许他再进入实验室了。他生怕实验因此中断了，他把诊断书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抽屉里的最下面。

　　替他和病魔抗挣的，是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年后，刘长令的白血球终于恢复到了正常。

　　一年后，同事帮助他整理抽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秘密。

　　五

　　那一年是1991年，也是刘长令研究的最关键的年头。

　　不管是灭害虫的还是灭菌的，农药就是农药，是药就有毒，把毒性减少到最低，世界上一大批化学家都在为此不懈努力，都在为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转动智慧的头脑。

　　全世界的农药化学家都在人工合成化合物上打转子，换个思路，改用天然的先导化合物呢？这个想法让刘长令激动不已，此时他发现了一篇介绍来自天然产物的杀菌剂烯酰吗啉的论文。他马上开始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分析研究这种化合物。

　　他把这种烯酰吗啉杀菌剂合成出来，送到生物测定中心进行活性测定。结果表明它虽然有很好的保护活性，但治疗活性较差；治疗活性较差的原因可能是烯酰吗啉抑制孢子萌发活性低。作物病害的发生和人得病一样，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病或得病初期是不会用药的，若发现了病，此时用药，药物一定要具有很好的治疗活性。如果一个药剂同时具有很好的保护(预防)和治疗活性，就会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如何才能提高或完善烯酰吗啉治疗活性呢？

　　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断地实验，不断地分析。终于有一天，也即1994年的一天，当他在烯酰吗啉分子结构上导入具有渗透、模拟、电子、阻碍等效应的氟原子后，奇迹出现了！此类化合物不但解决原来化合物对孢子萌发抑制率低和治疗性差的问题，而且含氟的新农药品种比不含氟的化合物对环境影响最小！通过合成、生测多次循环测定后，最终新型杀菌剂“氟吗啉”诞生了。

　　那段日子，刘长令兴奋不已，这个农民的孩子，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回报了农民。

　　新药研究室位于沈阳西南郊区，周围是广阔的田野。那是沈阳市重要的蔬菜基地，田野里茂盛地生长着一片片黄瓜、番茄、马铃薯。刘长令站在那片田野，眼睛观察着那些叶片，看起来，叶片还是那样葱绿，可是细微的不经意之处，已经显出了芝麻粒大小的斑痕，空气流动已经把霜霉病、晚疫病等病菌传播了过来。用不了几天，这片田野，就将全部干枯。这些以菜为生的农民对这些病菌怕极了，它们对菜农的瓜果蔬菜造成的损害是毁灭性的。尽管有些药对这些菌有抑制作用，但效果不够理想。

　　这些霉菌，让刘长令重新回到了童年，那是饥饿的童年，眼看着顶花带刺的黄瓜就要能吃了，可是，霜霉菌来了，一夜之间，叶子干枯了，秧子倒下了，鲜嫩的黄瓜蔫了，满院的园田一片肃杀，好像秋霜扫过。母亲的叹息声，至今还回响在他的耳鼓。

　　现在，不用操心了。站在田野里的刘长令内心在呼喊着，氟吗啉出现了，这些不治之症马上就要被根除了，和自己母亲一样辛劳的农民弟兄们再也用不着愁眉不展了。

　　刘长令悄悄地算过一笔账，除其他几十种瓜果蔬菜还有烟草之外，单算农民们种得最多的黄瓜和番茄这笔账，两种蔬菜使用氟吗啉10%，面积可达400万亩，可使农民增收24亿元。

　　这就是一个人的魅力。

　　刘长令成功了，刘长令也成名了。

　　翻一翻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农药发展史，你会清楚地看到，一直到20世纪末，中国极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诞生，仿制和混配一直是我们农药的主要内容，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氟吗啉的发明，让世界为中国惊讶。

　　今天，氟吗啉不仅获得了中国专利，在美国也获得了发明专利权，在欧共体也获得了专利权。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专利的农用杀菌剂，也是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的农用含氟杀菌剂，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要求合作生产和开发国际市场。

　　刘长令的论文刚刚发表出来，就有几家公司以每年5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出任技术总监或顾问。那时，他的工资仅有几百元，面对着这巨大的诱惑，他拒绝了。他知道，他这一走，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创新农药研究就可能结束了，院里培养了他十几年，给他创造了宽松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他不能只为自己，一走了之，有悖于他做人的原则。他说，别人的工作是为了生活，而我的工作却是事业，人只有为了某种事业的时候，才会不计得失，全身心地投入。

　　没多久，沈阳化工研究院与美国罗门哈斯公司合作开发农药新品种，美方先后四次邀请刘长令前往合作研究。有人沉醉在美国的繁华中，而刘长令却沉浸在美国先进的实验室里，对氟吗啉和相关的农药进行深入的研究，仅用4个月时间，合成了9个类型133种化合物，相当于美国研究人员一年的工作量。

　　可以说，除了睡觉，刘长令都在干活，即使很困倦了，脱了衣服准备睡下了，有了想法，他也不懈怠，立刻拿笔记下来。就连梦中，他也在想问题。

　　有一次，他梦见了一个化合物，可能有很好的活性。第二天一早，他兴冲冲地去了实验室，去做实验，结果，事与愿违，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的活性。可是，这次实验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他本来是做除草的药剂，结果在杀菌上取得了效果。

　　那段时间，刘长令很愉快，美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他们需要的是刘长令的想法，他们不是要求刘长令去做什么，而是刘长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是合作，虽然动用的是人家数百万美元的设备，却给刘长令最充分的自由。这些设备都是刘长令梦寐以求的，这里的条件对他来说，是如虎添翼，他当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了，因为回到国内，不可能再有这么优良的设备了。

　　当然，他们也从刘长令身上吸收了不少东西，比如，刘长令书看得多，知识面特别宽泛；加上想得多，做得也多，因此经验也比较丰富，且能举一反三，他们特别需要灵活多变的想法。因为一项好的专利或产品当初均来自想法。

　　别看刘长令在工作上想法特别多，可生活上他却单纯得让人无法相信。回国的时候，同事不见了，他居然不知道同事来美国的时候，早就留了个心眼儿，刘长令工作的时候，同事也在工作，是在美国找称心如意的工作，他是孤家寡人“傻呵呵”一个人回了国，回到了沈阳那间小小的实验室。

　　要论傻，刘长令傻得真可以。五年前刘长令的身价已经增加到年薪100万了，有不计其数的公司聘请他，他死活不肯去，宁愿留在化工研究院，每年只赚几万元的工资。一次单位

　　一家公司得知了刘长令要不起房子，准备送一套大房子给他，可是，他却不肯要，他知道要了人家的房子，自己就没了业余时间，就得做人家的顾问，就得影响自己的研究。没办法，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刘长令说，吃熊掌是活着，吃鱼也是个活着，干吗非得要吃熊掌，吃鱼不也挺好吗？

　　院里的领导也时常关心和支持刘长令的生活和工作。李彬院长当了两届院长，他在当第一届院长的时候，在大会上就说，凭刘长令的贡献，早就应该是百万富翁了，可是，我们院的经济总量不够，奖金就有限了，我们的奖励仅仅是象征性的。

　　四年之后，李院长做了第二届院长，在大会上讲话还是那番内容。有同事开玩笑地说，刘长令已经是二百万富翁了。

　　刘长令只是一笑，真的，几万元的工资，吃穿不愁了，比小时候不知要幸福几万倍，物质这东西，无尽无休，多少钱才是多呢，够生活就行了。只要工作着，我就很快乐。

　　这就是“傻人”刘长令的生活观念。

　　要论傻，刘长令的女儿最有发言权。女儿十六岁了，刘长令从来没带孩子去过公园。无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和孩子面对面地谈过。家里的事儿，都是妻子的，他什么也不管，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贤惠的妻子有时甚至把饭送到实验室里去。

　　女儿开玩笑地说，我爸是个木头人，我都不相信你们之间有爱情。

　　妻子也说，当初是你姥姥觉得他好，吃苦耐劳，能干，有事业心。

　　是的，刘长令的爱情也和他的生活一样，简单乏味，毫无浪漫可言。刘长令单身的时候，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了，他没有谈恋爱的时间，更没有谈恋爱的耐性。

　　刘长令的岳母李雅琴，是一位严以律己、上进心很强的工程师，在刘长令斜对过的实验室工作，她看到刘长令这么执著与认真，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托人给自己的女儿介绍。

　　刘长令的妻子叫胡耐冬，是在夸奖声中长大的、通情达理、性格开朗的女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五•一”，第二次见面是6月份，8月份他们就结婚了。

　　直到结婚以后，妻子还在说，我妈真有眼光。

　　刘长令结婚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母亲要好。

　　是啊，母亲是刘长令最牵挂的人，他能够成人，成才，浸透了母亲的心血，母亲操劳一生了，晚年应该享受生活了，他最怕的就是媳妇不孝敬自己的母亲。事实上，胡耐冬不仅是一位孝顺的媳妇，还是贤妻良母。她也应验了那句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位支持他的女性的说法。

　　这是一对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的夫妻，结婚十年了，女儿都长大了，夫妻才互诉衷肠，说出第一句“我爱你”。

　　现在，刘长令的名字前边有着他自己也数不清的荣誉，成了名人的刘长令，依然和从前一样，坐着大客车，到郊区的新农药实验室上班，每天仍工作到十一二点。有时晚上睡梦想起问题就马上起来，记下想到的问题，或看书或翻阅资料。人对自然的认识是无限的，所以科学发明也是无限的，必须细微地做好每一件事儿。他现在最为迫切的是培养一批和自己一样的人才，告诉更多的人，事业比工作更为重要，而且必须培养责任感。实验室里的小马虎，到工厂的生产车间，就可能因剧烈反应引起爆炸；顷刻间，财产甚至生命，都会化为乌有。看着身边的人心不在焉地工作，他不无遗憾地摇着头，他多么渴望身边聚满和自己一样为了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人。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容不得无所事事的人，所以他很孤独。他感叹道，为什么现在成功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成功是要付出的，要耐得住长时间的寂寞，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个细节。目前大多数人在享乐中忘记了成功需要付出，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虽然现在的计算机互联网都很发达了，查一些资料易如反掌，可是，在科技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你没有想法，不拥有大量的知识，在浩如烟海的知识的宝库中，你去寻找什么？所以，拥有信息和收集信息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只有学会提炼，才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刘长令有个座右铭：做事先做人，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心态决定一切。他解释说，对待和科学有关的事情不能讨价还价；搞科学有时付出不一定就有收获，如果没有良好的、积极的心态，你就不会付出；不付出的结果，就永远没有收获；没有收获，何谈成功？

　　他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秘诀，那就是：理想＋毅力＋实干＋方法＋运气＝成功。

　　名人刘长令，和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依然是那个爱挑毛病的刘长令，不一样的是，身份变了，说话的分量也重了，挑出的毛病别人更在乎了。他虽然是个闷性子，可他却是个暴躁的脾气，通常不发火，发起火来却什么也不怕，别人来气，他比别人的气更大。有时和人家吵起来，人家说，这是院长该讲的话，你凭啥讲？他不凭啥，凭的是对事业的执著，凭着对院里的整体发展的好处。“家丑不可外扬”，可家丑自己都不敢说，又怎么能认识自己呢？家里一定要挑毛病，成天说自己好，裹足不前，时间长了，就会垮下去。

　　危机感创造未来的生存空间。

　　当然，刘长令也喜欢别人给他挑毛病，一个人一个单位，都应如此，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才能不断地去克服弱点，去完善自己，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进取心。

　　对于工作，刘长令苛刻得几近吹毛求疵，在科学的路上，失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所有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所以跟着刘长令工作的人，都觉得累，每一次实验，刘长令都要婆婆妈妈地吩咐好多遍，直至所有的工作人员按部就班地操作。

　　成为名人之后的刘长令，行为举止更加严谨了。想在科研的道路上还要有一番大造就的刘长令，始终低调处理自己的名气，他知道，一不小心，掉进了是非之中，那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呢，他不想无端地陷入毫无意义的纷争，他要集中一切精力，实现他下一个科研目标。

　　时钟走进2005年的时候，刘长令把自己背上的荣誉和成功全都卸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人，他要从零开始，走好每一天。

　　他重新跌入创新农药研制的境界里，依然在分子、原子的世界里醒着、梦着。他像参禅的老僧，苦苦地追求着科学界的最高境界。(周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