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诸番识贡图》收藏者：此图无声胜有声

　　刘钢

　　今年年初，一幅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天下全舆总图》公之于众后，史学界几位教授及学者立即对此图提出了种种质疑。有些学者甚至断言，此幅图为“现代不法奸商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面对这些质疑和指责，此幅地图无法开口做出申辩。可是地图的纸张，图中的岁月留痕、地域轮廓和岛屿位置，以及绘图者记录的注文对这些质疑和指责做出了回答。这些答复虽然无声无息，却是有理有据，耐人寻味。

　　一、《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年代

　　判定一幅中国古地图的绘制年代除了参考绘图者在图中注明的绘制时间外，还可通过中国古字画、古籍和古纸等方面的一些鉴定方法加以验证。

　　根据新西兰维卡特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的测定结果，《天下全舆总图》纸张的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或一六四零年至一六九零年期间注1。从地图纸张的色变、气味和脆化程度也可以判断出纸张的年代为清中期。图上注文红框以朱砂墨绘成。清朝时期的朱砂墨虽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两百多年前留在纸上的朱砂墨经过岁月流逝所呈现的颜色与现代人用老朱砂墨画在老纸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所云，“古人作画墨色俱入绢缕”，“伪者虽极力仿效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天下全舆总图》注文红框的朱砂墨色属于“俱入绢缕”，而图上的三方红色鉴藏印则是“浮于缣素之上”，为近现代人所盖之印。《天下全舆总图》的海域以乾隆时期“五香”墨中的青绿色绘成。这种墨色只有经过特别长的时间才会褪色。此幅地图以对折方式保存，由于对折部位透气性较其它部位差，该部位的褪色程度比图纸中部的褪色程度小。这种不规则的褪色是经过长时间自然呈现出来的效果，与古字画造假者采用人工褪色的效果完全不同。图纸上有很多虫蚀蛀孔，特别是在透气性差的对折部位。这些蛀痕均为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作伪者有以香烫的方法做出“蛀痕”。以此方式做出的“蛀痕”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出“蛀孔”周边比较平滑；而自然虫蛀痕的边缘为毛边。还有的作伪者将纸张放在蛀米堆内，令虫蚀成蛀孔。辨别此种伪造的方法是检验蛀痕形状并查看蛀痕是否在污痕之中，自然蛀痕大小不一且应当出现在纸张的污痕部位。我们可以看到，《天下全舆总图》上的虫蚀蛀孔都与自然蛀痕的特征相符。

　　除上述方法外，还可根据绘图者的书写习惯和字体判断是否为现代人作假。现代人作画、写字的用笔习惯与古人有很大区别。前者写字顺序为从左向右，而后者书写是从纸的右上方开始。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现代人涂色的第一笔通常画在左上部位，而古人着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天下全舆总图》海域着色的第一笔和第二笔均落在图的右上方。清中期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以规定的“馆阁体”书写答卷。这种“馆阁体”看上去字字匀称并且横平竖直，然而却是一种平庸呆板的书体。现代人对此持贬义，研习者寥寥无几。“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于朝廷倡导“馆阁体”，康乾时期社会上无形之中形成一种“馆阁体”书风。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对此评论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天下全舆总图》中的字体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

　　《天下全舆总图》上的古意斑驳和现代科学检测结果都能验证此图上签署的绘制年代，即一七六三年。

　　二、《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风格和特点

　　几位知名的史学教授认为，《天下全舆总图》与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和毕方济等西方来华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相同，“完全是根据欧洲地图仿绘的”。还有一位历史地理专家进一步断定“从地图的形状看，它基本上是脱胎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将《天下全舆总图》与传教士的世界地图以及同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相比较，就可发现它们之间在绘图理念和构图等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天下全舆总图》没有任何投影效果，并且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在北纬三十七度左右，而非纬度为零的赤道。

　　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创作出的绘画作品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地图绘制也是如此。十五世纪绘图师绘制的世界地图注2在绘图理念、布局和侧重点等方面与地图史学界所称的十六至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注3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十五世纪世界地图布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展现大陆，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布局的着眼点却放在如何表现出整个地球；其次，十五世纪世界地图注重大陆板块并且夸大世界地域中陆地所占的比例，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则企图呈现出真实的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比例；再次，十五世纪世界地图的中心点或水平中心线约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均在纬度为零的赤道；最后，十五世纪世界地图既无投影效果也没有经线或纬线，而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采用不同的投影方式制图并且图中绘有经纬线。

　　《天下全舆总图》中注明，此图为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可以看出，《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风格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的风格完全吻合。该地图布局的目的和着眼点在于如何有效地展现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陆地，图中陆地面积约占两个交叉圆形总面积的五分之三注4，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在北纬三十七度左右，同时图中既没有投影也没有经纬线。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世界地图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的风格。若将这些地图与《天下全舆总图》做比较，普通人也能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在利玛窦等人的世界地图中纬度为零的赤道是其水平中心线，并且其图形具有投影效果和经纬线。

　　除具有十五世纪世界地图风格之外，《天下全舆总图》还表现出明朝时期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的特点。正如传教士利玛窦所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都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的中间。为了保持大陆地理位置不失真的同时又能将中国画在地图中部，《天下全舆总图》的原绘者采用了相互交叉且局部重叠的两个圆形绘制世界地图。正是由于两个圆形在东南亚部位交叉重叠，绘图者以简略的手法描绘东南亚一带的陆地和岛屿。为能在最大程度上将中国地域画在地图的中央，绘图者夸大山东半岛的长度、渤海湾的面积。此外，绘图者还将中国南北之间的距离拉长，从而达到将中国陆地连同海域绘成正方形的目的。将中国领域绘成正方形是宋、元、明时期的传统。例如一一三六年的《华夷图》、一一四二年的《禹迹图》和一三九八年的《大明混一图》都为正方形。这一传统源于道教。根据道教的观点，正方形是稳定的象征。在图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道教的痕迹。例如，图的上方画有一个风水罗盘，罗盘上面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六合”是道教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四方上下组合的空间。汉代道家代表性著作《淮南子》中记载“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从图中的风水罗盘、“六合”概念以及其它道教痕迹，我们可以判断出《天下全舆总图》的原绘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他是根据中国的道教风水观念设计绘制了《天下诸番识贡图》。上述绘图观念和术语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看不到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没有交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连接。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一幅与《天下全舆总图》特点完全相同的世界地图。

　　从《天下全舆总图》中欧洲地域的轮廓和注文很容易判断出，此幅地图绝非根据欧洲地图仿绘。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全舆总图》，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三、欧洲制图师影响了中国制图师？还是中国制图师影响了欧洲制图师？

　　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四一八年绘制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具有同样的风格？是不是《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者莫易仝绘图时参考了欧洲的早期世界地图？回答这些问题应从欧洲人的世界地理大发现谈起。

　　欧洲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于一四八七年驾船绕过好望角为标志。可是在此标志之前，欧洲早已出现了几幅绘有欧洲人尚未抵达地域的世界地图。最为典型的是一四一零年至一四一九年之间绘制的德·韦哥世界地图。该图中清晰地绘出了好望角和非洲东部海岸线。不仅如此，图中还画出了亚洲大陆东北端的杰日尼奥夫角，按照历史记录这一海角是由哥萨克探险家西米诺·杰日尼奥夫于一六四八年勘测绘出。

　　在欧洲人“发现”之前就已出现在地图上的地域还包括南极洲。根据记载，欧洲人首次抵达南极洲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可是一五一三年绘制的皮里·雷斯地图和一五三一年绘制的奥兰多斯·菲诺斯世界地图中都绘有南极洲地域，并且部份地域轮廓接近实际状况。

　　一五一三年巴尔博亚从美洲东海岸线穿过巴拿马地峡来到美洲西海岸，他是第一个站在美洲西海岸看到太平洋海水的欧洲人。一五二零年麦哲伦率领船队通过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海域，他是第一个带领船队在太平洋中航行的欧洲人。上述都是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可是这些记录却无法与一五零七年绘制的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吻合。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出现早于巴尔博亚看到太平洋，可是此幅地图却绘有美洲大陆西部海岸线的走向和太平洋海域的基本轮廓。这说明有人在巴尔博亚看到太平洋之前已经完成了对美洲大陆西部海岸线和太平洋海域的勘探。

　　在这些地域被欧洲人“发现”之前，是何人对这些地域进行了勘探并把它们画在地图上？如下两个方面的证据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是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绘制方面的变化。由于耶路撒冷位于欧洲东部，出于宗教的原因十五世纪中期以前欧洲世界地图基本上都是上东下西，偶尔出现过上南下北的世界地图，并且这些世界地图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从十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一个接一个欧洲人虽未抵达确已被发现的“新大陆”增加到地图上，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观念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变化。其地图方位变成上北下南，并且地图的中心或水平中心线不再位于耶路撒冷，而是变成纬度比耶路撒冷略高的地域。中国地图的方位从宋代开始已逐渐形成上北下南的固定格局，并且地图的中心线均在北京和南京之间，这一地域的纬度比耶路撒冷略高。可以看出，十五世纪中期欧洲世界地图绘制方法变化的原因是参考了中国人绘制的地图。

　　其次是造船技术和地理勘探科技。同时掌握这两方面的技术是将“新大陆”画在地图上的前提条件。欧洲大规模从事海上探险活动是从葡萄牙享利王子开始的。虽然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末 “发现”了美洲大陆，可是当时的欧洲人并不掌握地理勘探技术。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记载，欧洲人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掌握如何通过恒星之间以及恒星与地平线之间的距离测定地域的经纬度。阿拉伯人早于欧洲人掌握如何测定地理位置的方法，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造出远航船只的技术，并且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阿拉伯人大规模从事航海探险的记载。中国人早在十五世纪初就已同时掌握远航船只的制造技术和地理勘探科技。史料记载，郑和船只的体积以及船队的规模远远超过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任何一只欧洲船队。《郑和航海图》中记录的过洋牵星术就是一种根据恒星之间以及恒星与海平面之间的距离测定地理位置的技术。所以当时只有中国人具备将“新大陆”画在地图上的前提条件。

　　上两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欧洲人“发现”那些新大陆之前中国人已对这些地域进行了勘探并把它们画到地图上。欧洲早期世界地图之所以能够将欧洲人尚未抵达一些地域绘在地图上，是因为他们仿照中国人于十五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正因如此，一四一八年绘制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才会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具有同样的风格。

　　此外，时间顺序也可以证明《天下全舆总图》为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并说明莫易仝绘制此图时不可能参考欧洲早期世界地图。前面所提到的几幅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或十六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是于十九、二十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它们都曾有消声灭迹近四百年的经历。因此，莫易仝于一七六三年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不可能看过这些欧洲世界地图。

　　四、地图中所谓的“硬伤”

　　几位教授分别撰文称《天下全舆总图》中有几处“硬伤”，他们认为这些“硬伤”说明此图是一件伪造品。我们只需仔细查阅《天下全舆总图》中的注文，并将这些注文与有关史料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这些“硬伤”形成的原因。

　　误读历史造成“硬伤”

　　一位历史专业人士认定《天下全舆总图》为伪造品的根据之一，是图中几个“余”字都是简体字。他认为，中国的简体字只有“五十年的历史”，图中的简体字应是现代人伪作的证据。略知汉字史的人一定不会赞同这一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汉字简化的目的是统一和推广简体字。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人写简体字。宋徽宗御笔所书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中，“无疆之休”和“以垂无窮”之句的“无”字与现代简体字完全相同，而不是繁体字“無”。明清时期也不乏文人用简体字的事例。史学界目前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古代简体字的研究。例如，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俞欣先生于二零零三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古代简体字研究》，该论文对古代简体字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一位教授认为，图中“凶奴”是“匈奴”的误写。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玉玺，其印文为“凶奴相邦”四个字。宋朝人撰写的《小畜集》卷二十二中提及“汉武斥逐凶奴”。这些史料证明，“凶奴”一词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并一直与“匈奴”并用。该教授指出的另一个“硬伤”是，“明代时中国北方早已没有匈奴的存在”，因此明代的地图上不应出现匈奴。明末版《华夷古今形胜图》和明朝崇祯年间印制的《皇明职方地图》中的中国地域北部都有“鞑靼即匈奴国”的注文注5，这些注文说明这位教授对明代地图存有误解。

　　此位教授对明代地图的误解还涉及“高麗”和“琉球”。他认为，一三九二年“高麗”更其国号曰“朝鲜”，因此“明永乐年间地图上不可能将明朝藩属国朝鲜的国名写为高麗”。我相信，龚缨晏教授一定不会赞同此观点。龚缨晏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中收录了一幅《山海与地全图》。经龚缨晏教授考证，此地图曾被明末刻印的《月令广义》和《三才图会》等书刊载，图中朝鲜地域注明为“高麗”。官方国名、地名更改后民间很长时间一直延用原名的现象在明清时期的地图中很常见。这位教授还认为，“琉球自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起即为明朝的藩属国，即今天日本冲绳，其地理位置在当时就很明确，绝无可能误以琉球称呼台湾。”熟悉琉球地理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朝时期“琉球”泛指现今琉球群岛和台湾一带岛屿。《皇明四夷考》和《明史》记载：“琉球居东南大海中”。因此明朝时期的“琉球”并非专指现今位于东海的琉球群岛。明代《山海与地全图》中“琉球”的位置与《天下全舆总图》完全相同。清中期以后的地图才逐渐将台湾从琉球地域中区分出来。

　　这位教授不仅对明代地图存有误解，其对《明史》也有误读。他认为，明朝于永乐十九年才设置南、北直隶。根据《明史》的记载，明成祖于永乐四年从南京迁到北京，并于当年设置北直隶和南直隶。

　　另有一位教授认为，中国古代词语中只有“职贡”一词，“識贡”之说未在其他任何古代文献中见到过记载，所以“天下诸番識贡图”中的“識”字应是现代伪造者的笔误。事实并非如这位教授所言。钦定四库全书收录的明朝书籍《陶菴全集》卷八中有“入識贡者，熊皮鵰羽”的记载。“职贡”一词含有担负职责并定期进贡之意。“識贡”则为另一含意，即认识进贡。从词意上，“識贡”一词更符合郑和时期中国刚刚发现、认识新大陆的历史语境。

　　因避讳原因出现的“硬伤”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是清中朝一位文人的诗句，此句诗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却断送了这位文人的性命。此事例说明康乾两朝的文字狱是清朝文人的梦魇。莫易仝深知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避讳的重要性。由于他仿绘时将“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两条原注文保留在地图上，他非常明白倘若继续照搬原图中明朝的建置，他会被认为妄想复辟明朝。出于避讳原因，他对原图的几个地域名称作了修改。其中最主要是将“大明海”改为“大清海”，将“湖广”改成“湖北”和“湖南”，并且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通过这些改动莫易仝想表明，仿绘图中保留的“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原注文是指大清国，而非明朝。

　　在做这些修改的同时莫易仝仍试图尽量反映《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状，例如将“湖北”和“湖南”标注在红框中以表示原地名“湖广”为红框注文。莫易仝没有将“安徽”标注在红框中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南直隶”为原地名，安徽是从此原建置中划分出来的新建置；其次，这种处理方法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清朝时期对江南政区的调整首先是废弃明朝“南直隶”建置，改称为“江南”。康熙六年又将“江南”改为“江苏”。此年又同时将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分别改为安徽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由此形成将安徽从江苏分出设省的雏形。但是江南分省的计划一直到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才最终完成，从几幅清中期的地图可以看出这种分省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一七六三年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江南省正处在分省过程之中，此时安徽尚未最终完成设置的程序，这就是莫易仝未将“安徽”画在红框中的原因之一。

　　虽然莫易仝将原图中明代的建置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痕迹。除“北直隶”和“南直隶”外，“宣府”这一标注也表现出明早期地图的特点。我国古代把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之为“冲要”。因为这些冲要关系到皇帝的安危，故名列一等。明初，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沿长城一带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其中宣府为“九边”之首，故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因此，明早期的地图中“宣府”的标注比较明显。《天下诸番识贡图》也是如此，图中只标注了“宣府”，而没有标注其它州府。入清之后，清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采取怀柔政策，用思想统治代替了军事防御。随着这种变化，宣府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城镇，在清朝的地图中宣府不再具有显著地位。

　　武断造成的“硬伤”

　　有位教授认为，“上帝”一词是由十五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首次用于基督教，并且“景教”也是一六二五年以后才被考订为基督教，因此《天下全舆总图》中红圈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不可能是原图中的注文。

　　根据目前的史料，景教于唐初传入中国，宋时虽然在中原一带无声无息但在边境地区仍有流传，元朝建立后景教再度兴起注6。根据中国史料、出土文物以及欧洲保存的元朝时期西方人所作的记载，景教在元朝时期分布很广，尤其是在中国的北部及西部，内地在沿海城市也有不少景教信徒，如泉州、温州、杨州等色目人集中的城市。在泉州和杨州，曾出土过元朝景教徒的墓碑。有关元朝景教的文献十分缺乏，并且由于蒙古文是元朝的国书，有关元朝景教的汉文记载更是少中之少。目前史学界一致公认，元朝时期景教的蒙文名称为“也里可温”，但是汉文的景教名称一直没有定论。明朝初年在“诏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的政策下，景教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虽然唐初景教的教义与元朝景教有所不同，但是从社会发展学角度上分析，存在宋、元以及明初汉人继续把西方宗教称之为景教的可能性。

　　是谁而且何时将“上帝”一词用于景教或基督教也是一个悬案。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是他将“上帝”一词首次用于基督教，而是后人根据利玛窦的只言片语做出的推断。这一推断是否合理本身就受到质疑。这位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及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写的两句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根据这两句话该教授得出利玛窦首次将“上帝”一词用于西方宗教的结论。实际上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还写道：“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若仔细研究这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利玛窦是在向华人介绍“天主”一词，并企图以华人所说的“上帝”一词解释“天主”的含义。这位教授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另一个误解是，他认为清初中西方“礼仪之争”的起源是由于中国基督教使用“上帝”一词。根据史料记载，“礼仪之争”的起因是一六九三年在福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Charles Maigrot发布禁令不允许教徒称造物主为“上帝”、“天”或“陡斯”(Deus)，只可称“天主”。注7

　　从上述利玛窦的只言片语和中西方“礼仪之争”的起因，我们看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利玛窦首次将“上帝”一词用于西方宗教的证据。“上帝”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等古书。许多史料证明，唐代景教教义的翻译和释义参考了中国本土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词语。例如，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两千字碑文中有三百多处借用汉语古籍中的词语，其中有三十处来自《诗经》。注8“GOD”是西方宗教的核心，唐代景教教徒肯定会用一个中文词汇表述这这个概念，但是这一中文词汇是什么目前尚无最终定论。

　　这位教授以两个尚无最终定论的问题作为根据，断言《天下全舆总图》中红圈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不是《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原注文，未免太过于武断。并且，他的推论也缺乏逻辑性。他认为，这一注文来自十六世纪末之后。可是，他忘记了十六世纪末以后景教这一概念已被“基督教”和“天主教”取代。

　　五、《天下诸番识贡图》原图的证据

　　有几位教授认为，我们无法根据莫易仝的《天下全舆总图》断定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否真实存在过。

　　莫易仝在《天下全舆总图》的落款中写明，他于一七六三年仿绘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图中的注文、地域轮廓和岛屿可以作为这一落款的佐证，证明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天下全舆总图》的原本。

　　基督教传教士从来不为其它宗教作宣传

　　《天下全舆总图》中有九条与宗教有关的原注文。其中，西亚和东欧的三条注文说明这一地域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国除了有一条关于佛教的注文外，还有一条写到：“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民多信佛教禅宗，道家次之，也有回民信奉回教”；有关朝鲜的注文显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关日本的注文记载“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条记载古代秘鲁“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东欧有一条关于“景教”的注文，它是整个图中唯一一条与欧洲宗教有关的注文。这些与宗教相关的原注文显示，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时期世界上传播面最广且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最小的是欧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原注文表现出来的各类宗教传播范围与世界宗教史记载的中世纪状况相符，而与莫易仝所处时期的世界宗教信仰情况有很大差异，尤其是美洲大陆。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十六世纪开始迅速向欧洲以外扩张，特别是美洲和亚洲。到了十八世纪(即莫易仝仿绘时期)，天主教在美洲占主导地位，在亚洲也有很大影响。

　　有一位教授认为：“分析《天下全舆总图》的内容，我们所见到的是欧洲地图的原型，来华传教士的文笔”。可是，在有关宗教的原注文中我们却找不到西方传教士的踪迹。西方传教士们从来不会为佛教或伊斯兰教作宣传。

　　没有原本就不可能有复制品

　　《天下全舆总图》上的一些地域、岛屿和注文可以证明，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莫易仝绘图时所参考的唯一根据。

　　根据史料记载，人类于一八二零年“发现”南极，之后又于一九六二年对南极艾默里冰架(Amery Ice Shelf) 进行了“首次”勘探。在此勘探之后艾默里冰架的轮廓才出现在地图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易仝在人类“首次”勘探南极艾默里冰架的二百年前已将这一地域的轮廓绘在了他的地图上。

　　一七七二年初，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委派探险家克尔格伦出航为法国寻找新的大陆。当年二月十二日，克尔格伦发现并登上位于印度洋之中的克尔格伦岛(Kerguelen Island)。在该岛被克尔格伦“发现”之前，没有任何一幅地图标注出它的地理位置。然而，莫易仝却在克尔格伦岛被“发现”九年之前已经知道该岛的地理位置并将它绘在地图上。

　　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于一七六九和一七七零年对新西兰岛屿的方位进行了勘探，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新西兰是地球南部大陆的一部分，而且一七七零年以前的欧洲世界地图也从未将新西兰绘成几个岛屿。可是，莫易仝却在库克船长勘探新西兰岛屿方位六年之前已经知道新西兰几个岛屿的方位。

　　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两个古代部族有食人之习，对此欧洲人也曾作过记述。根据记载，最先将此现象记录在案的欧洲人是乔治·格林(John Green)，记录时间是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但是，莫易仝却在此记录出现八十八年前已经知道澳大利亚古代部族的食人之习。

　　十六世纪欧洲人将美洲大陆变成殖民地之后销毁了所有与印地安人宗教信仰有关的文件。并且由于罗马教廷的禁令，十八世纪末之前无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和人祭进行过调查，也没有人关注印第安人建筑特征和风格。有关北美洲印第安人食人现象和南美洲人祭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史学家证实。但是，莫易仝的图中却有关于北美洲印第安人食人和南美洲人祭的注文。

　　上述轮廓、岛屿和注文可以证明一个事实：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莫易仝仿绘《天下全舆总图》的原本，没有这个原本莫易仝无法绘出这些地域轮廓、岛屿和注文。

　　古人不会为现代人的论点提供伪证

　　有位学者断言，《天下诸番识贡图》根本不存在，所谓仿绘是莫易仝编造的谎言。对郑和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是由梁启超于一九零四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的。在梁启超之前没有人关注过郑和。有关郑和环球航海的论点是孟席斯先生于本世纪初提出的。莫易仝，这位十八世纪时期的人士，怎么可能会预见到二百多年以后有人会提出郑和环球航海的论点并为这一论点制造伪证呢？

　　六、郑和环球航海的历史意义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将莫易仝的《天下全舆总图》公之于众的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并促使史学界对郑和下西洋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可是，玉尚未引出却招来诸多闲言碎语。有些专家学者在没有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声称图中有致命“硬伤”。仔细斟酌这些闲言碎语背后的依据就会发现，所谓“硬伤”并不在图上，而在这些专家学者的知识结构之中。最典型也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位提出“简体字只有五十年历史”之说的历史专业人士。还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竟然认为：即使当时郑和的确发现了美洲，由于在历史进程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发现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

　　史学界一直公认，十六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是现代世界全球化的前提。如果仔细研究欧洲早期世界地图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史料，并对照“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时间表，我们就可看出郑和下西洋不仅引发了欧洲人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兴趣，而且郑和时期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为欧洲人“发现”整个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从这些历史作用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全球化源于郑和下西洋。

　　注1　新西兰维卡特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测定报告显示，纸张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的可能性是42.4%，为一六四零年至一六九零年期间的可能性是39.7%。因此，纸张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的可能性最大。

　　注2　例如：一四一零至一四一九年德·伟哥(de Virga)绘制的世界地图，一四五九年毛罗(Fra Mauro)绘制的世界地图，一四三二至一四三六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绘制的世界地图，一四八九至一四九零年亨利库斯·马尔泰卢丝(Henricus Martellus)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一五零零年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绘制的世界地图。

　　注3　例如：一五七零年奥特里乌斯(Ortelius)绘制的世界地图，一五八七年墨卡托(Rumold Mercator)绘制的世界地图，一五九四年普兰修(Petrus Plancius)绘制的世界地图。

　　注4　地球上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实际比例约为三比七。

　　注5 见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第136页和144页。

　　注6　见林仁川和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王美秀、段琦、文庸和乐峰等著《基督教史》。

　　注7　见任继俞总主编，王美秀、段琦、文庸和乐峰等著的《基督教史》。

　　注8　见林仁川和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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