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报告，杨振宁明确指出，仍然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所急需的是像比尔·盖茨和任天堂那样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而不是诺贝尔奖；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用处。某网站在转载时，在标题中将杨振宁的论断“简单总结”为“中国暂不需要诺贝尔奖”。
这个标题所做的“总结”显然不够准确。杨振宁的意思是，中国既需要诺贝尔奖，也需要盖茨和任天堂式的创新，而在这两者之间，后者优先于前者，为中国所急需。杨振宁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验之谈，他指出了中国培育诺贝尔奖所需要的条件。
杨振宁回顾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经历，那时他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工作，不用为生活而烦恼，每天除了睡觉，就是思考，于是做出很多成果。他实际是指出了培育诺奖得主的两个前提：一是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才；二是这些人能够专注于基础研究，那就需要充足的研发经费。
而中国的专门人才和研发经费都不是非常充足。美国每年有4万多人获得博士学位，中国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只有2.3万。而专门人才得到的研发经费更是远远少于美国。在欧美发达国家，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一般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经费。2004年，中国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共筹集科技经费4328.9亿元，比前些年有了很大提高，但人均经费还是只有19.2万元。这就决定了科研人员收入比较低，2004年人均劳务费只有不到3万元，很多科研人员都在考虑如何通过兼职等方式增加收入，不能专注于基础研究。研发经费不足又妨碍专门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增长。
研发经费不足是中国不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主因，这已经是很多科研人员的共识。如果研发经费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形成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正常途径，而只能寄望于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出现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
那么，科研人员的人均经费怎样才能增长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呢？从宏观上来说，要靠GDP的持续增长，而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高。从微观上来说，则需要“盖茨”们去推动。“盖茨”们通过捐款的方式使研发经费增加。据报道，比尔·盖茨名下的基金会已经捐出近30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科研。在欧美发达国家，私人捐款对科研起着重要作用，私立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私人捐款。
更重要的是，“盖茨”们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使科研的价值得到及时体现，从而促进政府和企业投入更多资金。企业投入在研发经费中占很高的比重，在美国和中国都达到了60%以上，政府投入只占20%多。企业是看回报的(其实政府也要看回报)，如果科研活动不能产生市场效益，它们就不会投入太多。“盖茨”们正是善于将科技转化为产品和利润的创造性人才，他们使研发和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经费的增加和科研的发展。当然，在企业的科研活动中，与诺贝尔奖相关的基础研发只占一小部分，但它可以为众多科研人员提供研究职位，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才环境，间接促进基础研发的发展。
杨振宁其实是告诉我们，通向诺贝尔奖的正途是循序渐进：先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人们对科技产品的需求增加，然后出现一批“盖茨”式的将科技转化为产品和利润的创造性人才，促进科研经费的提高和科研人才的增加，最后才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