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旭：根据地震波寻找石油

　　对于职业，“学什么就干什么”

　　常旭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完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勘探地球物理学专业。主要

从事地震波传播、地震正反演与成像、地震数据处理方法的研究工作。

　　北京科技报：您所从事的领域，公众所了解的方面是什么？

　　常旭：我们的工作属于地球科学范畴，地球科学包括很多不同的研究学科，每个学科又有不同的研究领域。我们这个学科是地球物理学科。我主要做的是根据地震波在地球介质中传播的规律，来研究地球内部的结构、矿产资源的分布和油气资源的分布、还包括与大型工程建设相关的近地表地层的复杂结构。

　　这些研究内容跟大家的生活非常接近。比如，石油和

　　北京科技报：您小时候的理想是从事什么职业。

　　常旭：小的时候没有想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来上山下乡，到东北插队去了。1970年，吉林油田正式勘探上马，需要很多工人。我当时是从北京到吉林的知青，1973年年初我被招到油田当采油工人。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我选择了江汉石油学院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石油勘探在早期主要是应用地质方法和一些简单的地球物理方法；但是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地球物理方法就开始从模拟信号时代走向数字化，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得到飞跃发展。大家都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自己对石油勘探感兴趣，但是我既然学了这一行，也就感兴趣了。这是责任还是兴趣，不太好分。

　　从不会日语到京都大学博士毕业，“没想过放弃”

　　1986年11月，常旭开始了自己人生历程中最为艰苦的六年。还不会日语的她到了日本京都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她开始了六年的

　　北京科技报：在日本留学的几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常旭：1986年，我自费去日本京都大学做进修生。后来参加正式的考试，考入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

　　我出国前日语基础很差，只是临时跟着收音机里一个学日语的广播讲座学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时程度很差。到了日本，基本上不能用日语交流。遇到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时，真的很着急。幸好京都大学专门设置了针对各国留学生的日语教学，另外社会上也有一些针对外国人的日语学习班，在硕士课程正式开学之前，我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日语，一边上日语课，还一边打工，这样既能保证生活费来源又可以得到更多地听说日语的训练。

　　京都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可以允许用英文参加入学考试。1987年4月，我终于通过了考试，开始了正式硕士课程的学习。每天的学习非常紧张，一两点钟睡觉是很平常的事情，所有的留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直到后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间不够用是我最强烈的感觉。

　　北京科技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常旭：没有。留学生在国外都是这样。目的就是学习，很明确；而且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是肯定要碰到的，大家都会遇到。

　　北京科技报：回顾这些经历，有什么事情让您觉得特别满意？

　　常旭：坚持。

　　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结果。留学生活除了学习和完成论文会遇到许多困难之外，留学生在生活上也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困难，远离家乡和亲人朋友，常常感到很寂寞。当时曾经想过读完硕士学位就回国。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家里很需要我，我也很想家。但是硕士论文完成后感觉在专业上应该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保证当时的研究内容更完善，而且选择继续学习在当时是最好的时机。因此，下了决心坚持下去读完了博士学位。

　　骨子里更看重生活，“没有机会晒太阳”

　　北京科技报：除了工作，您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常旭：我很喜欢绘画，喜欢观赏各种画展。中国画或者西洋画，油画中现实主义的、现代派的、印象派的，国画中写意的、写实的，我都喜欢。绘画中有故事、有人物、也有风景，都带着画家的感受，自己也可以去尽情想象。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但是没有机会专业的去学。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去听一些社会上办的绘画班，学习班的学员年龄都比我大得多，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生，可我也没感觉到我不应该坐在那儿。现在我去国外开学术会议，如果有机会，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

　　我喜欢看画，喜欢看着画想一些事。有时候，一幅静态的绘画，可以供你欣赏很长时间，让你看到历史、看到文化、看到不同的人格，看到道德和信仰，可以产生许多联想，让你舍不得离开。

　　北京科技报：事业与生活，您骨子里更侧重哪一方面？

　　常旭：生活。

　　我非常喜欢在家里的感觉。把房间收拾干净，看着炉子上炖着吃的东西，蒸气冒着；洗衣机发出嘀嘀的转动声，这时候，你做着其他家务或者看看报纸和电视。在我现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能给我一点这样的时间享受这种感觉，就觉得挺奢侈的了。

　　在日本留学将要回国时，有些朋友说“你回国去了，可以享受晒太阳的感觉了。”可回来以后，我觉得节奏更快。我们现在所做的科研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遇到的科研问题大多数都只能说通过研究解决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不是彻底解决，所以在科研工作中有做不完的事情，这里面既有兴趣，也有责任。

　　-文/本报记者 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