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游雪晴

　　虽然吕植名字在我上中学时就听说了，但见到她本人却在20年之后，在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上。面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偶像，最深的感觉竟然是“酷”———她是那天唯一一位穿着平底鞋来领奖的女科学家！

　　真正感受到吕植的魅力，是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虽然依然是平底鞋，依然是素面朝天，依然是利落而偏中性的服装。然而你不能不被她所吸引，为她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执著，尤其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

　　当时新年即将来临，她正在为北大的学生做一个题为“快乐人生，科学人生”的报告，让听众分享她从事野外生态研究20年的快乐，同时宣布将她此前从欧莱雅公司获得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奖金10万元，捐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鼓励那些有志于从事野外生态研究的年轻女学生。

　　听着她娓娓道来从事野外研究的经历，侃侃而谈20年来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产生了对她的羡慕和敬佩：能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多么的幸运，而将这项艰苦的事业坚持做下来又是多么的不易。

　　自幼向往野外考察

　　“人能确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什么，并一直从事它是非常幸运的。我就是那个幸运儿！”这是吕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也拿这个来激励她的学生。

　　吕植告诉记者，虽然他们那届同学，现在大多都在国外，生活也衣食无忧，舒服安逸，但不少人仍然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足。“这个社会上可做的事情太多，道路也不止一条，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自己热爱的。这么多年还能一直做下来。真的是很幸运。”

　　说到这份幸运，吕植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如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多考虑一点兴趣，多用一点“直觉”，少顾忌“时髦”和周围人的眼光，那么一个人就更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做喜欢的事情，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吕植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喜爱，源自少年时看到的一部电视剧《达尔文》。这位进化论创始者的环球航行经历，在童年吕植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小孩子并不懂得此事的意义，却本能地觉得它很有意思。

　　再后来，又在报纸上读了珍尼·古道尔考察猩猩的连载故事。珍尼·古道尔的生活让吕植充满向往，她隐约觉得这才是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少年吕植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她自己也成了这样的人。而且后来她与珍尼·古道尔相识交往，合影留念，互赠礼品，甚至自己的名字也被珍尼·古道尔在讲座中反复提及。

　　正是达尔文与珍尼·古道尔的故事，给了吕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在填志愿时报了生物系。

　　遗憾的是进入北大之后，吕植才发现这里的生物学研究与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既没有植物专业也没有动物专业。结果在选专业时，吕植也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同宿舍好友报了生物化学专业，吕植也就稀里糊涂地跟着报了，根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以往热衷于读的各种各样传记，特别是关于旅行和探险的，在这时起了作用。达尔文的“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珍妮古多尔和戴安福西与猩猩在一起的生活；以及动物学家们在南美、非洲和亚洲的丛林草原中与野生动物朝夕相处……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发现让吕植感到着迷兴奋，同时也让吕植很郁闷，因为她无法把它与专业联系起来。

　　恰在这时，我遇到了正在四川卧龙研究大熊猫的潘文石老师。身边就有人在从事着书中所描绘的工作！这发现使吕植豁然开朗，而先前的低迷状态也使我更加意识到机不可失，因此尽管周围没人赞成，吕植仍然决定转学生态。“事后证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从此我的生活和学习有了方向，使我成为一个幸运儿，能将自己喜爱的事作为一生的事业来做。”

　　从山林中寻找快乐

　　1985年，吕植从观察大熊猫的粪便开始，投身于野外生态保护的科学研究，从此她的“快乐人生”也一发不可收拾。

　　听吕植谈野外生活，很少能听到艰苦、单调这些字眼，她告诉你的山林野趣、野生动物的友善和可爱。“熊猫的天性是见到人类便警觉地爬到树上，我们在野外和它们处得时间长了，见到了我们就会立刻爬下来———用带有长指甲的手掌拥抱我，躲都躲不开。我对动物皮毛过敏，每次脸上都会起些乱七八糟的疹子。”

　　一次一只年老的熊猫牙齿发炎，无法进食，有人把它送到吕植面前。治好了牙齿的大熊猫真的缠上了吕植，赖着不走，放归山林没有几天又自己跑了回来。她可以随意出入大熊猫娇娇的洞穴，对于疑心很重的大熊猫而言，吕植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如此亲近它们的人。

　　“不经历野外生活，也许你一辈子都无缘看到那些自然美景。”吕植每每将她深入西藏无人区拍摄的照片展示给别人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钟爱与自豪，时时溢于言表。

　　当然这种快乐也体现在做出一些成绩之后。

　　从1985年开始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吕植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获1990年全国第五届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生态学研究》，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吕植到美国国家健康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主要做保护遗传学方面的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大熊猫自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分析。1995年，当她结束课题研究时，美国地理学会等很多机构看中了她。吕植还是谢绝了，回到了中国投身动物保护事业。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林业部合作，作为WWF的中国物种保护区项目负责人，吕植在四川平武县主持一个项目，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将环境保护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最终达到了“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目的。

　　2002年，吕植创办了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开始用创新的思路和手段整合科学、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她坚持行走在中国自然保护的最前沿，用文章和同样出色的摄影作品展现自己关于自然保护的思考。

　　从19岁开始投入到保护这项事业，吕植亲身见证了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自然保护从萌芽到蓬勃的整个这段历史，而她的人生角色在历史的进行中也不断发生着微妙而巨大的变化，但无论是作为科学家、社会工作者，还是受学生们敬仰的教授，吕植坦言，“我所做的事就是让知识有用。”

　　坚持自己的选择

　　到现在为止，仍有不少人在问吕植：“作为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成年生活在深山老林，与野生动物打交道，是不是要面临许多困难？”

　　吕植的回答很干脆：“女性从事这项工作有困难，但也有优势，细致、耐心与亲和力是男性不可比的。这些特质在与野生动物打交道时必备的。也正因此，在野生动物研究领域有许多出色的女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就是最现成的例子。”

　　吕植告诉记者，20年的野外研究生活，她经历最多的困难是人们对她的误解。不少人觉得奇怪，一个女孩子，整天东跑西颠，还喜欢和动物“泡”在一起，大有不赞成的意思。“但是我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心里并不难过。我也从不认为在面临生存机遇和选择时，女性和男性应该有什么不同。许多时候束缚女性手脚的枷锁是女性自己加给自己的，她们应当学会争取和坚持自己的权利。干我们这行很不容易，不过现在做野外考察的女孩子还是越来越多了。”

　　但吕植清楚，这种困难和误解还是时时困扰着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女孩子。“所以我才设立了这个基金，希望能在她们困难的时候帮一把，不至于一些现实的困难而断送了自己的梦想。”吕植这样解释她将10万元奖金捐出来设立基金的初衷。

　　对于女性从事科学事业，吕植也不否认她们要面临比男性多得多的外在困难，因此有成就的女科学家也就少很多。“他们(男科学家)太轻松了，家里的老婆照顾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如果女科学家也有一个‘老婆’，这些女科学家一定比男性还要出色。”

　　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她们对下一代乃至周围的人往往具有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物档案

　　吕植：甘肃兰州人，一九六五年出生，一九八一年开始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动物学专业，师从著名的大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教授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九二年在美国国家健康中心(NH)作博士后研究。一九九五年任北大生命科学院环境生物学与生态学系副教授，兼任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e)NOAHS中心兼职科学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物种保护区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