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汪德昭青年科技奖颁奖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心情异常激动，因为我刚刚代表爷爷，为获得汪德昭奖金的青年才俊颁了奖，这是我的莫大荣幸！同时，我也特别羡慕爷爷，因为即使在过世以后，他仍然能为他所热爱的科学、为他毕生奉献的声学事业尽一份力。我想，他现在一定正在天上朝我们得意地、憨憨地、傻傻地微笑。”著名互联网门户网站新浪网CEO汪延，也就是汪德昭先生的孙子应中科院声学所之邀，站在该所学术报告厅讲坛上以这样的独白开头，向人们介绍爷爷给他的教益。

　　这天是2005年12月20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昭百年华诞的日子。

　　在这天，中科院声学所全体职工无法抑制内心的倾慕与怀念。他们知道，声学所如今能够出一批蜚声国内外声学界的杰出人才，能够为国家安全、经济建设持续不断地做贡献，离不开声学所的创始人——汪德昭。虽然先生今天不能与他们一起共度，但先生的英灵在每一个声学研究者心中无法挥之而去；先生的精神，在中科院声学所乃至中国科学界，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正因此，中科院声学所在先生百年华诞之际举行座谈会，缅怀他的学术伟绩，思念他的崇高风范。

　　为中国声学发端打下基础

　　汪德昭先生在

　　中科院声学所撰写出版的《汪德昭传记》中有一段特殊的记载。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七姨父是

　　汪德昭在法国以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通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卫立煌流露了追求进步、迷途知返的意向。并且希望汪德昭把他的想法转告给中国共产党，并取得联系。于是，汪德昭通过与前苏联驻法大使馆的多次接触，取得信任后，把卫立煌亲笔写的代电，译成外文，转递到前苏联驻法大使馆，前苏联使馆又设法将电文转给了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对卫立煌的决定表示欢迎，表示卫立煌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应当自己选择并且利用当时的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1948年初，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长官。立即用密码致电巴黎，邀请汪德昭急速回国，到东北沈阳来帮助他工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后，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回国协助卫立煌。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国为老母祝贺80岁大寿”为名，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辞去了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职务，离开巴黎回到国内。然后，只身一人到沈阳担任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东北剿总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由于了解到握有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兵力的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当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客观上使卫立煌缺少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的条件。

　　卫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会意之后，顶着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迟迟不肯驰援锦州，造成了国民党的战败。卫立煌还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的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以此来实践自己在“代电”中的诺言。到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形势胜负已判。1949年4月汪德昭辗转香港，于1950年重返法国巴黎，仍旧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汪德昭的这样一段经历，在当时鲜为人知。就连严济慈、钱三强等这样一些极熟悉他的老朋友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东北。对此，汪德昭平静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觉悟，但也懂得应当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在我那样的地位，都会这么做，不会考虑个人的安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汪德昭一家人抛弃了法国优厚的科研和生活待遇，取道瑞士、奥地利、德国、波兰、前苏联等国，回到日夜思念的北京，并受到了

　　1958年，中央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决定立即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在一些重要领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中央负责领导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自己的水声研究队伍，发展中国水声事业。

　　从此，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具体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航行。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马大猷告诉人们，当年国内缺乏声学研究人员，更谈不上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水声声学研究。

　　应崇福院士说，中国为世界培养了许多水声学专家，并在国内外担当重任，而这些人都是在汪先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声学所张仁和院士就是汪德昭先生的学生之一。

　　最宝贵的是社会责任和乐观精神

　　据中科院声学所所长田静介绍，汪德昭先生对学术浮躁现象忧心忡忡。汪德昭先生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归纳为“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四句话。先生认为，搞科学研究最要紧的是标新立异，但是标新立异也不是随心所欲，必须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另外要奋力拼搏，为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拼命干。声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许多新的想法、新的概念需要亲自动手去验证和实现。

　　汪德昭发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追求论文数量，做了一点儿工作却可以写出三四篇文章，为此他深感不安，指出科学家应对社会负责，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而不能玩弄数学游戏。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加以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变成好几篇，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汪延在发言中还介绍，爷爷让我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何时都要把祖国放在第一位，无论何时都要记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记住他的恩师郎之万所言“科学家决不能脱离社会，把自己锁在科学的象牙塔中”。爷爷教导自己，一定要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工作。

　　汪延记得爷爷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有两只耳朵，有一只是好的，有一只从小被医生治坏了。所以好的消息他用好耳朵听，坏消息就用坏耳朵听，这样他永远心情舒畅。汪延说，一旦认准一个目标，多大的困难都无法使爷爷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即便在“文革”中他被分配打扫公共厕所，他也会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不仅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在男厕所的小便池上贴出了“敬请垂直入射”的告示。正是爷爷这种执着精神培养了自己坚定、不服输的性格。

　　(本报记者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