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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记汪德昭院士的爱国情怀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8日 17:53 科技日报

  本文刊登于《科技日报》l989年9月14日

  科技日报记者 陈 东

  编者按:汪德昭是一位满怀爱国主义热忱的著名科学家。

  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以自己的才能和贡献,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为祖国赢得了声誉,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国水声学队 伍的创建,为我国现代水声学研究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今天,本报特向读者介绍汪德昭的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 我们希望科技工作者学习这种研究工作的独创性和组织者的才能,学习这种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当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秋后的北京,暑气仍未消尽。84岁高龄的汪德昭,近日闭门谢客,伏首案上,为即将举行的国际海洋声学会议而操劳,他可不愿虚挂“会议主席”的头衔。一项项日程安排、一篇篇论文从他手下通过,他又不时地在纸上记下些什么,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那宽宽的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去年初,当那封印有瑞典皇家科学院标记的华美信笺放在他的面前:“请您推荐1987年诺贝尔物理奖候选人……”(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各学科的权威人士方有此资格)他也是这样认真,这样一丝不苟。只要事关国家声誉,他总是竭尽全力,容不得自己有半点懈怠。

  (一)

  今春,汪德昭在中国科协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满怀深情地谈到:“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件事情是记忆得最深刻的,以至只要一提起来,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那样。这就是1919年在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说心里话,当时的种种感受,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后来学习物理,到法国去学习科学技术,心里一直怀着奠基于青少年时代的这一顽强信念: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辛亥革命次年,宋教仁北上就任国民政府农商部部长。汪德昭兄弟随着被委 以农林部主事的父亲举家迁至北京。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年,汪德昭14岁,在位于厂甸的师大附中念书。当时,同学们推举了两名代表参加北京各大学的活动,一位是学生会主席赵世炎,另一位是学生会副主席汪德耀(汪德昭的亲哥哥)。不久,附中成立起“少年学会”,汪德昭成为其中年龄最小的积极分子。

  他们办小报,介绍新思想,德昭开始知道了列宁、马克思;他们办平民学校, 德昭当上了小先生,教语文,教音乐。星期天,他们常常去那些穷孩子家访问,进行社会调查。

  德昭第一次走进一位洋车夫的家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找不到落坐之处,破旧的家俱连颜色都看不出来。木箱子上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是孩子上课时才能穿的。

  德昭以前只觉得自己家穷,到北京后,虽不像以前在苏北乡下天天吃小鱼熬

咸菜和红糙米,但父亲的薪金常常被七扣、八扣,家境仍然拮据。可他如今走入劳苦大众阶层,亲眼看到拚死拚活的劳动人民挣扎在半饥半饱的生命线上,他第一次为自己以外的世界流下了热泪。他再三地问哥哥,问世炎:

  “中国为什么如此落后,如此贫穷啊?!”“怎样才能救中国?”……

  他不知道,这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整整那一代中国青年的苦恼与探求。

  早春的一天,赵世炎和几位同学来到汪家。德昭清楚地记得,赵世炎穿着整洁的学生装,胸前十分醒目地别着一朵初开的桃花。他们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抒发报国情怀,少年壮志溢于言表。这是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前夕。有些话,德昭似懂非懂,但他深深地记住了:中国之所以穷,之所以受外国人的欺侮,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先进,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发达。那时,他以为民主与科学,就是救治中国的良方。

  为了救国,他更加勤奋地学习。192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物理系。还差一年毕业,就被张贻惠教授选为助教。

  1933年10月,在驶往法国的海船上,28岁的汪德昭在甲板上凭栏眺望。然而此时,他的内心正在剧烈地翻腾。向往已久的巴黎大学、梦寐以求的朗之万实验室,离得越来越近了。

  50年后,汪德昭回忆说:“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第一个是赵世炎,第二个就是我的法国导师朗之万。”

  保尔•朗之万(注)是与老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卢瑟福等同代齐名的物理学泰斗,又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

  汪德昭第一次见到朗之万,是1931年。当时中国政府向旧国联请求遣派教育专家来华考察,朗之万是四名专家之一。他边考察,边应邀作学术报告。某次的报告,汪德昭至今仍清楚地记得。

  那天,身材魁梧的朗之万走上讲台,他躯干挺直,目光柔和,热情奔放,成为他特征的胡须两端略微翘曲。他从“太阳为什么发光并使地球温暖”、“化学元素的原子量为什么不是氢原子量1的整倍数”这样生动的话题开始,介绍了他自己和目前国际前沿性的科学工作,一直讲到: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应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负有社会责任,应对人类进步尽自己的义务。”

  他的博学多识和富于哲理性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汪德昭,仰慕之心油然而起。想不到两年后的今天,当初的憧憬即将成为现实,他真的来到了朗之万身边。他暗暗告诫自己: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一切,发愤学习,学成之后报效祖国。

  (二)

  1981年,世界法语区声学家学会授予汪德昭最高奖章——银质奖章。6月26日,在巴黎举行的授勋大会上,前主席比斯内尔教授说:“(汪德昭的)科学经历,充分表明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尤其是他的研究工作的独创性,组织者的才能,掌握多门学科和各种实验技术,名教授所特有的才思敏捷和治学严谨,工作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既有远见卓识又具有勇气……”

  1983年,他作为法国总统特邀的四名中国客人之一再次来到巴黎,并同时接受了巴黎市政府赠送的银质奖章。

  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为一名新中国科学家的自豪与骄傲。重返巴黎,也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曾在这里度过的22个年华。在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过程中,他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祖国。

  抗 日战争爆发了,汪德昭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知道这也是对抗战中的祖国的支持。

  法国公开宣布参战后,朗之万实验室受命并入法国国防部第四研究组。按照惯例,战时一切外国人必须离开国防科研机构,但汪德昭却被破例留下,成了战时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唯一的外国人。

  朗之万把海军部下令研究的“尽快解决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的问题”交给了汪德昭。声呐,俗称水下雷达,潜艇战斗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它是朗之万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的一项重大发明。但是,“朗之万式”的圆盘状声呐换能器,探测潜艇虽很灵敏,但功率不能大,一大,夹在钢板中的石英便会脱落。

  汪德昭经过多次实验,最后巧妙地采用法兰烧结工艺,使原来单位面积承受的功率大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声呐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这项技术立即交付英国海军使用。他研究的机场声学驱雾技术,实验也获得了成功。但由于法国很快战败,没来得及付诸实施。

  1940年夏的一天,巴黎大学的小礼堂里坐满了人,国家博士的论文答辩仪式照例在这里举行。座无虚席的情景这里并不多见。30多年前曾经有过一回,那是因为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居里夫人举行这种仪式。今天,在为一个中国人举行答辩仪式的时候,小礼堂又一次爆满。这一次却不完全是出于好奇。

  汪德昭走上讲台,望着台下乌压压的人头。许多人的表情是压抑的,也有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转来转去地窥视着什么。在没有打开论文之前,汪德昭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敬爱的老师保尔·朗之万教授未能到场,我感到非常难过。”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一股热泪涌上眼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翻开面前的论文:

  “现在,我开始报告……”在场的人们都知道,此时,一代宗师、物理学巨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委员会主席朗之万,已不幸落入纳粹手中。几周前,汪德昭亲眼看见盖世太保开着小卧车,从学院抓走了朗之万,投入桑德监狱,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未敢下毒手,转而将他软禁在外城。

  汪德昭以简练准确的语言报告了关于空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著名的大小离子平衡或大离子形成系数的理论,并圆满地回答了所有提问。

  他的论文被评议为最荣誉级,主考教授握着他的手说:“汪,祝贺你!你这些内容的份量,够做两篇国家博士论文了。”评审委员会主席宣布:“巴黎大学授予您无尚荣光的理科国家博士学位。”大厅里爆发出了一阵长久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对汪德昭的赞扬,也是对他的导师朗之万教授的尊敬与声援。

  沦陷后的巴黎,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傀儡政府宣布取消朗之万的科学院院士资格,汪德昭却偏把论文寄去,请朗之万签署意见,然后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他邀约同在巴黎的钱三强也这样做,以张正义的声势。逢年过节,他总是想方设法给朗之万带去各种小礼物,朗之万过生日,他特意送去一尊中国的“老寿星”。朗之万1942年1月9日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所给予我的真诚友谊和珍贵物品正在帮助我度过这漫长的流放生活,特别是你的友谊是我永远可以依靠的。”

  一个亲德分子接管了朗之万实验室。为了表示抗议,汪德昭愤然离开朗之万实验室,来到因发现人工放射现象而获诺贝尔奖的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镭学研究所工作。

  1945年,汪德昭由于对空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出色研究成果(后被称为 “朗之万一汪德昭一布里加理论”)而荣获法国科学院Hughes(虞格)大奖。这项奖金一年一次,只颁发给一名(不分国籍)有重要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朗之万38年前也获得过虞格奖。

  汪德昭至今保留着两只小匣子,因时间久远,匣面已陈旧斑驳。一个是虞格奖章,另一个装着安培尔头像,里面还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已经发黄了的小信笺,上面写着“一九四五年法国科学院赠送德昭兄‘宇格’奖,为我国科学界之光荣……特以法国之大电学家安培尔像奉赠德昭兄,以为纪念。弟钱三强十二月十七日。”

  汪德昭曾多次与我党巴黎支部的费子衡同志交谈,并组织起学习小组。小组学习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几十年过去了,汪德昭走过了半个地球,数次搬迁,他一直珍藏着这篇文章。这是手刻油印而成的,尽管纸色已经发黄,纸角已经破损,但谈起当时的感受,汪老记忆犹新:“一读就有强烈的新鲜感,对思想触动很大,觉得一下子说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坎里去了,唤起了学习政治理论的浓厚兴趣。”于是,他的实验桌上,多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辗转得到的来自延安的书报。他时常参加华侨、爱国学生举行的集会、演讲,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星期日,汪家常聚集着一些中国学者,最常来的几位自称“八人合唱团”,有汪德昭和夫人李惠年,钱三强、周小燕、李风白、熊启渭、黄之平……他们时而在李叔同的《佛曲》中体验“超凡脱俗”的静谧与悠远,以松弛绷得过紧的神经,得以小憩。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从《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的雄壮旋律中吸取力量,鼓舞斗志。一次,他们得到《义勇军进行曲》的词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曲终,八人竟长久默默不语。他们向往着东方,向往太阳升起的地方,那里有他们魂系梦绕的祖国。

  (三)

  新中国的诞生,使汪德昭夫妇兴奋不已。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在巴黎的他们,深深感到腰杆挺得直了。

  此时,汪德昭已经担任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导主任,还先后兼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法国石英公司顾问、英国同位素发展公司顾问。为了便于和法国科技界知名人士交往,他在巴黎有一套相当漂亮宽敞的别墅式住宅。

  如果要取得更高一级(也是最高级)的学术职务,就必须加入法国籍,但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在他心中的天平上,祖国永远重于一切。

  夫妇俩急切地进行着回国准备,由于汪德昭这时正担任着巴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国内传来的消息说,有关领导认为他们暂时留在法国更加有利。

  为了更好地团结中国留学生和侨胞,汪德昭带领学生会的骨干组织各种活动,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们建立了许多外围组织:文学社、科学社、篮球队、乐队。为了减轻留学生和华侨负担,他们办起小食堂,组织优惠购书。他们还办起免费的华侨儿童识字班,请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来上课。教孩子们唱“东方红”,进行爱国宣传,由此联系了一大批爱国华侨。

  他们办起了《侨众》报,刊登新华社发的新中国建设的消息。小报不仅在法国,还邮寄到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他们经常组织青年科技人员聚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鼓励大家回国。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法国和其他国家新的科技成果和有用的资料介绍给国内。汪德昭曾经帮助过吴仲华一家以及梅祖彦等许多爱国学者和留学生回国,被人称为“地下大使”。

  巴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汪德昭他们升起来的。大家早就想有一面新中国的国旗,可是,谁都没有见过。他们买来一大块红布,请一位热心的法共大婶按照国内来人的描述,做成了一面五星红旗,尽管算不上绝对标准,但这毕竟是华侨们在巴黎看到的第一面国旗。

  这面国旗大约长5米,宽3米,第一次是挂在为抗美援朝募捐的会场上,几乎占满了一面墙,红得耀目。汪德昭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穿黑色西装,正挥动着手臂,慷慨激昂地向爱国侨胞和留学生演讲。在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装钱用的玻璃匣,墙上挂着那面大国旗。

  讲着讲着,汪德昭热血沸腾,眼中盈满泪水,声音也有些颤抖:

  “亲爱的同胞们,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受尽外国列强的欺侮,这是大家亲身经历过的。共产党刚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美国强盗又要侵略我们,把我们拉回到过去当奴隶的时代,我们坚决不能答应!亲爱的同胞们……”群情激昂,人们纷纷解囊捐献。这次活动的成功,超过了他们事先的期望。

  汪德昭当时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祖国号召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捐献运动的时候,学生会就定了(1951年)7月15号为巴黎‘响应祖国捐献运动日’。

  凡是到场的同学,恐怕很难忘记那一天会场里所得到的深刻的印象:空气是那么样的热烈,那么样的悲壮激昂!多少人的热泪,一滴滴地流着,把每个人的爱国心弦共鸣起来,和战场上英勇的人民志愿军遥相呼应!

  捐献开始了,很快就捐了将近20万法郎。在8月10号结束的时候,共捐了 53.2180万法郎、321美金、135荷盾……还有金戒指、珍珠戒指、红宝石戒指、金镯……”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大型集会上,这面国旗悬挂在露天会 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巴黎秋日的阳光下耀耀生辉。

  因当时法国未与新中国建交,学生会的活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 过许多艰难和斗争。一个假日中,学生会被人捣毁,钢琴也被砸坏,屋里一片狼 藉。汪德昭他们十分气愤,请法共《人道报》公开披露了这一事件,警察局在压力 之下不得不抓起肇事者。爱国侨胞纷纷捐款,留学生会3天就修复了,而且比原来还好。

  另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在一个饭馆商量把塑料炸弹放到学生会,被饭馆的一个中国伙计知道了,这位爱国侨胞的孩子就上过学生会的儿童识字班,他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学生会。汪德昭派年仅15岁的儿子汪华和小伙伴在门口严格检查来人携带的物品,使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汪德昭连任了两届会长,直到1952年夏天学生会被无理封闭。活动只得转入地下,挪到了汪德昭家中。《侨众》报被封,他们利用法国的法律条文,改出《侨讯》,再封,又改《侨联》……坚持向广大留学生和侨胞传播新中国的消息。

  转眼到了1956年。这一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年 初,周恩来总理主持了知识分子会议,并做了重要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年中,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制定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要实现这一切,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

  祖国在召唤,久久期望亲身投入新中国建设的汪德昭,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 热望。他托人带信回国,要求直接参加祖国的建设。信中,他表示,回国后只要祖国需要,他可以搞科研,也可以搞教育,搞工业。

  不久,彭华同志回了一封长信,欢迎他们回国,并转告他周总理的话“凡是对人民作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汪德昭说他终生没齿不忘。

  临行前夜,他站在窗前凝望着巴黎的夜空,不禁思绪万千。22年中,他在这里勤奋地探索科学奥秘,取得了多项独创性的成果。他毫无保留地为祖国、为法国的科学和社会进步,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如今,他就要离开法兰西,离开“每天都沉浸在欢乐中”的巴黎,回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痴心热爱着的祖国怀抱中去了。22年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刻的到来,他在心中呼唤:祖国!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1956年年底,汪德昭到北京后没几天,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总理握住他的手,寒喧了几句,就亲切地问道:“你见到俊如了没有?”汪德昭一怔,“俊如”,是他妻子李惠年的姨夫——卫立煌的字号。

  1947年,卫立煌夫妇出国途经巴黎时,邀汪德昭同去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旅行。他知道他这个外甥女婿是中国留法学生领袖、左派、深谈之后坦诚相求:

  “你能不能帮助我找到共产党?”于是汪德昭通过一位法共科学家朋友,帮助卫立煌同中共上层进行过联系。1956年,卫立煌在发表轰动一时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的同时,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由香港到北京定居。汪德昭夫妇刚刚回国,还未及去看望。他惊异周总理对他的了解和对朋友的关心,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不久,他在北京饭店见到了聂荣臻同志。聂帅早年曾留学法国。一见面,就非常熟悉地问起法国,问起朗之万,问起他的研究领域、工作情况和今后打算。刚刚回到祖国的汪德昭,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如今,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国家领导人的平易亲切、运筹自如更使他热血沸腾。他暗下决心:毫不动摇地走祖国最需要的道路!

  (四)

  1958年初夏的一天,汪德昭正在原子能所的实验室中忙碌。他曾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非常熟悉法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他对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充满信心。突然,电话响了。“张劲夫副院长请你马上来,有急事。”他立即脱下白大褂,匆匆赶到院部。

  院里正在开大会,张劲夫还在台上讲话呢。他讲到为了尽快地、有步骤地实施科学发展规划,党中央决定:立即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会散了,张劲夫走过来,顾不上寒喧,便兴奋地告诉他:“我国要发展自己的水声学了!你赶快准备一下,参加水声考察小组,到莫斯科去。”汪德昭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后来他才得知,是聂帅点将点到了他的头上。

  5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美军的第七舰队公然游弋于我国领海之上。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发展水声学,迅速建立水下万里长城——反潜探测系统,具有巩固国防的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我国在这方面却是一片空白。这对年过半百的汪德昭来说,跳出驾轻就熟的原子能研究领域,挑起开拓中国水声学的重担,他感到激动与光荣,同时也感到肩头的沉重。一切都要从零起步,平地建起庞大复杂的水声学研究大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但不管怎么说,意识到自己为祖国所需要,这无疑是人生的莫大幸福。

  汪德昭的眼前,是辽阔的大海,一轮红日跃出东方的海平线,冉冉升起。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他有着深厚的基础,可以选水声学的前沿课题,力求学术上有所建树。另一种选择是甘当“工作母机”,做铺路奠基性工作,致力于培养和训练人才。他想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疆。国家更需要的是一支整齐的水声学科技队伍。对祖国的责任感促使他作出了第二种选择。此后,他为这个选择奉献出全部心血,虽历尽艰辛却始终未悔。

  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建立水声学队伍,尽快开展我国的水声研究工作。箭在弦上,刻不容缓。鉴于应届大学毕业生已分配完毕,若再等一年将大大贻误时机,建议立即从重点高校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中遴选抽调。人们把这一措施叫作“拔青苗”。

  报告由聂荣臻同志送邓小平同志批示,并转呈毛泽东、周恩来。毛主席亲自圈阅了报告,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到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水声研究工作,边干边学。

  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时间隔得越久,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已长成高耸云天的大树,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界声望。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也是一条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步都留下了汪德昭的足迹。

  他亲自给“青苗”上课。没有教材,他一边组织人员编写翻译,一边亲自教授;缺乏实验条件,他带着年轻人一点一滴地创造。他培养学生的原则是:在启发自强心理的前提下,因材施教,深入指导,严格要求并及时检查。他重视理论,又强调实践,把自己在多年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灌注给了他们。

  发展水声学的战略思想是什么?他的主张是由近及远(先近海后远海)、由浅 入深(先浅海后深海)。这个思想符合我国海域大陆架的实际情况,很快得到批准。我国的水声学研究后来之所以能在若干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是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几千个日日夜夜的操劳与耕耘,更渗透着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到1964年正 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时,这支队伍已壮大到600多人,包括了以水声为 重点的多方面、综合性声学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理论研究、实验技术、先行课题相互配套的较完整的体系。

  汪德昭是第一任所长。他立下雄心壮志:中国声学有一天要在世界声学的大 合唱中,至少在某些领域站在领唱的位置上。他确信,这决不仅仅是幻想。

  (五)

  1977年仲夏,一封厚厚的报告信被呈上邓小平同志的案头。他经过沉思,然后拿起笔在首页上写道:“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邓小平八月二十四日”。这是汪德昭建议恢复声学所的信。字里行间,跃动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强烈的责任感和无限的焦急与热望。

  在那场“文革”的大灾难中,声学所也未能幸免。几度风雨,几番别离,汪德昭眼看着好端端的声学所被拆得七零八落,他的心象是在滴血。他从“牛棚”出来后,被责令搞卫生。老人拿起扫帚,每天仔仔细细地把走廊打扫干净,还在厕所里贴出了拉水箱的“操作规程”,依旧是他那一丝不苟的作风。

  周总理站出来说话,他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但仍被闲置着,既无职又无权,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他默默地固守着这块阵地,仍然天天上班,到实验室“揽活”干,甘心情愿地为自己的学生们当“帮办”。有人让他退休,他气了:“水声科研是我的岗位,我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干下去!”有人要把他调走,并加以“提拔”,配备专车。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要求留在基层,留在科研第一线。他是担心自己一旦离开,这支队伍会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汪德昭他们为水声学队伍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几年间,国际上声学学科有了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成立专门的声学研究机构,水声学更是由于军事和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被摆到特别受重视的地位。美国把水声学列为高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成立专门机构,拨出巨额经费加速研究。

  落后就必然挨打,这正是日夜焦灼着汪德昭的最大心病,这就是他给小平同志写信的原因。他写道:“我作为一个党内科学工作者,郑重向您建议: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国防研究项目服务,特别是为海军声呐现代化服务。不仅如此,对于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都有推动作用。”

  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1978年2月,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终于正式恢复,汪德昭继续担任所长。失去的时光难以追回,只有以加倍的努力去拚搏。重新集合起来的队伍又有了光明的前途,人们压抑已久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汪德昭带领大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首先对科技人员进行考核和升职,接着全所普遍开展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课题、定设备的“五定”工作。同时,他们强化技术系统,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全所出现了龙腾虎跃的新局面。

  73岁的汪德昭一马当先,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年深秋,他率领一批研究技术人员,在南海海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深海实验。这标志着我国的水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年的时间,汪德昭带领全所完成了近50项科研项目,其中意义重大的成果达14项。1979年,国务院嘉奖令送到了声学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特予嘉奖,此令。”

  道路理顺了,人们的心气儿顺了,研究所的运行机制也顺了。1981年,汪德昭辞去了声学学会理事长职务。后来,又主动辞去了声学所所长职务。交班,他是放心的。水声学界的一批后起之秀已成为栋梁和中坚。这是汪德昭对祖国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组织领导的浅海声场研究领域中,许多项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汪德昭对祖国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不管是否担任领导工作,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从未有过片刻停留。他和尚 尔昌共同完成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我国第一部《水声学》专著(60万字);他在国内同行中率先运用微电子计算机进行信号分析和数据处理;他在我国第一个提 出研究白暨豚;他在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第二天便带队 奔赴黄河,用声学方法解决大坝基石问题;他第一个提倡办大声公司。他说,“大 声”,不是大声学主义,是大声疾呼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他为青少年时代立下的“为祖国贡献一切”的志向,毫无保留地奋斗了几十 个春秋。祖国没有忘记他,在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已经刻下了他的名字: 中国现代国防水声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汪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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