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日前公布了2005年增选的50名院士名单，并首次公开致信院士所在单位及本人：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商业性广告和造势，避免炒作；不要安排他们参加那些本学科领域以外的各类评审、鉴定、咨询和评奖等活动，不宜使他们在一些应酬性活动中分散宝贵的精力；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
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既意味着实至名归的荣誉，也意味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现实利益。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对院士的过度崇拜和巨大利益配套，导致了众多科技工作者对“院士”称号的趋之若鹜。
一个月前，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上海的院士圆桌会议上指出，社会上把院士抬得太高，不仅学术上不敢争鸣，不少地方还到处为院士塑雕像、建纪念馆，远远超出了当初设立院士制度时，国家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初衷。“院士崇拜”的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在学术界的复制。
确实如此，现代院士的当选与古代状元及第之间似乎总有某种戏剧化的“神似”，对院士的顶礼膜拜与名目繁多的利益捆绑，与状元公老爷的“骑大马，戴红花，满街巡游”的喜剧场景设置之间，总叫人难以阻断“通感移觉”般的无限遐想。百姓们如此厚爱，社会上如此礼遇，院士们要想心如止水，久经考验，洁身自好，非通过自律，全面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而难以达成。
这次中国工程院对新当选院士的道德号召，其实就是对院士的个人道德修养做出了正面的号召，而力图为院士们营造出一个良好而纯净的科研工作环境，对院士所在单位也发出了建设性呼吁。
对很多依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以身作则，德技双馨的院士，不论从事业心还是道德操守方面，我们的崇敬之情怎样表达，似乎都不过分。但这些科学家的道德情操的秉持，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深厚的个人修养。外部力量的他律机制，似乎仍需加强。
致力于保持并不断提高院士的道德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的举措，其实已经做了不少。两院都先后颁布了相关的道德行为准则，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1998年制定，其后补充了较为具体的自律明文规定，共七条。)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2001年制定，共十条。)。这种显形的明文的道德规条，无论工程院的“七个方面”和科学院的“十诫”，有些已经规定得非常周到了。然而讲到针对性惩罚的时候，或欲言又止，或语焉不详。比如工程院的自律规定的在细述规定之前，写着：“院士不得做出有损于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形象的行为。一经发现，工程院在查实后将根据其错误程度，按章做出相应的处理，直到撤销其院士称号。什么是有损形象的行为？为什么不直接限定为“有违背本《规定》的行为”，处理起来似乎更方便。
类似的举例表面上仅仅反映出技术上的瑕疵，但这种技术上的“瑕疵”不应被错误理解成对道德他律精神的某种模糊性的缺省。在院士道德建设问题上，我们已经认识到道德他律的重要性了，认识到在坚持他律的同时，寻求更为有效的机制保障，但目前，这个机制似乎仍有改进的空间。
版权所有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