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与权利之辩：院士问题还是院士制度问题

　　本报记者 江菲

　　在两年一度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前，一条“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的消息再次将“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推到公众面前。领衔炮轰的，是前中科院院长周光召。

　　争论在2003年就出现了。那时，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针对中国院士制度做了一项

专题研究，结论哗然：“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极不可能产生；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创新、高层次创新的天然屏障。”

　　恰巧，这项研究成果也发表于上次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前，而那次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初审人员中，司局级干部以及大型企业主管近50名，甚至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建设部部长、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等。与此同时，对院士的投诉数量也达到了历年高峰。

　　老话重提，人们更联想到更早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打名气、863项目申报等黑幕和事端，以及2002年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由警车开道护送参会的170多名院士从飞机场直达宾馆……这个“院士制度”似乎真有些“虚火上身”，病得不轻，真是要大治了！

　　但马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质疑：社会上捧院士并不是院士本人推动的。可能有个别院士希望人捧，但是应当说绝大部分人并不希望如此……个人行为与“院士制度”又有什么关系？

　　究竟是某些院士问题，还是院士制度有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认为两方面都有问题，但根源并非是院士制度。

　　他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最初几年，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他发现事情并不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

　　2002年，秦伯益以《院士不是花瓶》为题描述那段生活，并感慨道：“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煳了，不是国家的幸事。……我们不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

　　“现在，我是一个兼职也不接受，无关的应酬一概不参加。”他说，他很推崇王选院士的一句话：“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

　　但这些都是院士制度造成的吗？他表示不能同意。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章程里都这样定义“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是称号，是荣誉，但不是职务，因此没有权力。”秦伯益说，“这实质和授予某人‘战斗英雄’称号类似。”

　　检索科学院和工程院的相关章程，可以发现目前社会上屡遭诟病的“院士”问题都有相关的制约规定。比如：新院士的产生要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汇总到中科院或工程院后，组织评审，最后由差额无记名投票；科学院院士的津贴是每人每月100元，工程院院士的津贴是每人每月200元；都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学术浮躁浮夸作风，抵制腐败和违规行为……

　　但是，社会并不认这些。河南省在2004年制定了一系列提高院士待遇的措施，如：省属单位院士年薪不低于20万元；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医疗费实报实销；对于新当选院士及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合同的引进院士，省财政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对于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工作合同的引进院士，省财政一次性给予安家补助15万元……

　　类似的政策在每个省市都能找到，新疆甚至规定，院士所在单位必须“主动”向院士通报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说，本意为“称号”和“荣誉”的院士早已变成了“利益”与“权力”。利益与权力导致崇拜，滋生腐败，继而引发了某些院士的“权威感”。

　　秦伯益很怀疑，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取消院士制度就能解决的。“形式主义并不只存在于科学界，浮躁和急功近利是当今全社会的问题。”他感叹，“传到中国变了味的西方制度，又何止是院士制度？”

　　是的，更应该思考的是：在很多时候，荣誉是如何变成权力的；在什么样的土壤里，荣誉才能转变为权力？

　　最“浮躁”的事也许就发生在发起这次讨论的汪品先院士身上。他的母校曾提议为他塑像，汪院士当然谢绝了：“院士也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像怎么办呢？”

　　校方回答是：“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