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赴延安支援抗战的外国人

　　文/马骏杰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令世界瞩目。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怀着不同的愿望，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

　　用文字报道红色中国

　　由于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实行新闻封锁，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长期不为人所知，

一些西方人对这块神秘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一位，他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解放区。他先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然后在她的帮助下，于1936年7月来到延安，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采访。他走遍了解放区的山山水水，全面考察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并对毛泽东进行了专访，写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正是这本书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学者、作家纷至沓来。

　　1941年9—10月间，日军对山东沂蒙山地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八路军和山东纵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这支部队里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这位常常称自己是来自卡尔·马克思故乡的记者出生在波兰，他的中文名字“汉斯·希伯”是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起的。1938年春，他来到延安赴前线采访，后来又到了山东沂蒙山。当时日军在搞“大扫荡”，八路军的领导曾劝他不要去。但是他说：“正是因为那里很危险，才更需要我，还没有外国记者到过那里。”他的到来确实令当地抗日军民很受鼓舞，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在沂蒙山区，汉斯·希伯就像到了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和他友好地打招呼、握手。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奋勇抗战的精神感动了他，给了他工作的动力。他经常背着一个牛皮图囊，里面装着望远镜、地图、搪瓷杯和毛巾。他与军政领导深入长谈，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并参加夜袭战斗，参加各种集会，采访日本战俘，积极深入到抗日军民的生活中。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长篇报道。在一次战斗中，汉斯和他的战友们被日伪军合击。在突围的战斗中，翻译和几名战士都为保护他而牺牲，他也拿起枪，和冲上来的日军对射，在打死几名日军后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4岁。一名欧洲记者就这样长眠在中国大地上。汉斯·希伯是第一个穿上八路军军装的欧洲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记者是不畏惧枪炮子弹的”。在沂蒙山的烈士陵园里，竖立着他的一尊大理石雕像，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拿着笔，身穿八路军军装，目光深邃，望着远方。

　　1944年夏天，由美、英、苏等国记者组成的“外国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他们抱着“打开红色中国大门”的愿望，对解放区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解放区的面貌。

　　外国作家、记者对解放区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进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有许多国家开始同情中国革命，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用手术刀挽救生病

　　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迫切需要医疗上的帮助，一些国家的医务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救死扶伤。第一位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是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他于1936年来到延安。通过考察他感到，解放区是中国领土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长期留在这里。10月，他正式参加了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取了个中国名字“马海德”。次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到1949年，他共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多人次。

　　1938年3月，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并随身带来了3卡车医疗用品。随后，白求恩组成了八路军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后来，他又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39年11月，他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赞颂他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939年2月，由爱德、卓克、柯棣、巴苏和木克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来到延安。

　　为了表示援助中国抗战的决心，他们每人都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华”字。爱德华、卓克华和木克华在抗日前线工作了两三年后回国。巴苏华工作的时间更长，他曾任延安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1944年3月回国。柯棣华由延安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他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32岁。毛泽东曾经说过：“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用专长提供知识援助

　　还有一些外国人，利用自己的其他专长，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英国物理学家威廉·班德曾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誓为中国抗战尽一份力。他和夫人克兰尔一起，冲破日军层层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开办了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在长达两年的工作中，为八路军培养了大量无线电技术人才。1943年9月，班德夫妇来到延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接待。抗战结束后他们回国，在英国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新西行漫记》)一书，热情介绍了根据地的崭新面貌。

　　与班德夫妇一起到根据地的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迈克·林赛)，他曾是北平燕京大学的经济学、逻辑学教授，也曾当过重庆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官。1944年5月他来到延安，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抗战后他回到英国，写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八路军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工作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新西兰工业合作技术专家路易·艾黎，在1939年至1941年三次来到延安，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出谋划策。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组织创办了“工合事务所”，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业合作社运动为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

　　总之，在抗战期间，来到延安的外国人，成为红色中国联系世界的桥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为正义而战斗的精神，将永远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