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公共卫生策略 东西方犯了相同错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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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5日 19:37 南方周末 | |||||||||
20世纪后期的公共卫生策略: 东西方犯了相同的错误 □赤桦(中国特稿社)
-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 一个共同的敌人 21世纪物质的日益丰富和人口的老龄化,使政治制度、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西方和东方国家不得不站在同一个战壕,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慢性病对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威胁。 为了寻求对慢性病预防控制更加全面、有效的模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6月上旬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在为期3天的峰会中,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聚集一堂,商讨促进疾病预防与健康的新战略方针。在今后的四年里,亚太健康峰会每年都将举行一次。 参加西雅图峰会的无论是疾病预防权威、科学家,还是医药商都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尽管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确立了她在全球的经济地位,然而公共卫生建设的滞后,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威胁。事实上,慢性病尤其是癌症预防的失控,已经给中国目前耀眼的经济增长场景投下了阴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博士说,中国癌症患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导致经济资源的巨大流失。每年有高达800亿元的人民币花在了癌症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可是,以治疗为重点的卫生模式,并没有遏制住癌症在我们国家的蔓延。1970年代以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尤其是在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更为显著。目前,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为140万到150万,而1970年代是70万。 这意味着每5例死亡中,就有1人是死于癌症。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为每年1400亿。乔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整公共卫生的政策和策略,不把重点从治疗转向预防,那么,癌症死亡率在未来20年内将上升1倍,达到300万。” 早期与晚期 乔友林的观点并不孤立。在美国弗雷德·赫琴森(Fred Hutchinson)肿瘤研究中心主席李·哈特威尔看来,就健康保健体系而言,惟一重要的理念,就是怎样利用科学技术,将疾病的晚期治疗,推进到早诊和预防。这位2001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长期致力于研究能及时诊断疾病、捕捉到疾病的遗传风险的诊断技术。他说,“早诊和预防远比眼下我们注重的治疗有效得多。美国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差。” 准确地说,美国几乎将所有的医疗健康资源都集中到晚期疾病的治疗上。通用电器医疗集团总裁威廉·卡斯特尔博士注意到,虽然上个世纪西方国家对健康医疗的探讨,在药物和提高疗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可是人们的健康本身却进步缓慢。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感受到了各种高发慢性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卡斯特尔说,“持续上涨的医疗费用已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负担或社会债务。” 卡斯特尔博士认为,20世纪健康保健系统中最明显的局限在于,它是针对第一世界的市场和疾病而确立的,造成了医疗服务上的极端不平等。他说,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花掉了全球卫生经费的50%。而如此巨大的费用,却只为占全球人口1/4的人群服务。 他在会上呼吁,“现在已经到了将20世纪的注重‘晚期疾病’治疗模式,转变为以‘早期健康’为基础的模式。”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表明,全球每年的死亡人数中,至少60%是由癌症和其他一些慢性病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疾病带给全球的经济负担,60%是以癌症为主的慢性病造成的。 必须转变观念 其实,科学家对癌症的诱因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大约43%由癌症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通过控烟、控制饮食和感染而避免的。与此同时,有1/3的癌症可治愈,只要能在早期得到诊断和治疗。 但乔友林博士说,令人遗憾的是,在科研成就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也就是说,“那些对癌症预防行之有效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很好地转换到实际的医疗应用中。以治疗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一级预防、早期诊断以及以减轻病人痛苦、维护其生命最后时刻的尊严为目的的姑息治疗,长期被忽略。” 美国亚洲研究所癌症与老龄化中心主任迈克尔·伯特博士将造成鸿沟的原因,归咎于人们把注意力固执地集中到自己的领域。“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集中各方资源,大家一起努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利用低成本的诊断技术,推动预防、早诊、健康的模式。”而这正是本次健康峰会预期的主要目标。 美国的经验教训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熟悉亚洲公共卫生情况的伯特博士指出,“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所谓高科技可治疗一切疾病的传奇包袱。因此,你无须捣毁一个沉重的旧体系,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体制和东方的以预防为主的模式,避免西方国家那样的医疗资源浪费。” 对此,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颇有感触。他说,在疾控问题上,“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和认识。疾控要同社会实际联系。现在我们是互不联系。狭隘地讲,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注重传染病。而心血管等常见慢性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全国有5000多万心血管病人,其中20%是15岁以上的人群。这些人正值劳动力和生命高峰期,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或资源浪费,可想而知。” 刘中民认为,政府应该将慢性病的预防、早诊、早治放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最前沿,国家才会少花钱,提高劳动价值,改进公众的健康质量。 最理想的出路 在谈到中国重建公共卫生体系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乌伟·莱恩哈德(Uwe Reinhardt)教授认为,中国公共卫生最理想的出路,在于建立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人人都能享受的平等医疗制度。 然而,这位美国知名的医疗经济和政策权威清楚地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实在太遥远。虽然20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的市场经济,其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但是,资源分配的不均却使占这个国家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无法享受国家的公共卫生福利。莱恩哈德博士指出,曾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赞赏的中国赤脚医生和乡村医院,都是非常值得推行的。 他说,“公共卫生或医疗,实际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应该是全民共享。从长远的战略来看,中国在远程医疗方面完全可以超过美国。因为,世界上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中国那样广泛覆盖的农村医院,更没有植根于基层的乡村医生队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博士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是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培养更多立志服务于基层的医生护士,增加卫生护理的基础建设,因为这些已经成为限制发展的最大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