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引昔日郑和 启今日航程

　　本报记者 董伟

　　2005年7月11日，我国有了自己的首个“航海日”。600年前的这一天，大明帝国的郑和舰队首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近代，备受欺凌的中国人常常会想，600年前，如果大明王朝继续沿着郑和开创的海疆走下去，现今中国会是何等气象，如今的世界会是何等格局？没有人能知道。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历史可以反思。”厦门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周宁说，“600年后，我们重新认识郑和并隆重纪念他，其意义决不应该局限于对先人的功业顶礼膜拜，或者在假设中自我慰藉。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这是所有形式背后真正的要旨。”

　　对郑和的诠释隐含了中国几百年的发展脉络。600年前，即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明永乐帝作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开始了伟大的航海活动。这支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七下西洋，持续28年之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达到了鼎盛，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发展到古代社会的巅峰，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但是周宁认为，这一为后人极为称道的千秋功业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认识，这从郑和身后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

　　郑和船队强大而不霸道的符号意义成为新中国交朋引伴的名片

　　新中国成立以后，郑和成为中国重获国际形象的一把钥匙。周恩来曾经说，“我国明代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郑和曾访问过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家，为中非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无疑在欧美列强创造的莽林社会中，郑和船队强大而不霸道的符号意义是新的共和国交朋引伴的最好名片。

　　至改革开放时期，郑和下西洋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邓小平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提到：“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郑和给予我们应该是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另一条道路”

　　2002年3月15日，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

　　在周宁看来，孟席斯的发现，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种有趣的海外奇谈、有畅销书的卖点的话，那么在中国，意义就远不一般。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提供更大的想像与诠释空间，让中国人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压力。这或许是郑和远航600年预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像祭奠。

　　尽管孟席斯的大胆假设，有人为之振奋为之鼓舞，无人为之求证、为之落实，但或许关于郑和，国人的文化期待，本来就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但是，现实并不是梦幻，也不是皮影戏。“郑和给予我们应该是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另一条道路。”

　　周宁说，首先，不能从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说历史。本来两种远航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知道了近代东西方竞逐富强的结局，再回去翻说历史，似乎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欧洲模式的普世工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无从选择。郑和远航似乎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另一种选择。“协和万邦”的朝贡—赍赐体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像郑和时代环印度洋地区的文明秩序？历史总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总有比成败更高的正义，世界大同或永久和平。

　　其次，不能以资本主义扩张的成败论历史。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使西方成为霸权中心，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太平，人类并没有因此幸福。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奴役，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洲际贩奴；大规模的屠杀也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纳粹的种族灭绝。

　　事实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剌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可以说，和顺万邦、共享太平，那才是千秋功业，可以永垂青史。

　　周宁说，国家富强了，是否可能不称霸？近600年过去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国理想。“这是我们祭奠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层意义。当中国从谷底爬起，它要做的也将是600年前，郑和所宣示的那样：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