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600年：穿越海洋“迷宫”

　　7月中旬，一批神秘的乘客将登上北京机场的一架飞机，赶赴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那里是我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的所在地。从夏到冬，围绕环境变化等课题的11个科考项目将在皑皑白雪中陆续展开。与此同时，在我国蔚蓝色的海洋上，一系列探索我国近海海洋环境和资源状况的活动也正在紧张进行——这已经是中国海洋工作者与大海的第三次“亲密接触”。

　　作为这次行动——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项目(简称“908专项”)国家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向记者表示：“通过实施‘908专项’，我们可以进一步摸清海洋家底，扭转目前我国在海洋开发方面呈现出的总体开发不足和某些资源过度开发并存的非良性态势。”他相信，此次调查和评价结果，将成为挽救海洋生态的“阿里阿德涅金线”。

　　近在咫尺的无知

　　古代希腊英雄忒修斯曾进入克里特岛，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决斗。然而，因为弥诺陶洛斯所住的迷宫异常复杂，忒修斯眼看就要成为怪物的果腹之物。正在这时，美丽的少女阿里阿德涅给了忒修斯一个线团。忒修斯将线头拴在迷宫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线走出了迷宫，并带走了阿里阿德涅。

　　就像迷宫困扰了忒修斯一样，茫茫的大海以其浩淼和莫测也同样构成了对人类知性的挑战。有人曾如此兴叹，人们对近在咫尺的海洋的了解还不如对宇宙中的一些星球的知识多。“对海洋的缺乏了解，助长了人们对海洋的漠视。”陈连增认为。

　　一个国家或民族海洋意识的强弱，会影响其对海洋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进而促进或阻碍其海洋事业的发展。而为了提高海洋意识，更好地开发海洋，对海洋进行调查和研究，就像阿里阿德涅金线一样至关重要。就海洋调查研究而言，人类各个发展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能力是基本的制约因素。

　　鹿守本，这位从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司长岗位上退休下来的老人，现在正潜心研究中国海洋史，特别关注我国古人对海洋的认识。

　　他告诉记者，我国考古发现证明，原始的海洋捕捞和海产品采集活动，最迟不会晚于生活在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在山顶洞人生活过的遗址中，找到不少吃剩的鱼骨和作为装饰品的穿孔海贝壳。这些遗物有力地说明，山顶洞人是进行海洋捕捞活动的。另外，海水制盐在我国起源也很早，据《世本》记载：“宿沙氏煮海为盐。”而宿沙氏生活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多年以前。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考古证明，我国古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已乘船海上开始捕捞航行。

　　“事实上，在商朝以前，以‘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为核心的传统海洋价值观已初步形成。”鹿守本认为。以周朝为例，当时对海洋渔盐的开发已达到相当水平。周朝初年，姜太公被封在齐地，因齐“地负海鸠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齐国利用濒海地理位置，在近海处大力发展捕捞业，尽享渔盐之利，并由此逐渐强大起来。同时，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和铁制工具的出现，我国造船技术也得到很大发展。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充分证明了当时航运方面的实力。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前，国人所拥有的海洋知识却甚为有限，对海洋资源不断扩大的利用和开发，只是丰富了实践经验，利用领域并无多少拓展。这种状况主要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但也和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不无关系。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渔业等海洋产业只是“副业”。即使统治者提倡“渔盐之利”，着眼的也是补充农业之不足。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海洋产业，从来没有独立于农业之外而存在。这种认识和“定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与海洋的三次“亲密接触”

　　关心中国海洋事业的人们，不会忘记1958年至1960年的“中国近海环境与资源综合调查”。鹿守本认为：“那是中国第一次全国近海大普查，也是我国现代海洋工作的起点。”这一观点也获得了陈连增的认同。建国后，包括已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在内，一批卓有才华之士在新的国家制度下，释放出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为我国海洋资源利用和开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为对我国海洋情况有一全面了解，在新中国政府支持下，一场全国规模的普查开始了。

　　上世纪50年代建国尚不太久，国家经济力量相对薄弱，海洋科技水平和能力也比较低，要对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毗连近海进行综合调查，实非易事。然而，由于国家的重视，全国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大联合、大协作，租用渔船、手工作业，仅用两年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预定各项任务。这次调查中，我国海洋工作者开展了中国近海海流、水团、波浪、潮汐、温度、盐度、海水化学、海底沉积、地形地貌、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要素的调查和观测，获得了各种实测资料，使我国第一次对近海环境和资源有了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次调查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国家海洋局的成立。从此，我国有了专门的海洋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这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鹿守本说。

　　不过就持续时间和人员规模而言，1980年开始的“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都要更胜一筹。这次调查持续8年，先后有国家的15个部门、沿海的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502个单位、1900余人参与行动。这次调查针对海岸线向陆延伸10公里、向海至10～15米水深之间的35万平方公里的海岸带及其毗邻的陆域和浅海区，进行了气候、水文、生物、社会经济等综合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开展了资源综合评价和开发利用研究。此次调查结果不仅为保护和管理我国海岸带资源提供了切实依据，还掀起了滩涂和浅海的开发热潮。

　　“与前两次调查相比，这次‘908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入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调查范围最广、采用技术手段最先进的一项重大工程。”陈连增介绍，此次调查涉及我国内水、领海和部分邻近海域，面积达67.6万平方公里。调查项目除物理海洋、海洋地形地貌、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等重要海洋要素外，还包括海岛、海岸带、海域使用、海洋灾害、再生能源、海水利用及沿海人文社会等基本状况。他说：“此次所调查的项目，都由各方专家多次研讨最后决定。”

　　陈连增透露，专项工作去年就开始启动。截至目前，国家海洋局“908专项”办公室已经成功地组织了招投标工作，完成了技术准备和2004年外业调查工作，现在项目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此次项目实施时间将长达6年，到2009年结束。

　　陈连增兴奋地告诉记者，目前除了国家财政将要投入的19.8亿元资金外,各沿海省市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已另外募集2.5亿元资金,计划在专项项目外,根据自身特点展开一些针对性调查。“这次调查最终投入的资金一定会超出目前预算，所进行的项目内容也只会更加丰富。”

　　“数字海洋”指点迷津

　　陈连增介绍，“908专项”包括三项基本内容，即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评价以及为我国建立“数字海洋”提供基础信息框架。其中，第三项内容格外引起记者兴趣。陈连增说，此次调查中用于建立“数字海洋”基础信息框架的经费虽然仅有2.68亿元,但对于未来海洋事业的发展意义却十分重大。“‘数字海洋’建好后，人们只要轻点鼠标，就能知道海洋某处确切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分布状况。”

　　实际上，除上述三次全国规模的近海海洋调查外，围绕某项专题研究、实施海上工程或发展某种海洋产业而进行的海洋调查活动还有很多很多。例如2000年开始的“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为期10年，主要任务是评估及解释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分布及其丰富程度。截至目前，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已达1000名左右，分别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项目全部完成所需花费将超过10亿美元。如果将这些林林总总的调查结果都纳入到“数字海洋”信息库，将为人们了解海洋、利用海洋提供坚实基础。

　　陈连增坦言，目前我国海洋开发呈现出“总体开发不足、某些资源开发过度”的状况；而出现这一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近海海洋调查勘探程度低，对可开发的重要资源底数不清。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不可能像它们那样对海洋资源采取保护重于开发的策略。这种情况下，我们惟有借助类似“908专项”的大规模调查活动，摸清海洋环境和资源“家底”，以及海洋开发、利用状况，了解和掌握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海洋提供的支撑和保障条件，同时充实“数字海洋”所包含的信息，才能穿越神秘莫测的海上迷宫，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梦想。

　　(本报记者　计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