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国
圆明园又出事了！
始于10多年前的圆明园福海湖心岛出租事件，再次让圆明园管理处陷于尴尬。
此前，从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到对圆明园整治规划的总体质疑，再到工程环评报告的缺失让国家环保总局走上前台，责令园方40天拿出环评报告，圆明园事件可谓“乱象横生”。
后来，由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评工作的公众色彩和社会敏感性，一度使这一工作成为多家环评单位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清华大学主动承担环评工作被专家视为“打破僵局”、“圆明园事件开始进入倒计时”的标志。“湖心岛出租事件”却使圆明园事件风波再起，还让媒体、公众、专家等各方对于圆明园管理部门在圆明园整治工程中的逐利动机更加坚信不移。
具体一点看，2000年，圆明园的性质被明确为“遗址公园”以后，对园内被毁古建筑进行重建的提议就被包括圆明园管理处在内的有些人提出。当时，《自然之友》的梁从诫从“有人想通过工程赚钱”的角度对工程提出质疑。
在2003年10月，由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区水利局联合编定《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而承包圆明园整改工程的三家公司与管理部门的密切关系让我们对工程的利益导向性充满想象。施工也是在缺少专业机构的环评报告背景下进行的，就是在面对国家环保总局责令时，园方也是表现消极。对于工程的招标过程和工程花费的核算，园方一直含糊其辞，至今仍缺少明确、公开的表示。
对此，中国某建筑集团的包先生评价，近些年，由于在工程运作中缺少强有力的监管，出现一种情况是，有些单位或利益集团甚至个人为了能够通过工程获得利益，会弄出一些不必要甚至是破坏性的工程。所以，一些工程就成了个人或利益集团的“洗钱机器”。这一情况一旦成为社会常态，通过一些工程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也就不无可能了。
北京一防水公司项目经理王先生向记者介绍，在中国现有工程监管体制下，一个工程的动议、规划、招标、竞标、施工等有可能伴随着对腐败利益的追逐，而对利益链条的维系细节，没有任何人愿意说。他给记者举了招标的例子：业主公布说要对一个工程进行招标时，基本上已经确定这个工程给那个公司做了，所谓“公开竞标”只是走过场，其他的公司只是陪衬，以此显示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所以在公开招标之前，业主都会有一个对竞标者的“放风”过程，就是有针对性地找一家公司作为“准中标者”。一般放风的人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作为业主单位的高层管理者的副职领导，一种是业主单位的退休元老人物。因为在企业，一把手多是企业法人，不可能挣自己的钱；在事业单位中，正职领导一般是不会亲自出面的。
“由副职领导出面才能确保竞标者的成功。”王先生就自己在北京四年的经历和积累，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名单，都是有可能向其“放风”的人物。记者看到，其中多是一些企业副总经理和一些单位的副职领导，还有就是一些权威的建筑设计院的负责人。“我的工程一般都是通过这些人获得的，当然，我会给他们合适的回报。”
中国某建筑集团的包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另一种专职“放风”的人——“工程中介”。这些人有足够的关系和背景可以获得工程项目的承包权，他们就是把获得的工程转包出去，从中吃工程“回扣”。回扣比例有时高达5%，也就是说，一个1亿元的工程，仅中介吃掉的回扣就有500万元。当然这些钱会分配到利益链上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国家一直大力制止“豆腐渣工程”和“拖欠民工工资”却效果一直不明显的根源。而且，所有的交易都是没有任何书面凭据的，这也是造成工程腐败难以监管的症结所在。“你要是说给人多少钱或东西，然后让人开个收据，那你在这个行业里就不要做了。每个环节都在维护这个利益链，在这个潜规则下运行。”
以上两人对圆明园整治工程的评价是，其中一定有利益的交易，但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开的秘密。一位社会学专家表示，因为有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公众、媒体、环保部门对圆明园的“保卫战”依然艰难。在强烈的以逐利为目的“社会生态”下，“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圆明园事件绝对不是个案，只是被我们发现并有幸成为焦点的一个。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防止社会生态的恶化危及“自然生态”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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