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声记者郎峰蔚珠峰日记：高原求医记

回到大本营之后，不管走到哪里，都把自已包得严严的，生怕再生病被送下山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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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5月4日，高原求医记

　　拉萨----日喀则----定日----珠峰大本营

　　由于登顶日期拖后，新闻报道安排也相应推后。4月下旬，我们几位媒体记者随二辆测量队的要修理和保养的车返回拉萨，我们也想趁机休整一下，保持体力再回到大本营坚持到

5月底。从大本营到拉萨，加上中途有一天洗衣服，单程大约要四到五天。

　　可是没想到，此行的十几天休整时间，我有一半时间是在和可恶的高原感冒作斗争。

　　出发的第二天，我们的车就坏在山路上。由于司机花了很长时间来修车，大家都等得饥肠辘辘，只好吃些车上备用的点心蛋糕。我站在冷风里吃了二块蛋糕后，觉得胃有些不舒服，心想也许是着凉吧。

　　可是没想到，这两块蛋糕竟成了我生病的导火索。开始的两天，还只是胃痛。胃药吃下去却见效不大。第三天，胃不痛了，转而开始发烧。我也转而服用大量的感冒药和退烧药。到了4月30日，一大早起来，嗓子全部肿了，咳嗽，说话非常吃力，身体感觉异常疲惫。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次可能病得不轻。我赶紧给北京的医生朋友海洁打电话。她告诉我必须要进医院输液。来之前已经听说高原生病非常危险，我也就乖乖听话，因此就有了这几天的难忘的求医经历。

　　辗转求医，大小通吃

　　在西藏，似乎任何一个地方，最方便、最好找的就是医院和药店，在拉萨、日喀则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几乎可以用“医院林立”来形容。

　　4月30日到达目的地之后，我就在宾馆旁边找了一家看起来还比较正规的医院。直接到急诊科，有一位藏族大夫在值班，我和他简单说明了病情，他看了一眼我的喉咙，就说“充血严重，输液吧”，然后开了一张单子让我去找护士。我趁着间隙赶紧给海洁大夫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大夫开的方子。她一听非常高兴，“这里真不错，‘菌必治’是头孢三代的消炎药，效果非常好，你就放心打吧。”三个小时后，500ML的液体和药品顺利输进了我的静脉。

　　遵海洁医嘱，我问大夫，明天能不能输两次液，这样会大量补充体液，恢复得快一些，也不会耽误队里的行程。大夫想了一会，说可以。

　　5月1日早9：00，我准时来到医院，开始输液。这里的病床都是一次性用的纸质枕套和被套。昨天我躺的病床非常干净，可是今天的病床我一拉开被子就发现纸质床单已经磨得起了很多毛球，而透过薄薄的枕套，我能看到里面有着几大团干的血迹。我不禁苦笑，原来这里所谓的一次性用品是要一直用到不能用为止的。

　　病房里人来人往，但基本都是藏族同胞，他们对我也很好奇，但只是远远的看着，偶尔问我一两句话，我也听不太清楚，再追问时他们就大多笑着走开了。

　　等到晚上6：00，我遵医嘱来到这里第二次输液时，值班大夫已经换了一个人，他看了早晨的方子，说今天不能再输液了，因为今天全天的药量早晨已经都输完了。我赶紧给海洁大夫打电话，果然早晨的值班大夫忘记了昨天的安排，把全天的剂量一次都给我用了。海洁大夫电话里说，幸亏这个大夫比较明白，查看了早晨的方子，不然我很可能会出现其它病情。说得我当场出了一身冷汗。

　　5月2日，我吸取教训，在地图上找了一家地区级大医院。果然“气势”立刻不同，我先到急诊外科问大夫该如何输液，大夫看了我一眼说了两个字“内科”，便不再理我。我又到内科，还未开口，大夫抬笔一指又说了两个字“挂号”。我颠颠地去挂号回来，大夫问我“入藏多少时间了？”

　　“近一个月了。”

　　“哪不舒服？”

　　“发烧，嗓子发炎。”

　　大夫大笔一挥，就开了两张单子----验血，透视。我一看这架势恐怕花费不菲了，怯怯的问大夫，“我已经输了两天液了，能不能继续输，就可以了。”大夫终于正面看了我一眼，“那样是对你负责的态度吗？!”

　　一句话说得我乖乖地去做检查。先是在手指上扎一针取血，然后捂着手指去透视。这里的设备确实先进，当场打印出透视结果“肺下部纹理增多，右肺动脉明显突出，双肋膈角锐利”。拿着透视结果去验血处取结果，大夫说“把手指伸出来”，可是我一伸出来，她立刻挤压刚才的针孔，又照样取了一管血，然后把血液样本放在了上一管血检测的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位置上。

　　很明显，刚才取的血是被她浪费了。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取两次？”大夫看我的语气不对，瞅了我一眼没吭声。二分钟后，电脑打出单子，我拿着单子回到内科，大夫草草一翻说，起码要输三天液。我告诉大夫，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起程回珠峰大本营，路上需要三四天时间，我不能掉队。同时我告诉他，我已经输了两天液，用的都是“菌必治”(这是海洁大夫嘱咐我的，一定在换医院时告诉大夫我用药的情况)。

　　然而我的话大夫似乎听也没听，又是大笔一挥，开了处方，然后抬头说，“那就先输今天的，然后你带着处方走。不过别的医院有没有我们这里的药我可不能保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谢绝了他开三天输液用药的建议，只开了当天的输液。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做法是对的。而今天的开销也是最大的。

　　睡了一夜，感觉嗓子症状大为减轻。5月2日一早，我们出发向大本营。在路上颠簸了8个小时，终于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到达休息的城市。稍微吃了点东西，马上按地图去当地的地区级医院。在空旷的医院院子里绕了一大圈，才找到急救中心。果然没有昨天注射的药品。这里的抗生素又是另一个品种了。只好又给海洁大夫打电话，海洁一听我昨天打的是“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立刻就着急了，“注射抗生素是要向上升级的，昨天怎么给你降级了？这样会大大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啊。”可是这家医院的抗生素只有“塞肟纳”，没有前两天注射的“菌必治”。询问海洁大夫，她说如果今天不继续输液，前几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无奈之下只好前往另一家据说是当地条件最好的武警某医院。然而这里依然没有“菌必治”。满怀失望出来，陪我前往的测绘局的吴江看到旁边有一家私人诊所，我们进去一问，竟然有“菌必治”。赶紧买了两克拿到武警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们不在本医院买的药是不能在本医院注射的。我们这时也禁不住苦笑，其实这个惯例在很多大医院都是一样的，我们情急之下竟然忘了。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在私人诊所里，大部分都有“菌必治”。

　　没办法，最后回到旅馆旁边的一个看起来相对干净的门诊部输液。小护士从一个大铁盘子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个用黑毛笔手写着“曲松纳”的针管，从准备给我注射的葡萄糖注射液里先抽出两大管，“吱”的一声射进垃圾桶。我不解。小护士倒是态度不错，笑眯眯地用四川话解释说“清洗一下针管嘛。”

　　老天!“这针管不是一次性的？”我睁大眼睛。小护士可能觉得我反应过激，不再说话。

　　事已至此，听天由命吧。我摆出一副大无畏的样子，心惊胆战地输了两个小时液。好在5月4日一早起来，发烧发炎症状基本消失，不禁非常高兴，昨天一夜的担心也抛在脑后。

　　再度颠簸一天，行程8个小时近300公里的“搓板路”，到达下一个休息点。海洁大夫建议我最好再输液一次，以巩固疗效。然而今天碰到的大夫却又是另一个说法，她说抗生素的注射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否则会影响疗效。

　　晕!这么说我前几天的注射都有问题了。既然没有选择余地，我又遵新的医嘱按照新的注射方法输了最后一次液。

　　虽然曲曲折折，好在在返回大本营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把身体里的炎症彻底攻克，踏踏实实地回到了大本营，开始了新一轮紧张的工作。感谢老天!

　　五天里的数次泪水

　　人在异乡，身在病中，又逢假日，心灵也变得格外脆弱，一点打击和一点关爱都常常会情不自禁的涌出泪水。

　　5月1日上午，当我在病房里躺着输液，看着藏族同胞热热闹闹地走来走去，却无法融入他们和他们沟通，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

　　然而就在10点多钟，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电话，是台里报道组的领导王晓晖，慰问我这个过节时还在外工作的记者。因为我来西藏后换了一个手机号，所以如果找到我还是需要费一点周折的。这是我这个五一节接到的第一个问候电话。

　　当晓晖领导得知我正在医院输液时，立刻说，“要不就回来吧。没关系，我们在北京也能做直播，不要有思想压力。”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在这一刻对我来说意味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刻，我的眼睛真的湿润了；这一天，我过得都很开心。

　　5月2号，哥哥和爸妈一起打通了我的手机。很巧，当时也在医院输液。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强忍着泪水告诉他们我很好。因为临来之前我没敢告诉爸妈此行的具体安排，只是说要出一个长差到西藏。哥哥显然听出了我语音中的异样，反复问我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只好矢口否认。最后，爸妈又反复叮嘱我要多加小心。放下电话，我已经是泪流满面。

　　还有我的好友海洁大夫，每天都打电话，还发来大量的短信医嘱和叮嘱。当我在返回大本营的最后一天发了个最简单的致谢短信时，她的回信是“你要这样我们可就生气了。我们知道你在前方很辛苦。我们都很欣赏你!”

　　还有报道组的化强，反复告诉我要记住，珠峰测量就两个月，可是身体是一辈子的，提前回来一点都不丢人……还有风风火火的宁子知道我生病后，一天发了数个短信询问，急切切地连标点都不加……还有亚然，不停给我手机和海事卫星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急死我了”……还有扎西，到了梅里雪山还不忘叮嘱要注意身体，不要硬撑……还有西藏记者站的旺堆站长，他听说我病了，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我没有接听到，他又打到北京家里，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今天，当我又返回到珠峰大本营，在昏黄的灯光下搓着手写这篇日记时，我的心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安宁和从容，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

　　让我，深深地把这些温暖的关爱和笑容铭刻在心里；

　　让我，深深地拥抱你们，我最亲爱的朋友和亲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