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东方思维拯救现代科学的悖论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陈萍丽

　　苏联人遨游太空、美国人登上月球，曾让中国科学家感受到差距的巨大和时间的紧迫。直到神舟5号早已安然返回地面的今天，中国科学家仍然感觉自己还是追赶者。

　　高技术含量的欧美汽车、充斥在高档商场的日本摄影器材和音像器材，甚至韩国的新 潮电子产品，在令中国人充分享受到人类高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让中国科技工作者直接感受到追赶的吃力。再往远看，似乎能够感受到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寒气……

　　纵向比较，看从前，是“四大发明”的万丈光芒；看未来，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未知路……

　　抛开对历史的沉迷和虚无的骄傲，以客观、诚实的态度来看，目前的中国科技，与西方国家相比，在投入、发展现状和实力等方面都差得很远，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仍然比较低。目前，摆在发展中的中国面前的，仍然是那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新华社科技记者姜岩合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是一本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著作，书中指出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东方科学思想将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和文明将能够弥补西方科学与文明的不足。此书被部分科学家认为是从实质上解答了“李约瑟难题”，但也被另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缺乏足够根据。

　　围绕“东方思维是否能拯救现代科技”这一主题，《环球》杂志专访了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和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

　　“阴阳五行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

　　何祚庥向来以坚持科学主义和敢言著称，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史颇有研究，还著有《元气、场和治学之道》等有关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学术著作。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何祚庥表示，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什么大影响。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如“五行论”等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是不着边际。真实的情况是，中国近代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是在西方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于东方思维是“整体论”一说，何祚庥也持异议，他倒认为东方思维是“笼统论”。“虽然中国古代既有唯心论也有唯物论，但中国的唯物论太笼统”。何祚庥认为，甚至连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著作《论衡》也充满着谬误。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认为“气一元论”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核心，而何祚庥则认为，这恰恰说明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想。

　　“我研究过元气学说，写了两本相关学术专著。试问在‘气一元论’的指导下有什么科学成就没有？如果没有任何事例，说它是传统科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没有道理的。”何祚庥说。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著名科学家吴文俊也对一些人认为“五行论”等带有玄学色彩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东方科学思想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吴文俊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唐，“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对此非常反感。”

　　对于曾轰动一时的《易经》是否阻碍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大讨论，吴文俊认为不能因为书中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就过高地吹捧《易经》。

　　“当然书中也有些具体的东西，例如很多人推崇备至的‘河图’、‘洛书’，它们本身可以说是在学术上比较有意思的一项成果，但也就仅此而已，不能夸大。玄学是迷信的，根本谈不上‘学’。”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与现代科研成果有关吗？

　　何祚庥认为，当然也可以从浩如烟海的事例中找出一些东方哲学科学思想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但那是次要的。如果说东方的思维模式等可以决定科技水平，那中国科技为什么会衰落？况且，东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虽有不同，但智力智能大体上是相同的。

　　“华裔科学家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和思想没有关系，他们学的都是西方科学。杨振宁在中国学的是西方的东西，出国后学的更是西方的东西。什么中庸之道、为人宽厚，跟科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何祚庥说。

　　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现代科学产生的作用方面，吴文俊则有不同见解，“从我本人的实践经验来说，我这些年来在数学上的研究成绩是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而来的。我十分推崇中国古代数学，中国古代数学的思维方法、抽象思维能力，都要高于同时代的外国。”

　　吴文俊补充说：“中国古代在医学、农学、数学、天文四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我相信其中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体会，来汲取它的精华，这还有待农学家、医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的发掘。”

　　决定科技水平的最基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何祚庥认为，决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原因是经济基础，如果社会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就不会发达。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得不错，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很发达；近代世界科技的中心曾是德国，全世界科学家都要念德国的科学杂志，学德文。只是战败后德国衰落，中心才转移到美国；日本经济总量大了，日本科学家也开始拿诺贝尔奖了。

　　何祚庥分析说，社会经济有两个基本的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科技落后这一现象，何祚庥认为基本可以从GDP的数字(详见附表)与人均GDP来进行解释。

　　何祚庥说，人均GDP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因此也决定着国家对科学的投入多寡。“对一个穷国来说，GDP都用来穿衣吃饭了，只有富了，才可能投入科学、文化等事业，于是这些事业才能发达起来，就如唐诗宋词都是在盛世才达到高峰的”。

　　不过，何祚庥对中国科技投入的现状还不是很满意。他说：“经济上去了，如果不投入科学研究，那科技仍然上不去。目前中国对科技的投入应该再多一点——这就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了。”

　　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乐观估计，何祚庥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尖端技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等我们自己经济实力强大起来以后，我们自己能够干起来的。世界上人的聪明都是差不多的，他能做得到，中国就做不到？不可能！”

　　科学界是承认天才的，因为科学工作终究还是大脑的活动，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何祚庥还是那句话：某些科学家在科技发展历史上能起重要作用，也是因为个人条件、家庭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条件等原因，这还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

　　何祚庥说：“科学家是社会培养的。何祚庥为什么能成为科学家，还不是因为家里有点钱？钱能够让我得到较好的教育。杨振宁为什么能成为比我更好的科学家？因为他受的教育比我还好，而且有家学渊源。他自己也说一生的条件不错。李振道的家庭条件也是很好的。”

　　需要比大学更能推动科技发展

　　除了经济原因外，社会需求也是促进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恩格斯说过，如果世界上有某一种需要，那么就比十个大学还能更快推动科学技术的前进。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对科技很感兴趣，但中国科技却仍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不少研究者。

　　何祚庥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没有出现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康乾盛世是从狩猎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的，当时最大理想就是农业社会。而近代科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的需求。

　　目前，中国正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因此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投入来讲，2004年中国对科学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除以GDP达到1.35%，相对于过去二三十年来5‰左右的比例已经是巨大的飞跃，从绝对数字来讲增长得就更多了。

　　但是，不少人认为，现在中国科学的具体成就好像还不够多，比如国家科技大奖的许多奖项都出现多年空缺。

　　但何祚庥认为，这些倒不能说明这几年中国科技工作没有很大成绩。因为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还有个滞后期，经济衰落了，未必科技就马上衰落；经济发展了，科技也还需要时间赶上。所以，虽然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但研究转化为科学成果还需要时间。

　　吴文俊说，这次有两项重大技术发明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打破了过去6年来发明一等奖空缺的局面，就是非常可喜的成果。虽然还应该承认中国在技术发明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还有一段距离，但距离越来越小。

　　对于中国科技未来的前景，何祚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壮大，政府关注科技发展，那么中国科技必然迎来新的高峰，因为科学工作的发展最终是由社会经济的状况所决定的。”

　　吴文俊则表示中国现在的科学技术实力在国际上处于第二梯队，正在向第一梯队迎头赶上，而且离迈入世界先进第一梯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乐观地认为，在一二十年后，长则二三十年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就完全可以和科技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配文：三个故事，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竺可桢先生在1920年发表《二童争日解》，认为中国学者观察自然界现象的方法，专恃演绎逻辑，此中国学者方法之误，所以无科学之发明也。他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话说：“中国之贫弱，由于科学之不发达，而科学之不发达，则由于缺少归纳哲学。”

　　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高度关注逻辑推演。为什么中国没有理论物理学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出现？因为中国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推演学。中国古代对事物的描述多是采用比喻，而不是逻辑推演。

　　竺、杨两位先生的观点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杨老先生认为古代到近代的中国缺少科学的演绎法，而竺老先生则认为缺少科学的归纳法。

　　最近彭桓武先生谈科学研究与创新，讲了爱因斯坦的两段话：

　　“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

　　爱因斯坦的两段话好像是冲突的。但彭先生认为这两段话非常深刻，两段话是互补的。前段话强调了理论对经验的依赖，后面一段话说单从经验进行归纳是不够的，还要构造理论。这就是说，有了归纳法不够，有了演绎法也不够，要把归纳与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够，这才是完整的科学。

　　如果从这些前辈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科学归纳法没有，演绎法也没有，两个方法辩证的综合方法也没有。这应该能说明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发展。(何祚庥)

　　院士语录：

　　“封建士大夫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我对他们一些思想行为非常反感。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他们所谓的动口，就是动脑，就是看不起动手，即看不起技术，把科学看成在技术之上。”

　　“而我认为首先应该动手，在追求客观真理方面，技术应该是‘先道’，然后才是科学。中国古代文人一直轻视技术，这是造成科学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文俊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当时拥有特别好的工艺，那么有可能这组(曾侯乙)编钟是挑选出来的，而不是每一个的音阶都在制造时就做得这么准。”

　　——何祚庥

　　“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易经》，但从我间接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易经》的一些内容，例如提倡阴阳五行，我就非常反感，我觉得《易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吴文俊

　　“天才有，但多数科学家要靠社会培养，根基还是经济基础。”

　　——何祚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