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建设警惕五个“低估”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生态环境的深层次问题并未被真正触动，更谈不上解决。突出的问题是不少地方，对提激动人心的口号、提体现政绩的高指标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实际的生态环境建设的兴趣。笔者认为，当前全国各地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决策或规划，存在着不实事求是的倾向，集中起来说是存在五个“低估”。

　　低估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应该说，近年来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较以前已有较客观的认识，“局部好转，全面恶化的趋势未被遏制”的总体判断，也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为什么还说认识不足呢？

　　首先，对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认识不足。即中国拥有世界上所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累积了从刀耕火种到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初、中、后期的各类污染和生态问题；既有严重的原生环境问题，又叠加了各类人类活动引起的次生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在人均GDP少于1000美元时，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就已超过发达国家人均GDP几千美元甚至上万美元时的水平；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至今已有30多年，年年都提治理，可至今恶化的趋势仍未被遏制，这种状况隐伏着比污染和生态破坏更难克服的忧患。

　　其次，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好像生态环境问题是杞人忧天、耸人听闻；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并没有阻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政绩。因此，对损害环境的事往往采取“大胆向前走”的态度。不承认、不愿意看到当前欠下的生态环境赤字将给今后的发展留下难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低估生态环境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当前各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最普遍的口号是：3年初见成效，5年大见成效，10年基本完成、根本好转或实现山川秀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否认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需要长期的努力。实际上，生态环境建设成果的取得和巩固、生态质量的提高、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努力，需要全民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需要健全的生态环境法制。当前，我国工农业的严重污染、农药的无限量使用、化肥的过量施用，生活污染的泛滥等本是可以减免的，但由于居民生态环境意识淡薄，能避免或减轻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避免不了、减轻不了。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的普及，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

　　建设良好生态环境还需要国民经济体系由粗放、高耗、高污染的产业体系、消费体系向节约、集约、低耗、高效的体系转移。在这种转移取得重大进展或成功之前，单靠末端治理，很难扭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的趋势。而这种转移已说了很多年，实际的效果并不显著，这又与经济体制、管理体系、政绩评价体制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短期内速决速胜的可能。

　　现在，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制应该说已经比较齐全，问题的症结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行政首长凌驾于生态环境法律之上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中国生态环境建设难以顺利进行的致命点。这种状况的改变，也非一日之功所能奏效。近来，国家环保总局对若干违反环境评价程序的建设项目进行曝光，本是履行环境保护法规的正常活动，就被冠以“风暴”。可见遵守环境保护法规要真正成为正常的自觉的行动，还是一种很遥远的期待。

　　更值得指出的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很容易的事，但从一片裸地要人工培育成生态结构较完善、生态功能较好的森林生态系统，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演化是不可能的。试想，如若一个流域或一个区域生态屏障的建设真如许多规划所说的那样三年五载就能建成的话，那么毁林开荒就不是太可怕的事了，反正过不几年又能风光重现。砍之何乐而不为！

　　低估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需求

　　我国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远远低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这样，不仅使全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赤字越积越多，而且在许多政府官员特别是决策者中形成不愿对生态环境投入的“传统”。更有甚者造成一种错觉，只要对生态环境投入几个亿，就觉得是天大的数目。实际上，中国特别是许多省市、地、县对生态环境的投入都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从淮河十年治理投入几百亿、滇池治理投入上百亿元而仍未见效的实践中，应该得到警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积重难返。不仅污染治理需要巨额资金，生态恢复与重建需要大量投入，而且关停并转的污染型企业另谋生计也需要资金。历史上欠下的生态赤字、环境赤字究竟有多少，恐怕一时难以算清。因此，对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我们应有思想准备、计划准备。这是实打实的事，是无法回避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过去多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对我们的惩罚。现在应是我们认账的时候了。

　　低估传统决策偏好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阻力

　　当前，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之所以难以遏制，一方面固然与治理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方面是边治理边破坏。现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流域综合整治等大工程的实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但全国生态建设仍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的状态。至于环境污染实际上是治理速度小于污染增加和扩大的速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旧的决策模式根深蒂固，以扩大外延再生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和决策势力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许多干部嘴上说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骨子里却仍然是旧的一套、老的做法。笔者认为，对我国粗放、高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的依恋，对追求眼前政绩的决策传统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应有充分的认识，切不要被许多部门、地区的表面文章所欺骗。在科学决策机制上，在环境管理的机制上，在建设项目、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机制上，要有新思维，有新的突破，才能有新的进步。

　　低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建设新冲突、新矛盾的严峻局面

　　现在到处贴生态标签，什么生态食品、生态建筑、生态美容、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等，好像全国已处在生态建设的高潮。实际上许多是在炒作。生态市、生态产业、循环经济都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全民生态意识极大普及、文化教育水平极高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发展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基础、产业基础、文化基础、科学技术基础，与循环经济的理念差距十万八千里。即使是发达国家，生态产业、生态市、生态省、循环经济仍处于启蒙、试验、示范阶段，可是我们的许多地区现在动不动就提出几年建成生态产业、生态市、生态省，实际上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笔者坚持并充分支持、大力提倡应将生态产业、循环经济、生态市、生态省建设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反对将它们庸俗化、口号化。特别应该提醒的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重化工工业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我们在工业化初期就已经把资源老本、环境容量老本吃得差不多了。面对今后大量新上马的煤炭、钢铁、火电、各类矿山、造纸、化工、食品等污染型产业的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面对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承载力极限的矛盾，如何办？许多人思想准备是不足的。笔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主体经济还是传统经济(相对于循环经济而言)，战略的重点仍应该是末端治理与区域综合治理，重点是应用新技术减少物耗、能耗、水耗；用集约经营、节约经营代替粗放、小而散的经营。真正意义上按生态系统原理组装、构建的生态工业、生态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只是追求的理想方向，只能先试验、试点、示范，逐步发展，不能过于盲目和乐观。总之，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不能只靠新口号，更重要的是靠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