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法医刘超：用DNA拨开案件迷雾

神奇法医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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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

　　尹捷：你家里人对你的职业有没有提出过什么抗议？刘超：大部分支持，也有埋怨的时候。

　　尹捷：主要是埋怨你什么呢？

　　刘超：回家少。我回家小孩会欢天喜地的跑出来，觉得很开心。

　　女儿：三岁就去过破案现场

　　尹捷：我记得你有个同事说，刘超虽然很爱女儿，但是有时候真的对工作非常投入，还试过为了到破案的现场工作，没办法把女儿也一块带去了。

　　刘超：那是1997年6月20日，当时是番禺南沙有个碎尸案要去现场，我说你直接把警车开到公园门口来接我，我们就去吧。因为对案件现场的时间推算不是依天气的也不是依小时计的，是依分秒计的。有些时候你如果晚去一个小时可能这个案子就没法破。当时小孩才3岁左右，我想带她去，她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她很开心，坐上警车她感觉很神气很好玩。

　　尹捷：那到了现场怎么办呢？

　　刘超：到了现场，先跟她说你在车上坐一坐，我们去工作一下行不行，她说可以。然后我们就去工作去了。大概近两个小时吧，下来以后她就在车上睡着了。这件事情我一次也没敢跟任何人说，到2000年我当全国劳模，是别人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

　　太太：怀孕时与警犬队同住一楼

　　尹捷：其实为了你这个工作，我觉得你太太也是付出了很多。你们刚来广州安家的时候也是把家就安在实验室里面了吗？

　　刘超：没有，我们的家安在狗房里面。下面三楼都是养狗的。当时没有房子住，我爱人也是外地调来的，经济基础也不行，而且当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我那时候大量做同位素，会引起DNA的畸形，我当时非常怕做这个工作影响后一代，想再晚一些时候才要小孩，但是她提前跑来了。看到老婆的肚子大了，公安局也没有房子，后来就在警犬队，下面养狗上面找了一间房子来住。这房子在四楼，要到二楼去提水上来，所以我太太确实很不容易。

　　尹捷：开始怀孕时你又老不在家。

　　刘超：经常早上放狗时，我们晚上要是门没关好，狗就突然跑到门上，就要赶紧叫警犬队的人把狗拉走。他们经常说我女儿是狗女儿。

　　刘超工作很忙，我跟他都是市人大代表，在这届人大会议期间，我们抽时间完成了这次紧凑的采访，谈话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刘超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和尊重。在警队里，法医可能不是冲锋在最前的角色，不过他提供高科技手段帮助破案，是关键的环节。我们可以安享现在的平静生活，我们的城市有现在安宁的环境，确实有法医的一份功劳。

　　印象最深的案子

　　一滴血指向陈旭然案件的真凶，一条裙引发莱温斯基和克林顿的恩怨纠纷，一条头发帮助失散多年的亲子团聚……

　　这些案件扑朔迷离，而DNA技术就是打开谜团的那把金钥匙。而刘超，正是掌握了那把金钥匙的人。

　　一宗碎尸案结下法医缘

　　尹捷：刘超是湖北人，自小生长于贫困山区，家里非常困难，但他仍然靠自己超常的努力和非凡的才能，考进了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1988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当时中山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院，攻读生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临近毕业的刘超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用DNA技术帮警方破获了一宗碎尸案，就这样，他加入了公安系统，从此和公安结下了不解之缘。

　　尹捷：你怎么形容法医这个工作？

　　刘超：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强的责任心的工作，要有牺牲精神、科学精神，还要有浓厚的兴趣，缺一个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法医。

　　社会上对法医工作还是有偏见的。我们有时候吃饭，有些人会说：“你们法医另外开台吧，你们工作那么辛苦。”潜台词是你身上的尸臭味太大了。接触腐尸后，衣服上就有一种腐败尸体的味道。洗不掉，要几天才慢慢散掉。

　　陈旭然案难度不大压力大

　　尹捷：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案子？

　　刘超：很多案件。比如说陈旭然案件，这个案件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999年1月1日上午，一宗特大新闻迅速在羊城传开，省内某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最年轻的制片人陈旭然，在住所被杀。由于现场只找到少许血迹，这个案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刘超：这个案件为什么影响大呢，因为她是名人，新闻关注得比较多。但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搞技术的人来讲，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案件。实际上在抓到案犯之前，我们对现场分析已经非常清楚。

　　尹捷：那你去的作用是什么呢？刘超：我去找血和生物物质。桌面上的钱包旁边有血迹，陈旭然的衣服和屋里的水管上也有血迹，门上还有个血指纹，走廊地面上也有血迹，而这些血是同一个人所流的，是一个男性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警方只要找到嫌疑人，破案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压力大是在于社会上的轰动效应。

　　后来抓获的是大厦的保安丁国礼，他最开始的目的是盗窃。他进去以后躲在厕所里面，陈旭然上厕所时看见有人就叫了起来，丁国礼就捂她的嘴，拿刀叫她不要叫，他把她掐晕后，就慌张地拉开抽屉随便装点东西就跑了。跑到外面发现手受伤了，他又想赶紧回去找条毛巾包一下，返回时发现陈旭然醒了又在叫，他就掐死了她。

　　尹捷：你们到现场就采集到案犯的血？

　　刘超：不能说采集到的就是案犯的血，因为陈旭然虽然是窒息死亡，但是身上也有小的刺伤口，这个血迹究竟是死者的还是案犯的，就靠DNA来做鉴定。

　　难度最大的案子

　　累累的硕果得来不易，在DNA研究室建立的最初几年里，陪伴刘超的只有那些精密的仪器。因为一种技术从开始研究到实际应用，需要经过漫长的实验过程。南方潮湿炎热的天气，也给刘超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因为法医主要面对的是尸体，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人说话、让死人作证，而湿热天气导致尸体快速腐烂，难以取证。为此，刘超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经过3年多的研究，终于成功建立了DNA分析系统，还将防腐检材技术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

　　尹捷：那么从专业技术角度上来讲，难度最大的是哪个案子？

　　刘超：应该说是1997年发生的3·14碎尸案。在东莞的中堂大桥下面，还有新塘、增城等地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碎尸块。从碎尸块来看，肯定至少有3个人。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被害者是谁？这3个人究竟是一个案子，还是碰巧几个案件？被害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3个问题都只有DNA可以解决，其他技术解决不了。

　　当时碎尸已经高度腐烂，全都发绿了。当时我们的技术还没有现在好，我连续在实验室里面做了21天实验。我当时就住在实验室旁边。我感觉到，如果这个案件成功的话，对我的技术或者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最后终于搞清楚，死者是一家人。通过这个线索，警方一下子就锁定了案犯。他杀的是他弟弟一家。破了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当时的一个行政副局长就跑到实验室里来，他说这个DNA的确有用，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局级领导到实验室来。

　　最感温情的案子

　　刘超说他要做的就是通过证据帮死者讲出真相，他的工作其实不仅要跟死者打交道，在一次打拐大案中，他还接触过很多鲜活的小生命。讲起那次经历，一向挺硬朗挺COOL的刘超显露出他温情感性的一面。

　　全国打拐展示广州DNA技术

　　刘超：2000年打拐，全国只选了四个实验室参加，分别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市公安局、辽宁省公安厅、还有我们。应该说能够选中我们市一级的实验室来参加部里的重大行动，确实是一种压力也是动力，当然也是一种肯定。

　　我们当时是负责中南六省区，十多个人将近4个月做了13038份样本，那时困了就在那里睡一下，睡了以后又接着做。有人发烧38℃嘴都烧起泡了，烧退了又回来接着干。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打拐的第一例认定成功的案例在广州，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来的。中央电视台也来采访了，这应该说是第一次把广州警方的DNA技术展现在大家面前。

　　打拐的成功与否牵动着无数的家庭，刘超是公安部指定的六个DNA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但积极为打拐行动出谋献策，写出2.8万字的技术材料，同时还首次成功通过网上DNA比对，认定打拐案中的亲子关系。

　　刘超：在打拐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动人的场面。茂名的钟亚四夫妇是在东莞以杀鸭子烹鸭子为生的，但儿子被拐卖了。他家是农村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夫妇俩为了找孩子跑了11个省，行程二十几万公里，什么便宜吃什么，一直找了近一年时间，后来终于找到了。他们一家人就来广州给实验室送了一面“为民寻子”的锦旗。

　　他一来就要跪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公安，使他们家庭得以团聚。他拿来一袋花生，他说这袋花生是他来广州那天一家三代人从地里挖出来的。这种朴实的感情对你心里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四个月帮119个孩子找到父母尹捷：你一共帮助多少个小孩找回父母？

　　刘超：不是我，是我们实验室。119个。我们当时干了4个月，非常辛苦。我们的实验室被评为全国网上打拐先进集体，我自己被评为全国网上打拐先进个人，这个荣誉也是对我们过去所付出的一种肯定。

　　人物简介

　　刘超，湖北人，1988年考入原中山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院生化专业读研。1991年毕业前夕，当时广州发生了一宗碎尸案，公安人员无法判断被害人的性别，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刘超所在的中山医生化教研室DNA指纹研究课题小组。他们很快就鉴定出死者为女性，帮助公安部门破了案。这一事件最终让刘超选择了加入公安队伍，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工作十多年来，刘超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广东柯麟医学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令刘超引以为豪的不是这些荣誉，而是他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开拓了DNA基因鉴定技术。广州市公安局DNA检验技术从无到有，DNA实验室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权威的机构之一；广州对腐败组织DNA鉴定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