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以人的尊严质疑敬畏自然毫无道理

　　文/刘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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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人的尊严”来质疑敬畏自然以及环境保护的合理性，我认为是没道理的，“人的尊严是第一位”，这种说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是一句十足的废话(相当于说1＝1)，而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则根本不成立。

　　当前中国经济的超速(不仅仅是高速)发展相当程度上是以环境极度恶化为条件的，这已经为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加强环境和资源保护，在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适当降低发展速度、优化发展模式，切实维护中华子孙后代的利益，是有识之士正在探讨的问题。可是，《新京报》2月1日刊出葛剑雄先生的文章《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却对当前多种渠道的环境保护提出了质疑，令人多少有些奇怪。该文论据和论证均十分松散，观念上也仍然停留在前“可持续发展观”阶段，远落后于时代；该文也显示，葛先生对于环境伦理学缺乏基本了解。

　　“人的尊严是第一位”，这种说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是一句十足的废话(相当于说1＝1)，而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则根本不成立。

　　如果此文并非出自学者之手，本不必理会。

　　首先需要指出，葛氏参与此次“敬畏自然”是否为反科学之讨论，已经改变了原来何祚庥、方舟子等人的语境。何、方等人说的是“态度X是反科学的”，而葛氏说的是“态度X是否有道理”，其中X＝“敬畏自然”。这两者当然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

　　葛氏全文基本上利用老本行——历史——方面的事实来阐明貌似平衡的观点。

　　如果做语言分析的话，葛先生可谓滴水不漏，各个方面、可能性都说了。这种叙事策略可以保证事后辩论有广阔游刃空间，但是从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角度看，这样的陈述信息量颇小。全文多处出现这类陈述，也许葛先生充分考虑了可能的争议。

　　尽管如此，读者仍然可以从葛先生的表述语气上猜测到他真正想说、想强调的是什么。葛先生想表达的可能是：环保如果不是完全无用，也是用处不大的。不但如此，环保的某些信念和做法也是有严重问题的。先生的文章不算长，但提出的理由却不少，至少包括如下几条：

　　(1)古已有之论。这与作者的历史学身份是相符的。这条说的是，许多环境灾难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有了，人的因素是不重要的：“地球上出现的各种异常变化，包括近年来的各种灾害，根本的原因还在自然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活动只是加剧了自然的变化。”

　　(2)无效论。“在自然面前，人类并不缺乏敬畏，但母亲未必领情。”比如，人们敬畏过或者正在敬畏自然，但效果并不明显。

　　(3)倒退论。认为迄今为止的发展模式与“进步”相关联，而敬畏可能引向倒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能放弃这些进步，退回到野蛮时代吗？”

　　(4)无法操作论。葛先生最有“创意”的想法似乎是提出一个质疑：“某些环保人士和生态伦理学家能代表自然或生态吗？”言外之意，敬畏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等不可操作。

　　(5)顾不上论。先生依然认同为了发展可以暂时不顾生态、环境，但先生没有说得这么清晰：“我们还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地球上，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少人还没有解决温饱。”

　　我认为上述5条都似是而非。第一条，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我们现在讨论的环境问题并非古已有之，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大规模生产活动造成的。对于同一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建构。考虑的时空尺度不同，结论也会不一样。

　　第二条本身并不构成论证，可能反而说明环保、敬畏做得不够。当前中国许多恶性环境事件的出现，并不是“不缺乏敬畏”，而是胆大包天。前两天CCTV还报导某地采金矿，将大量含有汞的废水直接倒入山谷小溪，进而流入大江大河。而当地倾倒毒水者，无一不知汞有毒、无一不知这会严重污染环境。云南前几年引起轰动的大量砍伐红豆杉事件，恰好与当地居民敬畏自然之观念的淡化有关，在内地文化、洋人文化涌入那里之前，当地的红豆杉保存得很好。

　　第三条，敬畏并非直接导致阻碍发展，也不是不作为，只是对发展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类纵使不能放弃某些恶习，也不意味着不能向往某种理想生活。敬畏可能引出对荒野的尊重，但也并不意味着“退回到野蛮”。敬畏可能包含了宗教、信念的成份，但这与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毕竟不同。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因素确实仍然起着很大作用，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心里都清楚，宗教并不等同于愚昧、落后。不信宗教者改信宗教，或者环境保护采取、利用了某些宗教因素，都是可以理解的，与倒退不对划等号。敬畏之心，不仅仅连带着自然，也关系到对道德律、国家根本大法的态度。

　　第四条提出谁代表的问题，新鲜也不新鲜。洛克以来的政治思想史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它。严格说没有完美地解决，但确实提出了许多机智可行的办法。由历史进行归纳，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伦理主体的扩展。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中讲的故事也许不用我再引述一遍吧。即使不知道利奥波德或者知道了而不喜欢他，那么对于英美政治思想史，总还是比较熟悉的吧？

　　最后一条，也是“发展恒有理派”的常用辩护策略，它与伦理学的基本考虑相矛盾，它预先假定了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当前，许多人确实没有解决温饱，但这并不能论证“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合理的，只表明那样做是有缘由的。比如，某人违背公认的道德或者法律，通常是有理由的，即其行为存在其因果链，但这丝毫不能证明行为本身是应当的，即由“是”推不出“应当”。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并不是那些温饱最成问题的地方，而是中等发达程度的地区，我国的淮河流域没有解决温饱吗？是那里的人梦想着快速地得到更多，无限的欲望没有得到必要的约束。此次海啸发生地，红树林等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灾害的自然条件遭受破坏，这些地区显然是旅游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不是基本吃穿尚无着落的地区。海啸的确在人类之前就存在，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们自以为是、蔑视海啸的存在，才使如今的人员损失加倍的。海啸一直在发生着，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克服”它，只是人类在思想观念上不再敬畏它而已。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人的因素造成的环境破坏在中国是相对少的、个别的。“大跃进”式修梯田属于特例，而此特例恰好反映了改天换地大无畏精神的盲目性。

　　地球上现有的生产能力，足以养活更多的人，但仍然有无数的穷人过着饥寒的生活。这种局面不是通过再度开荒、破坏环境所能解决的，即使再有一个地球也是不够的。富人占有、消费、垄断着更多的资源，导致穷人更穷(绝对贫困也许会减少，但没有迹象表明相对贫困也会减少)。如恩格斯所讲，我们不能只盯着进一步向大自然索取，而要尝试变革我们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

　　葛先生的文章由上述5个论据，推出了“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新口号，我认为没有任何说服力。这个口号并不错，但安错了地方，在该用的地方葛先生却没有用，真是个遗憾，是知识分子的遗憾。

　　其实葛先生对环境保护的奇特观点早在1997年就有表露，在《我看21世纪的自然环境》一文中，先生的说法是：(1)地球早晚都要完蛋，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过程很漫长，时间是10亿年的尺度在计量的。(2)其中人类的历史也就一万多年。(3)人类未来的历史再增加一个世纪或者十个世纪，这些时间加起来与地球的历史相比，仍然是微小的一瞬间。(4)因此，完全不必担心地球在此期间有什么突变。葛先生的结论是：“21世纪的自然环境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对可能出现的灾难和困难不能没有准备，但也不必过虑。”(见《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17日，另见《跨越鸿沟：文化视野里的科学》，王洪波、马建波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1??293页)在1997年的文章中，葛先生也没有系统的论证，倒是根据大自然变化的近似的周期性，象征性地解释地球变暖未必是事实，即使是，也没有超过历史上的峰值。葛先生还举例商朝后期中国气候如何如何，然而“中国历史不是也延续下来了吗？何况我们现在适应气候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气候变暖也非完全是坏事！”葛先生也指出，在工业生产到来之前，地球上就发生过比今天更大的洪水、干旱、地震，人类不是也挺过来了吗，何况现在人类还有能力进行调解、控制自然。

　　关于资源问题，葛先生当时十分乐观，相信依靠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再生率，“如果这样，地球上的资源完全可以满足未来的需求”。不过，葛先生的观点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即使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甚至从历史(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葛先生的观点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首先，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只需考虑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至少要考虑相当长的时间。科学上没有证据表明，地球的历史是周期性重演的，地球早期的生命是厌氧型的，后来才有类似人这种喜氧型的生物。大尺度地球的历史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周期性，历史是单向的、时间有箭头。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是一次性的、偶然的。如果退回到30亿年前，让地球的生命重新进化一遍，再次进化出人类的可能性是零。但是，在有人类的历史当中，人与自然就结成了一体化的生态系统，人类的发展历程极大地影响着环境，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也部分决定了伟大文明的兴衰，庞廷(Clive Pontine)的《绿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1991)提供了许多案例(如复活节岛的教训)和详尽的数据。我想作为历史学家的葛先生肯定注意到了庞廷的著作。

　　可以看出，七年多来，葛先生关于环境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如果不算歪曲的话，我对它的概括就是：环境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工业社会以来的生产活动)变坏或者变得值得警惕，是没有根据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人类、某个文明或者国家的兴衰与环境变迁没有太大关系，环境保护的作用十分有限。以中国当前环境恶化的速度计，中国大地也许用不了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就会变得完全不适合人的生存，如果现在不做出选择、不加倍努力保护我们的环境的话。也许葛先生看到的尽是优美的环境，或者以为当前的破坏性发展完全是没问题的，即使有问题也不是大问题。但是，核战争、“核冬天”、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违法施工、空气污染等等，确实威胁着人类或者其某个部分的现实生存。不幸的是，中国的环境正在恶化，中国的百姓甚至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我也是乐观派，但不是盲目乐观派，未来的好坏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做。

　　回到《新京报》上的文章，葛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自己也有理由对敬畏自然的观念给出评论，但是有一点值得指出：葛先生未能证明他人不该敬畏自然。同样，我此时的辩白也没有证明敬畏自然很正确，即使对于环境保护，敬畏自然也不是唯一的通道。归根结底，敬不敬畏自然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信念。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为你的信念辩护，我为我的信念辩护。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还是要尽可能阐明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作用，不要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环境保护是不重要的，做不做未来都一样。葛先生说：“顺应自然的前提是探索自然的奥妙，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既需要正确的理念，更离不开科学技术。”这是许多人的习惯性说法，其实与历史不符，也与现实不符。人类现有的历史中，在99%的历史时间中过着采集、狩猎的非农业、非工业的生活，那时也有一些技术，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现在世上的动物、植物，也没有自己的科学，却也能极好地顺应自然(进化论讲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其适应性比人类还强(人类也许属于其中相当不适应的一小部分)。相反，人类，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虽然掌握了几条牛顿定律还有其他一些定律，不断制造着花样翻新的杀伤性武器，打算快速地杀死同类，也不断地干着违反自然、灭绝其他生灵的坏事。懂得科学技术与否与能否倾听自然、顺应自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却有许多反相关的例子。

　　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和环境问题均已经相当严重，也许正出于如此紧迫的现实考虑，中央才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实这一观念，可以靠科学技术，也可以靠其他办法(包括非科学的方法。注意非科学不等于反科学)，最好是各尽所能。重视“人的尊严”，就要表现多数人的尊严、可持续的尊严。如果让大尺度的、模糊的历史幻象遮蔽了当前少数利益集团以发展之名侵害公共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尊严，我宁可不要那抽象的第一位的“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