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埋下了什么 防渗膜带来“生态灾难”

　　——专家质疑，铺设防渗膜会带来“生态灾难”并破坏遗址面貌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圆明园处于争议之中。一些生态学者和环保志愿者指责圆明园正在制造一场“生态灾难”。3月29日下午，圆明园几个被放掉水的湖里，来自山东、甘肃和河北的民工们，在快速 处理着铺设防渗膜的最后工序，几台挖掘机轰轰叫着，将防渗膜用一层土盖上。与圆明园里挖掘机巨大的轰鸣声相比，公众的质疑声似乎太微弱了。

　　“工程马上就完了，‘五一’游人来之前放水。”圆明园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完了，完了。”特地赶来的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叹着气，从湖底捡出几个比巴掌还大的蚌壳，“圆明园的动脉和毛细血管给割断了，这些生命，再也不会有了，这里将变成死水。”

　　生态灾难，是否言过其实?

　　记者在圆明园时，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又打来电话，希望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事实，以阻止圆明园被破坏。

　　如果不是这位专家，圆明园的这项工程可能根本不会被公众所知。一星期之前，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参观，惊讶地看到圆明园热火朝天在湖底铺防渗膜的场面，心急如焚，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圆明园在自掘坟墓，救救圆明园!本报记者也看到，圆明园几大湖的防渗工程基本完工；白白的两层防渗膜将湖底封起。向圆明园提供这种防渗膜的山东宏祥化纤公司的张姓工人说：“这种膜埋到地下，七八十年也不会烂。”

　　张正春认为，这种做法将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水是维系整个园林生态系统的命脉，如此大规模地翻土、压实，破坏了湖中的物种多样性；把湖底盖死更会隔断水的自然循环，使之无法与防渗膜下的部分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这样更把本来就不流动的湖水彻底变成死水，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更容易导致富营养化。

　　他说，这样还会破坏圆明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圆明园作为清代的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山水相连、浑然一体、宛若天成，防渗处理后，就把自然湖和河道变成了人工水池、水渠，把真水变成了“假水”，人为地把山水割断，破坏了山水一体、气息相通的整体格局。

　　然而圆明园方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说，在铺防渗膜之前，圆明园由于缺水，生态状况更差，植物大量旱死，曾有7万斤鱼因缺水一次性死亡。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孙国升也认为“生态灾难”一说言过其实，“那些‘生态学家’，有几个是学生态的?”他在电话中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支持张正春的观点。记者采访清华大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时，听到圆明园的防渗做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连声说，“这不是什么难懂的事，这种做法早已被生态学所否定。不应该这样做。”

　　北京大学城市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博士说，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德国、日本，甚至美国最缺水的洛杉矶，为了保护生态，已经将原本被衬砌的河道恢复自然。他说：“这样做，将毁掉这个遗址。”

　　与圆明园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已经看到圆明园防渗后的严重后果。在历史上，北大和清华校园都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北大未名湖和清华荒岛周围的荷塘，都是圆明园水系的组成部分。 3月28日，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的闻丞请奚志农去看鸳鸯。他说，在北大那些自然的小湖里，虽然水源并不干净，但由于自然生长了大量的水生植物，会净化水质，现在还能有鸳鸯。而著名的未名湖，由于被大肆整治过，破坏了湖底，现在水质很差。“我们能预见到，发臭的未名湖就是圆明园的未来。”闻说。

　　3000万元工程未经环境影响评估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媒体的报道不准确，这项工程的花费并非像外界所传的有1.5亿，而是3000万元。“这笔钱全由海淀区政府出。”她说。

　　那么，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重大工程，是如何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的?

　　朱红说，这项工程没有单独立项，没有经过环境、生态方面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她介绍说，这项工程的背景是，圆明园极为缺水，2000多亩的水面，每年枯水期约有七八个月，由于降水量少，很多植被旱死。他们每年都与北京市水务局交涉，希望能供更多的水。—年批下来的水是150万方，可圆明园的水体总共有900万方，远远不够。

　　后来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来圆明园考察，看到圆明园缺水如此严重，便建议他们做—个可持续规划。这便是2003年10月编写时《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这个规划由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水利局3家单位编定。规划认为，圆明园“年渗水量250多万立方米，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其前提是“保护遗址和湖底生态系统”。防渗后，每年预计可以减少渗漏150.79万方水。

　　圆明园的湖底防渗工程，是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朱红说，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将圆明园山形水系的整治纳入了环境建设年的重要内容。圆明园考察开源和节水的几种可能，最后确定了用湖底防渗来节水。

　　湖底防渗工程上报到区里，“没有经过像一般建设项目那样繁琐的审批程序，区长办公会讨论就通过了，”她说；“区里这几年对圆明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不过，过程显示，这一重大的建设项目，在其规划和建设期间，并未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另外，据圆明园管理处向本报提供的说明，“从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市、区两级政府以及圆明园管理处已投入圆明园环境整治资金共计约8200万元。2005年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计划投入1.2亿。”

　　也就是，一个以亿计的巨大工程，同样未依法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被忽视

　　圆明园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证明自己湖底防渗师出有名，圆明园出示了一份国家文物局2004年1月的批复，名为《关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的批复》，在此批复中，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工作的意见”，但说：“整治内容应以清运遗址地表上以及水系中的垃圾渣土、加固修整破损驳岸为主。”

　　记者发现，在上报的环境整治请示中，圆明园并未提到要进行湖底防渗。而且，在现在进行防渗的几个大湖，如福海等，也并不属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的范围。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说，2003年，圆明园管理处和一些专家学者，曾就圆明园的保护进行讨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参加了。单霁翔说，整治圆明园，前提不仅要保护文物，也要保护生态。国家文物局的态度很明确，单霁翔2003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和谐，只会是好心办坏事。圆明园里，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在说话，每棵树、每根草都会说话。在那里，可以听到人与历史、人和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对话，感受到它们自然和谐的统一。”

　　“圆明园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变了。”李小溪说。

　　关于河湖底部防渗工程，北京前几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1998年，北京大规模治理河道。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北京缺水，用河道全面衬砌的方式治理100多公里的京密引水渠——在河岸河底铺上水泥、石头取代以往的土壤，以防渗漏。

　　许多专家坚决反对，认为这种做法阻止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2000年3月，北京市水利局主管水利建设的副局长孙国升代表官方，与梁从诫、李小溪等人进行了对话。本报2002年曾报道过这次争论。

　　梁从诫回忆说：“辩论很快超出了学术范畴，上升到公众知情权的层次。”北京规划院原副总工、水利规划专家庞尔洪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公众，尤其是专家，应该对大的工程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次关于北京河道衬砌的决策，虽然此前有关部门也听取了一些意见，开了专家论证会，但似乎有种倾向：意见相同的专家请得比较多，而反对者的观点被忽视了。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几年后，硬化工程的恶果逐渐显现。夏天，水泥河底让水迅速变热、蒸发，冬天，水温则急剧下降，水生生物难以存活，鱼也变得很少，河流失去了自净的功能。河里的水质并没有如规划者所期望的方向好转，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水生植物种类减少，出现了‘水华’现象。”

　　李小溪说：“可以看得出，那次公众的参与论争，虽然没有最终改变政府的决策，但已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她的依据是，2002年9月，北京市水利局局长焦志忠强调，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即不再用水泥修筑河道，要恢复以往的天然河道。

　　2003年出台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由北京市水务局领导起意，水务局的水利科学研究所参与编写。有意思的是，据一位施工工人讲，施工单位有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公司。记者向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和圆明园管理处求证此消息，两个单位都未否定。

　　北京市水利局局长公开承诺“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两年后，在圆明园，一个全国公众更加关心的地方，有关部门仍然试图用厚厚的膜将圆明园的水与大地隔开。

　　圆明园定位之惑

　　“防渗工程只是圆明园的一个小问题。”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官员说。北大城市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个小问题折射出一个价值观问题，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是遗址，还是公园?”

　　圆明园管理处承认，湖底防渗，实际是圆明园整治“山形水系”的一个小步骤。2000年月，国家通过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这一规划中，就有整治“山形水系”的项目。

　　当时有些人，包括圆明园的管理者，希望重建圆明园被毁的古建筑，“我估计有些人跟建筑商有勾结，想从这项巨大的工程中赚钱。”梁从诫说。

　　梁从诫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坚决反对任何借修复之名行商业目的之实的行为。在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圆明园”被否决。

　　最后形成了以保护为主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但里面整治“山形水系”的内容，也有争议。

　　圆明园管理处朱红副主任说，圆明园是非常优秀的古典园林，只有将山水景观部分恢复，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及文物保护研究所郭黛姮教授说，如果能再找到圆明园山水的边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她说：“圆明园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充满野趣，由于历史原因，里面还住着几百户人家，垃圾满地，古迹的假山旁就是猪圈。不得不进行整治。”

　　但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我不赞成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和谐的复建山形水系。”

　　俞孔坚认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无法模仿的。更为独特的是，它丰富的自然地形形成的生物景观的多样性，恰恰与遗址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在17、18世纪的英国造园中，本没有遗址，是在发现古罗马的遗址那么富有震撼力以后，他们去造遗址景观；而我们拥有的是真正的遗址。圆明园遗址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跟植物、水系、地形等自然生态早已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遗址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遗址，它的含义就扩大到了生态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类似的话，两年前俞孔坚就对圆明园管理处说过。

　　而梁从诫说的更加直接，他认为，搞山形水系，并非要恢复圆明园的原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了。“而他们的意图，是要将圆明园当作摇钱树，借此搞工程，种些花花草草，弄些水面，搞游船，招徕游人。”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则透露，2003年6月，她与圆明园管理处接触，劝说他们不要在搞山形水系工程中砍掉原有的树木而种上外来花草。一位圆明园负责人与她争辩后急了，说：“我们总得把上头给的钱花完吧？”

　　诸多问题都涉及到圆明园的定位：是文物遗址，是国耻纪念地，还是公园?

　　国家文物局的那位处级官员说，圆明园的问题很多，防渗工程只是最表层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手拿着文物法，去圆明园对照，看有多少问题!”他说。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圆明园的功能，如果是文物遗址，那么，管理体制是否理顺？为什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是由一个区政府的管理处管理，而不是文物部门管理?

　　显然，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眼里，最迫切的是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我们职工一共1700多人，一年门票收入只有2100万。”如果不增加圆明园的收入，不但无法很好地管理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成问题。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圆明园，无法决定这么大的问题。”她说。

　　圆明园铺防渗膜，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次优选择吗?“圆明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批评的学者专家不出钱买水，就想不到人家的难处。”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说。

　　而朱红说，目前的情况是，“就是有钱，像买金子一样买水，也买不来。因为北京市的水太缺了。”

　　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长俞亚平说：“北京的水就这么多，你是先保证居民用水，还是先给景观用水?打个比方说，只有一盆水，是留着喝，还是当洗脚水?”

　　圆明园在进行防渗工程前，曾考察了北京市的情况，“结果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水体都做了防渗处理，包括玉渊潭公园，新建的奥体公园等。”朱红说。

　　而颐和园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水的指标较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从哪儿变戏法一样变出水来？”朱红说。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李皓博士说，北京的有些公园湖底是用水泥砌起来的，“这早已证明是失败的，”她说：“圆明园为什么还要学?圆明园更特殊的是，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人民的财产。”

　　朱红强调圆明园做法的合理性：“说句朴素的话，你说，圆明园是有水好呢，还是没有水好?”她又一次提到圆明园里干死的树和鱼。

　　李皓博士却对此提出质疑。她说，首先要调查圆明园的说法属实，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需要分析是不是有圆明园管理的责任，至于鱼，完全可以在湖成为湿地前收获。她认为，圆明园将湖底防渗，不是像圆明园所说“为了生态”，而是为了钱。3月25日，李皓曾去圆明园，她问圆明园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将水位蓄得那么高?半湿地状态不也很好吗?”工作人员回答：“那船怎么下得来?本来就是为了划船，公园也要有收益啊。”

　　“圆明园为什么一定要有水?”俞孔坚也说，“这是遗址啊，是被英法联军烧掉的地方，是世界级的遗址，你只要保持这个遗址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恢复乾隆时期壮丽的样子?没水要灌水，那肯定是要把颐和园和官厅水库的水分给你，这不是增加北京市的负担吗?”

　　他认为，这种一定要有水的观念，本身就错了。北京市缺水，也是50年来种种类似不尊重自然、破坏生态错误的累积。“退一万步说，就是没有防渗工程事件，圆明园把杂灌去掉、重修山水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事情的根源就在于对遗产、对生态的错误观念。”

　　然而，似乎一切都晚了，尽管许多专家呼吁紧急拆除防渗膜，但3月30日上午，数台挖掘机仍在圆明园轰鸣着，将最后的防渗膜埋进湖底。可以预见的是，不久以后，这里将水波荡漾，游人嬉戏，一切都会显得正常而美好。

　　圆明园：一部持续的历史

　　1860年，圆明园经英、法侵略军焚劫之后几乎化作一片焦土，但所幸的是，仍余留下“双鹤斋”、“紫碧山房”等16处重要景观。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曾进行部分整修。直到1900年，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其废墟部受到了较完整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再度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八旗兵丁、土匪地痞们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几乎拆抢一空。现在散落于北京胡同、四合院内的圆明园石刻文物即多源于此。至宣统末年，“园内麦陇相望，如同田野”。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遗物被官僚、军阀、流氓大量盗走。例如，徐世昌为修公馆，曾拆走了鸣和园与镜春园中最完整的殿宇的木材；王怀庆也曾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以修“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从圆明园运走了汉白玉石料。现在中山公园中的兰亭八柱及兰亭碑，北京大学未名湖西侧的翻尾石鱼和湖畔的安佑宫华表，也都是在这段时期从圆明园中被运走的。自民国成立之后，几乎每天都有装满圆明园残料的车辆经过，共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都被多次公开变价批卖，这样终致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但是，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圆明园多处山形水系被挖掘填平，曾一次拆除围墙800余米、砍伐树木1000余棵、运走石料几十车。

　　目前，圆明园对外开放的园区只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成了农田、村庄、工厂，甚至是垃圾场、粪场、坟场。

　　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立了圆明园保护的基本原则。2002年12月13日，圆明园遗址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资料整理 实习生 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