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文字
俞梦孙,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省余姚市人,1936年2月出生于上海市。
1954年4月毕业于空军军医学校
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小片1】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实现了动力飞行以后,在飞机失事时,如何挽救飞行员的生命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7年法国首先把降落伞用于军用飞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的飞行员配备降落伞。
1938年,德国开始研究橡筋动力的弹射座椅。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机的时速已提高到600公里以上,飞行员跳伞要冒着被强风吹倒或被刮撞到飞机尾翼上的危险,于是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问世。
六七十年代,为了解决降落伞在低于300米无法打开的情况,美国和苏联开始研制火箭弹射救生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可以将飞行员弹射到降落伞可以打开的安全高度,所以也叫零高度弹射。
而当时的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得不到任何来自国外的数据和资料,中国战机的零高度弹射救生工作迫在眉睫。
作为中国空军航空医学专家,年轻的俞梦孙参与了中国火箭弹射座椅的研究工作,当时,他还不满40岁。
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接到这样一个弹射的工作呢?
回答:因为当时是这样,当时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结束,可是战备的,战争准备在我们军队里头在有关部门在紧张地进行,特别是我们空军,当时我们空军的飞机是千6、千7、千8刚刚开始试飞,当时我们空军是因为“潜制机”是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速度很快,假如出了事情,就要跳伞,那么速度太快了,靠爬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
记者:最早以前的飞行员是爬出来的。
回答:最早以前的是爬出来的,后来速度越来越快,爬出来又不行了。美国在1943年出过一个东西,爬出来的飞机当时死亡率12%点几。伤,受伤45%点几,那个时候速度还不算快,1943年,后来喷气式飞机爬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把座椅用炮弹弹出来,弹出来,你想想用炮弹弹出来,只能在一个炮筒,离开炮筒它的速度就很快了,所以弹不可能弹得太高,速度也不能太快,所以对于有一定飞行高度的飞机,它还是可以有救生的作用,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有一定的救生的作用。当时一般说在千6飞机上如果飞行高度低于300米,即使跳伞,即使弹射,还没等伞张开掉在地上了。所以那个时候为救飞机,我们中国的飞行员都是飞机即使出毛病,也尽量地挽救,等到挽救不成的时候,往往飞行高度已经低于300米了。
记者:实际上自己也……
回答:常常弹出来,即使弹出来,也丧生。所以这种事情在当时来讲,给飞行员也带来很多思想负担。当然,我们作为我们这样的,当然要给他解决问题,如何在即使低于300米,也能够弹出来能够存活。
【小片2】
所谓弹射座椅,是利用弹射动力把飞行员连同座椅弹离飞机的一种救生装置。飞行员脱离飞机后,人和座椅分离,打开救生伞,稳降着陆。
飞机弹射座椅性能直接关系到飞行员的生命。但是,从飞行员启动弹射程序、座椅弹射离机、人椅自动分离直至救生伞张满,整个过程必须在三秒之内自动完成。
而在飞行员弹出飞机的一瞬间,只有0.2秒。
那么,飞行员在0.2秒的时间内,将要承受多大的弹射力量呢?
回答:这个背景下,就有一个所谓加一个火箭,在原来炮弹基础上加一个火箭。那么原来炮弹,这个炮弹大概首先是这种方案是德国人最早研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就开始研究。最后当时定出来的标准,这个标准都已经进入教科书了,就是弹射那个力量,作用力量,加速度不能超过18个G,18个G就是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是100公斤或者是80公斤,是在一个G的一个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所谓18个G就是你的重量要乘18,就是由于加速度嘛,造成的,人的重量乘18个G,第二个是他的波形,对弹射弹的波形有要求,太快了,也容易造成,有一个爬坡的要求。这个爬坡呢。
记者:就说它可以弹出去,但是弹得太快了,但是飞行的脊椎受不了。
回答:哎,脊椎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搞清楚,只是说德国人做就是脊椎骨超过18个G的这样一个作用力的时候,在腰椎那个地方就容易产生压缩性骨折。可是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波还不能长得太快,如果展得太快,即使低于18个G,比如16个G,如果它的增长率超过每300个G,也容易产生骨折。第三条就是时间也不能太长,0.2秒。
【小片3】
但是,在俞梦孙的研究试验中,所有数据都是超过这三个标准的,而在使用尸体做的试验里,并没有发生骨折的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没有产生骨折,但是明明是18个G也超过的,特别是在一个炮弹和后面那个火箭中间那个衔接那个地方,叫点火细胞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尖冒出来,可以超过23、24个G,24、25个G都可能,可是人没事。而且时间也拉长地这个冒出来的尖,它的增长率也很快,你想冒出来的,如果算所谓增长率就是单位时间里头加速度的变化率,超过3秒,可是人没事。用其它实验也没办法做,动物实验也不可能做,因为动物的脊椎跟人的不一样。
记者: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实验。
回答:没办法用动物,也做不起动物实验,不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在哪里?那么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要用控制论的办法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并不知道。
记者:我插您个问题,那么在您刚刚开始你们所里接手做这样一个研究任务的时候,您是否知道国外的同样的研究当时到什么水平,知道吗?
回答:当时不知道。
记者:完全不知道。
回答:完全不知道,因为实际上是封闭,这方面已经是这些事情已经是封锁,只知道苏联和美国已经有火箭座椅了。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回答:当时是他们已经在用了。但是用什么涤纶来解决的,一概不知。也可能,当然从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不是解决了以后再用,而是已经用了,但这个理论当时并没有完全清楚。
记者:那么后来在您当时开始做这样一个研究的时候,虽然消息确实是封锁的,但是否是任何资料都得不到呢?没有一点情报。
回答:是这样的,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当时一个疑问,就是大家都有疑问,整个研究组都有疑问,就是明明已经超过了我刚才说的三个标准,一个是18个G,一个每秒300个G,一个0.2秒,都超过了,为什么没有骨折,没办法解释。后来我就想到了,我也跟别人商量,因为我曾经在国外那个杂志上看到过,人坐在那里,人的整个脊柱系统是有一个并立特性的,就是它可以简单地比作如有一个质量有一个弹簧有一个准仪器,这么一个简单的比喻,那么实际上讲得再通俗点,就是人有个斜正点,就是这个脊柱有个斜正点,如果你加的波形和加的力量,加在人身上,加在脊柱上,如果你加的跟这个斜正点的成分多了,那容易产生骨折,即使你加速度不到18个G也会产生骨折。如果你加的那个波形离开这个斜正点,甚至于比它高很多,比这个斜正点高很多,它是这样一个波形,一个相当于高频潜不好,但是在5、6、7、8那个地方有斜正点,如果频率很高,人是衰减。
记者:但是你们当时,您刚才讲到做也许一个加上18个G以上实验的,不是用活人做的实验。
回答:开始不是。
记者:后来怎么证实,让活人真的坐上去做实验是可以的。
回答: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了,就是要有个新的理论来指导。就是人的脊柱系统是一个弹性的振动系统,这个理论要给它证明了。因为我看到过有人做把脊柱当成是一个振动系统,那么这个理论能不能用到我们弹射的救生火箭弹射上来,那么这件事情是一个当时感觉到最有……
记者:新意的东西。
回答:哎,很有意思。那么我就这怕想法跟我们课题组的一起说了,我们组里好多人,特别是当时很多人都很赞成我这个做法。我就把人的频率特性做了几射点,看看频率特性确实有一个斜正点。那么我怎么来研究看看这个斜正点你不可能我们用活人来做实验,有没有危险,不能用活人来做实验,我只能把这个人的频率特性把它撤出来,然后我用另外一个当时没有数字计算机,只有模拟计算机,那么我自己根据这个频率特性制造了一个频率特性和人是很类似的一个模拟计算机。那么我在模拟计算机上做实验,用各种炮弹的模型送进去,看看它的输出是不是超过18个G。
记者:是不是当时的这个思路和这个做法都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回答:哎,当时是没有任何,就是我是根据我做电路的时候,电路的时候,做率合器,有输入信号,有输出,那么我把人当成一个率合器来对待,我用一个模拟计算机来模仿人这样一个频率特性,那么用一个炮弹的波形来输入,用火箭的波形来输入,那么看看输出是不是超过,如果超过18个G就有危险,如果不超过就是安全的。那么把这一套出来。而且这个做出来的结果有低级质量,就是比较安全的过载的弹射来去验证是不是那么回事。
【小片4】
俞梦孙的模拟试验获得成功,但也引来一位医学界的权威的质疑,他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生物研究用电子模拟计算器来研究人,是不可能的。”
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俞梦孙申请由自己来亲身做试验。
记者:那么最后您的模拟的实验,用电子这个方式做完以后,最终它不仅要用到人的身上,这个实验是什么时候做的,谁来做的?
回答:是这样的,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我要证明我这个理论是对的,我曾经想申请我自己去,去飞机上去跳。
记者:人家能同意吗?
回答:肯定是不同意,他说你主要任务是要把科研项目搞好,没有批准。因为这个数据,整个理论提出来,将来耐限跟传统的数据都不一样啊,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是很,我的争议就很大了。这是因为我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我当时30岁吧,我的大字报很多,批我的大字报,就是我在人身上做实验,残害阶级弟兄啊,这个大字报都有。
记者:不是说没有在人身上做实验吗?是什么事情在人身上做实验了?
回答:其实当时是做在离心机上做实验的时候,另外一个课题,做离心机实验的时候,这个人自己不小心,把一个充气的管子别住了,同上冲了气以后没放掉,他特别紧张,娃娃叫起来,我上去一下就解决了。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那个是轰来轰去的,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批我,反正那个帽子越戴越高。
记者:那那会儿你是不是就想算了,不用别人做了,我自己上学做实验算了。
回答:所以我当时确实有这样一个想法。既然这个理论我提出来的,所有数据都是经过我手测出来的,那是不是我应该先上去?后来当然不同意了。不同意我想先要用一个火箭,一个小火箭,比较安全地发挥,在地面可以做的,因为要做这么高的机,在地面是不可能做,一定要跑到飞机上去做。地面能够做的,后来他们帮我设计了一个小火箭,我就坐在那个小火箭上。
记者:真的自己还是坐上去了?
回答:试一下,因为这个我知道是安全的,但是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刚才我说的那三个标准。
记者:有标准的。
回答:至少时间和加速度增长率是超过的,但是我认为是安全的。
记者:所以您就很勇敢地坐上去了。
回答:坐了一下感觉倒挺好的,呜就上去了,比普通的炮弹还感觉到平稳,实际上是这样的,它的速度,加速度是方形的话,它的速度是一个线形的,所以你会感觉到速度慢慢会从零开始慢慢增长到一个比较高的值,很平稳地上去。
记者:那您的脊椎什么都没有异样的感觉?
回答: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感觉,把数据测下来,然后用这个数据,我把电子模仪也把这个火箭的数据送进去,测试出的结果,火箭,就是用这个火箭这个模型送到模拟器和从我身上得到的模型是非常一致的。说明这个模拟。
记者: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
【小片5】
俞梦孙用亲身试验数据与模拟数据完全吻合的结果,验证并得出了人体弹射耐受性的准确参数。
这项研究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已被作为我国火箭弹射救生的重要标准。
1972年,中国的火箭弹射座椅进行空中弹射试验成功。
几年后,曾经质疑过俞梦孙的那位医学界权威在出访美国时,发现美国人正在做着俞梦孙当年做过的计算机模拟人体试验。
飞行员在空中执行任务时,人体的心跳活动参数,都可以通过地面的心电图遥测仪来掌握,而这也是俞梦孙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令俞梦孙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居然受到了中央保健局的青睐。1975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央保健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请与空军联系办理。”
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因为坐飞机遥测早就做成功了,那个时期是1974年,1974年,当时大概是周总理大概是正在生病。当时我们为飞行员的地面的体育锻炼给他做了一个身上带的遥测心电图,几个图感的心电图这样一个仪器,拿到阜外医院在那里试用,我们所里拿去试用去。结果被一个当时在阜外医院的心内科的刘力生教授,这位教授现在还经常跟我来往。刘力生教授当时是中央保健的负责保健的一位专家之一,他就感觉到这个东西现在好像周总理的病情很需要。但是他也不能跟我们讲,他就给中央保健局报告,后来中央保健局就派来一批人到我们所里,以阜外医院的名义派人到我们所里参观,我就给他们介绍。介绍后来他们也看看我这仪器,那个仪器,看完,看完以后觉得,他们就坦白地跟我讲,刘力生教授也一块儿来的,就跟我讲,说我们是中央保健局的,我们要用你这仪器,借用你的仪器,行不行?当时我心里想他们要当然是比我这里的工作要重要,那我就同意了,我说这样,我们所里本来制造这个仪器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任务要用的,但是你们要用的,你们是全局,你们就借去吧。当时正好在我介绍的时候我们空军卫生部门有位领导在旁边,听见了,他正好也住院,跟着来看看,他后来跟我讲,等他们保健局的人一走了以后就跟我讲,梦孙啊,你这个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没经过上级同意你就答应了,我当时一想,这个应该是完全对的,中央保健局要借我们的东西,他说你这个东西也没经过鉴定,就这么说。当然我想这个可能是,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所里头,所里头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空军,空军就批示,中央保健局要什么给什么。后来就借出去了,借去了以后就没还来,因为好用嘛,是吧?后来又过了两个礼拜,又给我们下达一个任务,制造,因为我们当时不是味他们制造的,我们是为飞行员制造的,所以体积很大。所以专门要为他们,为中央领导人制造专门的仪器,后来我们就非常快的速度,我记得74年,两个月,就把一台新的仪器制造出来了,
记者:这回是正式的。
回答:哎,他们拿去,而且那个里头也还有一些新的尝试,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测呼吸,一定要测呼吸,就是在首长身上,除了测心电图以外还要测呼吸,他可能是另外一位首长。
记者:那您知道是谁吗?
回答:当时我猜想可能是毛主席。我觉得那个时候您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如果要去给毛主席做一个对他的身体健康需要发挥作用的东西,是觉得特别地光荣。
回答:非常光荣。
记者:但是也非常地艰巨。
回答:哎。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说在这些问题上退一步的想法,好像从来没有过,就是只感觉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做成,无论如何要把它做成。
记者:那么您是否了解您做出来的这个对于心脏和呼吸的检测的仪器给毛主席试用之后效果怎么样,一直用到什么时候?
回答:那他们回来跟我讲,很好,一直到刚借去的东西是周恩来总理用,后来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给我讲的情景就是好像不是周恩来总理了,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两个手这样,我们在照片上都看到了,我一想是毛主席。后来他们里头有一个护士长跟我讲的,经常由来嘛,这个是给首长用的,其实后来就告诉我是给毛主席用的。实际上我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觉得非常光荣。真是日日夜夜的,两个月就一个新的仪器设计出来,而且做出来给他们拿走,他们也感觉到,中央保健局的人也感觉到……
记者:空军真不错。
回答: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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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片7】
11月21日,东航的一架客机在包头起飞后坠入离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机上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地面2人遇难;
11月30日晚,印尼雄狮航空公司一架麦道-82型客机在梭罗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106人伤亡,47人失踪。
在短短的九天里,两起大的空难接连发生,而每年飞机失事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造成空难的原因有很多,据相关资料表明,在发生的事故中,有10%直接与飞行员的睡眠有关。因此,对于飞行员,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睡眠不足5个小时,不准许飞行。但是,怎样才能准确掌握飞行员的睡眠情况呢
俞梦孙说,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整整花了九年时间。
我看到您的一个在成果中的一个研究就是用一种床垫,采用更多的方式来检测这个人是不是睡得好。这也算是您的一个发明。
回答:这个是最近,最近可以说这项工作我们做了9年,这项工作。这也是很偶然的机会。
你知道传统的检查睡眠的办法就是很复杂的,头上也贴十几个电极,你想人睡觉你贴几个电机还能睡得着吗?肯定是睡不好的。
回答:我想这么复杂的检查睡眠的东西不是个办法,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叫我的一个研究生,我只有两个从两点,我根据两点教我的一个研究生做,一点我在公开的杂志上看到过,美国在研究心跳的变动,心跳周期的变动来区分快睡延动期和非快睡延动期,就是睡眠里面有很多期,有快睡延动期和非快睡延动期,这两个期怎么分,而且我注意到是军方委托一个美国地方的一个大学在那儿做。我想他们在注意这个问题。第二,我自己原来做(英文),动态心电图叫(英文),我也发现一个,晚上睡觉心跳比较低,醒的时候就高起来了,我就根据这两点让我的学生做。开始我的学生对这个工作觉得,他也想不出更多的意见,后来做了两年多以后,哎,他这个关系做得非常密切,就是用脑电图分析出来是这样,我们用心动周期分析是这样,所以用心动周期完全有可能把睡眠结构把它体现出来。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心跳,心跳要,因为你每天给他贴电机,给飞行员说每天贴电机也受不了,每天晚上睡觉贴电机也不是事儿。所以要制造一个垫子,人家躺上去,他的心跳、呼吸就能够反映出来,这就是床垫就这么一个构想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工作刚刚做了可以说已经做了今年第九个年头了。
记者:已经出来了是吗?
回答:哎,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准备装配部队,装配给飞行部队,这样我们今后也可以头一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久知道了。另外这个床垫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将来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每个人的健康,自己掌握自己,很好。就是基本的数据,你每天的心跳、呼吸,这个里头有很多,心跳看起来一个信条呼吸,这个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的信息,我们可以从里把它挖出来,一个人的健康从这里就可以测量出来。
【小宣传片隔断】
【小片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保健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调查显示,现在医院居然是人均产值最高的单位,直接的后果是,患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医疗费用。在一些医院,治疗一个普通感冒就要花一千多元。
对于这个现象,俞梦孙院士也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于是我看到现在您对很多,您说是医学领域的问题都有自己的,应该说是很个性或者说很有见解的这样一些想法。比如说因为你以前可能做过很多很多自己发明的医疗器械,而现在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就是医院用到的大部分的医疗器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很昂贵,所以您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回答:对,我这个的确是有看法。因为我因为参加了从79年、80年以后,参加了中国生医学工程学会,当时黄家驷,黄家驷,很著名的一瞑专家,胸外科专家,他提倡在中国成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我是第一批被吸纳进去的,在那里参加学会的工作。当时我的一个要好的朋友,陶祖来,中科院力学所的,他跟我两个人商量,就是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生物学工程应该怎么发展的一个道路。我们一直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做,但是要研究我们生物学工程怎么发展,首先要对医学应该怎么发展去搞清楚,解放以后的30年,我们国家的医学上的成就,国际上是都认可的,用很有限的钱解决了那么多的人口的一个医疗问题,虽然解决得不是很好,但是基本解决,包括农村的赤脚医生,但是你看,花的钱,花很多钱去买机械,看病越来越贵,医院越开越大,医生看病的态度不如以前,花很多钱去看,所以看样子医学这样发展,对整个社会负担太重。那么现在,我上次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跟我讲,说现在医院是所有的行业里头人均产值最高的行业,医院本来是一个,应该是救死扶伤,应该做社会公益事业的,但现在成了人均产值最高的单位,很多人有钱都在投资医院,通过医院的方式来挣钱,这样的结果就可能医疗负担太重。其实医疗费用的增长,每年,有一段时间,每年按照30%的速度在增长,像我们公积金增长是7%、8%、9%,它是30%的速度在增长,这个速度你想肯定是不匹配的,将来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社会是负担不起的。
记者:这是您认为不对的方面,那么您的观点认为怎么对呢?
回答:我觉得应该发展,把基层的医疗,也就是现在说的社区医疗把它重视发展起来,不要什么病都到医院里头来看,应该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医生一培养出来都是专科的,专科就是这一点儿,其它的病都不知道,其实人生病了是一个整体的,你要把病看好,要懂得全身,懂得它的病,人的生病是跟心理,跟社会,跟他先天的都是有联系的,是个整体,要全面地懂得才能够有的放矢的来治病比如说我再举一个这个是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假如有一千人,统计一个月,一千个人统计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头要有一次不舒服都算,大概一千个人里头有750个人这一个月里头发生过一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真正去找医生看病的去求医的,只有750个人里头的三分之一也就是250个人,这250个人需要专科医生来会诊的只有9个人,也就是说241个人是普通医生,就是所谓通科医生、全科医生就解决了,只有9个人需要专科医生。而真正需要住到上级医院去的只有一个人,说明我们保持健康需要非常大量的基层的全科医生,而现在却是这方面的人才没有。一点小毛病都跑到医院去,浪费时间,花掉的医疗费用高,老百姓的负担也重。
【小宣传片隔断】
【小片9】
在朋友眼中,俞梦孙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正是这种执著和坚韧,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而他却说,我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音乐、奖状、被中央首长接见等画面叠出
字幕:
俞梦孙部分获奖奖项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2年 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5年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 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1992年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发明三等奖
1998年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年 何梁何利医学奖
我非常好奇的是说您的这些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就是几个学科,我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我过去有个爱好,业余爱好,后来又学医,后来工作中间给我这样一个条件,另外我认识好多朋友,我这个学会里头有很多朋友、专家,我很愿意跟他们一起交谈,大家凑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过您要好的朋友,要好的同事,那么这些跟您要好的朋友跟同事有没有对您做过一个评价?
回答:也有些评价吧。
记者:您知道都是什么样的评价吗?
回答:意思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到黄河好像意思,撞了南墙也还要继续地把这条路往前走。
记者:就是指您在科研方面吗还是在生活中?
回答:主要是科研方面,工作方面。生活中我非常简单,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都说我太不注意了,好像太没有架子了,有的时候他们说就应该摆一点架子,我说那怎么行,实际上想摆也摆不出来。
记者:他们觉得应该在哪些地方摆架子?
回答:有的地方对某些人就应该摆点架子,我一想,不合适,所以我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还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您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回答:本来就是一个生活中间不太注意那些个仪表,这些不太注意。他们说不拘小节吧。是这样。
记者:您觉得您自己的性格是特别乐观的人?
回答:哎,是个比较乐观的人。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贴那么多大字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可能我在军队里头呆着是是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证明给你们看,我的心是什么样的。
记者:所以就要去探测,做实验的分析。
回答:就是要证实自己,甚至于都想到即使我到了地方上,我也要怎么样地把作用发挥出来,甚至于我都想象你们谁能够跟我比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危险和艰苦的考验,比如说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我就敢于去做,不怕,你们叫得那么响的人敢不敢跟我一块儿去做?这是我自己想象的,也并没有跟谁去说这个事,所以我当时,虽然大字报贴那么多,没关系。当然还是后来,后来还是给了我很多工作的机会,这个还是,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我想也是,环境还是造就人才的,我现在有这样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