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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痛斥学术腐败:关系圈制约科技发展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7日 17:03 中国青年报

  记者 李健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

  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今天,在首都科教界“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北京工业大学能源与
环境学院院长马重芳讲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这种事情现在还有,为了拿到钱,科研人员弄虚作假。在座各位还在拿科研经费的很少,否则,有些事情不愿意说,因为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表示,“现在我不需要科研经费,项目也搞得少,有些话该说一些。”与会近20位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中国科技界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个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科学时报》社共同举办。就在召开座谈会的同一间会议室,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17日,不到20天内,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先后视察中科院,在这里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中国科技创新提出了希望。

  为什么大家不愿请何祚庥评审项目

  “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当前学术生态问题值得关注。

  据何祚庥了解,科技工作人员跑项目、要项目的现象严重。“跑项目、要项目是需要进贡的。这些事情十几年前就出现了,拿到项目的人一定要返还一部分钱给审批项目的人。”

  他说,每次评审工作后,申请人都会弄一些信封,这些不署名的信封里面装了钱,“不要问这钱送哪儿去了,没有名目的,说是交通费,可数目远远比交通费多。申请人会给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都送,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事情”。

  有时候,某些领导会提前暗中指示。“领导跟某些部门达成协议,甲方支持了乙方的项目评审,乙方也会报答甲方,在以后的项目评审工作中支持甲方顺利通过。”

  这种情况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对项目选取的公正、透明产生怀疑。何祚庥说,在自己参加过的一些项目评审中,他敢于说一些真话。但他同时也承认,说真话的结果,就是各个单位做项目评审时,再也不请他了。“现在很少有人请何祚庥到场了,几乎没有,生怕我说一些话,不方便他们进行利益分配。”

  何祚庥院士说,比如“受控热核反应”项目,过去有些院士写报告分析该项目真正实现还很遥远,产生发电效益还很晚。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报告分析时是一种意见,到了申请要钱时却是另外一种意见,说该项目二三十年就可以实现。“这样对待科研项目评审工作,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有专家分析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资源分配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庞大的科技资源审批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发展远景目标,成了科技工作者关心的问题。

  何祚庥说,从理论上分析,资源过分集中就会导致权力部门失去监督制约,特别是分配钱的部门,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一个部门来分配资源,由一个部门来指挥所有的科技项目,肯定很困难。一些过分集中、又失去监督的管理办法,不利于学术生态发展。”

  学术圈子里的关系圈子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说,在我国科技界的学术圈子里,复杂的关系圈子,正日益严重地影响着科技的正常发展,“关系圈子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师生关系。王浦生解释说,项目评审时,如果申请人和评审者关系密切,“可能是评审者的孩子或者学生,或者很亲密的朋友”,只要存在这样的关系,必然的利益联系可能会导致科研项目评审工作的不公正和偏见。

  其次是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据了解,目前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项目都有企业资助,而当企业对科研项目进行大笔资助时,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很可能会受到赞助单位的影响。

  比如,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却说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废气”。

  再次是通过公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关系,这在中国尤为普遍。王浦生说,本来科研项目申请人和评审者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为了项目评审顺利过关,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和评审者建立关系。

  王浦生说,面对关系圈子中的利益冲突,国外一般都制定了回避制度。比如,申请人和评审者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曾经有过合同关系,在评审项目时就需要申请回避。“评审前,项目申请人主动提出哪些人需要回避,如果没有提出,一经查出,评审者也应该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评审制度的公正,否则,很多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种利益冲突上。

  花钱就能买到核心期刊版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科技界花钱买文章的现象严重。“现在很多地方鼓励发表论文,数量越多越好。在这种风气下,花钱买文章的方式多种多样。”

  何祚庥列举说,一是不提供文章,直接把钱交给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杂志。更有甚者,有些单位放出口风,谁能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文章,就愿意给100万元。

  二是有些单位不惜重金,从外国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中国演讲、作报告,付给高额的报告费、演讲费,然后请别人在写好的稿件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三是给报刊杂志提供版面费。何祚庥指出,除了正式的科研人员,我国还有成千上万的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现在有关部门统一规定每人最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文章,“很多报刊杂志都宣称是核心期刊,可实际操作是,不管文章质量如何,先收了版面费再说”。

  何院士说,学术和经济利益就这样挂钩,“现在涌现出一种特殊刊物,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规规矩矩明码实价。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对社会有什么公正可言?”

  据了解,收版面费在美国也有,但是在收费文章的结尾,编辑会注明:“本文收了多少版面费用,请读者们视同广告。”何祚庥说:“如果我们收版面费也都这样注明的话,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下来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最近查阅了很多学术报刊。他发现文章的作者署名,一个人的很少,几乎没有,最多的竟有七八个人。他质疑,“科学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怎么会凑巧到七八个人同时创造了这个思想?”

  马大猷院士分析说,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顺便搭车的。“一个人写了篇文章,把别人的名字署上,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下次别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还有很多人自己写完,觉得分量不够,干脆找个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发表。”

  他说,因为鼓励多出文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论文数量上去了,可是质量下滑让人担心。据他了解,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5年内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所有文章约66万篇,而科研人员是42万人,平均每个人1.5篇。可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2.1万篇。“引用少就意味着重要的文章非常少。”

  “论文质量一定要有保证。”马大猷院士建议,假如一篇文章同时署上好几个人的名字,那么每个人的贡献就按几分之一篇来算,并依照这种方式记录在案。“如果这样,科研人员肯定会考虑自己的投入产出,可能会比较好地解决署名多的问题。搞科研、发表文章不能搞大锅饭,否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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