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子里的关系圈 两院院士痛心学术腐败

　　记者 李健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

　　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今天，在首都科教界“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北京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马重芳讲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这种事情现在还有，为了拿到钱，科研人员弄虚作假。在座各位还在拿科研经费的很少，否则，有些事情不愿意说，因为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表示，“现在我不需要科研经费，项目也搞得少，有些话该说一些。”与会近20位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中国科技界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个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科学时报》社共同举办。就在召开座谈会的同一间会议室，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17日，不到20天内，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先后视察中科院，在这里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中国科技创新提出了希望。

　　为什么大家不愿请何祚庥评审项目

　　“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当前学术生态问题值得关注。

　　据何祚庥了解，科技工作人员跑项目、要项目的现象严重。“跑项目、要项目是需要进贡的。这些事情十几年前就出现了，拿到项目的人一定要返还一部分钱给审批项目的人。”

　　他说，每次评审工作后，申请人都会弄一些信封，这些不署名的信封里面装了钱，“不要问这钱送哪儿去了，没有名目的，说是交通费，可数目远远比交通费多。申请人会给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都送，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事情”。

　　有时候，某些领导会提前暗中指示。“领导跟某些部门达成协议，甲方支持了乙方的项目评审，乙方也会报答甲方，在以后的项目评审工作中支持甲方顺利通过。”

　　这种情况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对项目选取的公正、透明产生怀疑。何祚庥说，在自己参加过的一些项目评审中，他敢于说一些真话。但他同时也承认，说真话的结果，就是各个单位做项目评审时，再也不请他了。“现在很少有人请何祚庥到场了，几乎没有，生怕我说一些话，不方便他们进行利益分配。”

　　何祚庥院士说，比如“受控热核反应”项目，过去有些院士写报告分析该项目真正实现还很遥远，产生发电效益还很晚。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报告分析时是一种意见，到了申请要钱时却是另外一种意见，说该项目二三十年就可以实现。“这样对待科研项目评审工作，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有专家分析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资源分配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庞大的科技资源审批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发展远景目标，成了科技工作者关心的问题。

　　何祚庥说，从理论上分析，资源过分集中就会导致权力部门失去监督制约，特别是分配钱的部门，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一个部门来分配资源，由一个部门来指挥所有的科技项目，肯定很困难。一些过分集中、又失去监督的管理办法，不利于学术生态发展。”

　　学术圈子里的关系圈子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说，在我国科技界的学术圈子里，复杂的关系圈子，正日益严重地影响着科技的正常发展，“关系圈子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师生关系。王浦生解释说，项目评审时，如果申请人和评审者关系密切，“可能是评审者的孩子或者学生，或者很亲密的朋友”，只要存在这样的关系，必然的利益联系可能会导致科研项目评审工作的不公正和偏见。

　　其次是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据了解，目前几乎所有科学研究项目都有企业资助，而当企业对科研项目进行大笔资助时，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很可能会受到赞助单位的影响。

　　比如，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却说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废气”。

　　再次是通过公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关系，这在中国尤为普遍。王浦生说，本来科研项目申请人和评审者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为了项目评审顺利过关，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和评审者建立关系。

　　王浦生说，面对关系圈子中的利益冲突，国外一般都制定了回避制度。比如，申请人和评审者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曾经有过合同关系，在评审项目时就需要申请回避。“评审前，项目申请人主动提出哪些人需要回避，如果没有提出，一经查出，评审者也应该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评审制度的公正，否则，很多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种利益冲突上。

　　花钱就能买到核心期刊版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科技界花钱买文章的现象严重。“现在很多地方鼓励发表论文，数量越多越好。在这种风气下，花钱买文章的方式多种多样。”

　　何祚庥列举说，一是不提供文章，直接把钱交给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杂志。更有甚者，有些单位放出口风，谁能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文章，就愿意给100万元。

　　二是有些单位不惜重金，从外国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中国演讲、作报告，付给高额的报告费、演讲费，然后请别人在写好的稿件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三是给报刊杂志提供版面费。何祚庥指出，除了正式的科研人员，我国还有成千上万的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现在有关部门统一规定每人最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文章，“很多报刊杂志都宣称是核心期刊，可实际操作是，不管文章质量如何，先收了版面费再说”。

　　何院士说，学术和经济利益就这样挂钩，“现在涌现出一种特殊刊物，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规规矩矩明码实价。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对社会有什么公正可言？”

　　据了解，收版面费在美国也有，但是在收费文章的结尾，编辑会注明：“本文收了多少版面费用，请读者们视同广告。”何祚庥说：“如果我们收版面费也都这样注明的话，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下来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最近查阅了很多学术报刊。他发现文章的作者署名，一个人的很少，几乎没有，最多的竟有七八个人。他质疑，“科学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怎么会凑巧到七八个人同时创造了这个思想？”

　　马大猷院士分析说，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顺便搭车的。“一个人写了篇文章，把别人的名字署上，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下次别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还有很多人自己写完，觉得分量不够，干脆找个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发表。”

　　他说，因为鼓励多出文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论文数量上去了，可是质量下滑让人担心。据他了解，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5年内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所有文章约66万篇，而科研人员是42万人，平均每个人1.5篇。可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2.1万篇。“引用少就意味着重要的文章非常少。”

　　“论文质量一定要有保证。”马大猷院士建议，假如一篇文章同时署上好几个人的名字，那么每个人的贡献就按几分之一篇来算，并依照这种方式记录在案。“如果这样，科研人员肯定会考虑自己的投入产出，可能会比较好地解决署名多的问题。搞科研、发表文章不能搞大锅饭，否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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