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回应：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

　　几天前读到一篇文章，是《环球》杂志刊载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的一篇访谈。我看到的文本的标题是：“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

　　何院士访谈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人与自然，以谁为本？”

　　何院士在访谈中说：“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 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以人为本。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

　　何院士“在这里”提出的所谓“尖锐的理论问题”、“深刻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呢？原来，无非是国际上早已熟知的，并受到愈来愈多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例如，早在1992年8月，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九次国际科学哲学大会上，瑞典科学哲学家格斯特隆就曾对造成人类环境破坏的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我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学者邱仁宗教授也早在1998年就在刊物上发表了题为《脱离人类中心论———关于环境的伦理》的文章。可见，何院士“在这里”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只是一个伦理学界长期争论着的老话题。在他的文章中，“以人为本”和“以人为中心”，可以说完全是同一的概念。

　　环境伦理学界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理论焦点是自然的价值。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人是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么，曾经孕育了人类和地球上各种生命的大自然，是仅有其工具价值呢，还是也有其本身的内在价值？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对于动物来说，自然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其他无所谓价值。对自然的价值判断，是人类在脱离了单纯把自然看作生存依托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的高级理性思考。而正如前述邱教授的文章里所说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价值，那是对母亲的污辱，也是对自己的污辱，同理应当可以推及大自然这个人类共同的母亲。事实上，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早就赋予了大自然以远超于工具以上的价值，中国古代无数的哲学、文艺作品都以歌颂自然的美和从中所感悟的伦理原则为主题。老子的《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自然不仅是美的，而且是有“德”的。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历来不是中国哲学的传统。

　　这次争论的核心，即对于人类来说，大自然是否具有超越工具以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其实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当我读到何院士所说的“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这句话时，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当许多民间环保人士正在热衷于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藏羚羊、反对盗猎的时候，北京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竟然当面问我：“就算藏羚羊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一时语塞，只能反问一句：“那大熊猫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那位教授也无言以对。其实，按何院士的逻辑，大规模猎杀藏羚羊也是“以人为本”的，攫取藏羚羊绒不也是“人”的需要吗？

　　由此看来，在这个大本大源的问题上，我们与何院士的分歧不是通过争辩就可以达成一致的。我们并不企望能“说服”对方。也许，点出彼此分歧的要害，也就适可而止了。

　　当然，一切争论的起源，还是因为地球上有了人类这个既能操纵高级科技手段，又能进行高级抽象思维和价值判断的物种。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不得不扮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其前提本身就隐含着悖论，也就是整个争论的一个令人尴尬之处。不仅如此，当人们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价人类对自然所带来的影响时，却发现自己也是这个“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对自然的影响也同时在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因此人们也“中立”不起来。这两者便构成了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双重困境。

　　(上)

　　□梁从诫(北京环保志愿者)

　　大辩论：人类要不要敬畏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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