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我主张“推荐咨询检测”

　　撰稿/景军

　　如果我国文艺界的名人也能够参与“推荐咨询检测”，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现实表明，在艾滋病病毒检测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想象力和魄力。

　　日益增长的感染者正在大部分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不同渠道将病毒传染给他人，造成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在于具备检测能力的机构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检测，在于全世界的艾滋病防治组织和机构过于强调自愿原则并将其视为不可改变的神话。神话建构的背后至少是想象力的缺乏，似乎人权与公共之间除了对立之外永远无法统一。既然事实已经证明一个阶段以来，国际上通行的自愿咨询检测的效果远远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值，那么就有必要对目前的自愿咨询检测制度加以审视甚至修正。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常规的三种艾滋病毒检测途径(医院检测、哨点监测、自愿咨询检测)和河南拉网式检测的模式以外，有必要开发出新的检测方式——我将之命名为“推荐咨询检测(Recommended Counseling and Testing，简称RCT)”。

　　“推荐咨询检测”的目标人群主要是高危人群——暗娼、吸毒者，以及与高危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嫖客、性伙伴、配偶、孩子。

　　所谓“推荐”的方法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政府下通知，媒体做宣传，社区给予督促，行业内实行同伴教育乃至动用行政管理手段，达到劝导高危人群接受检测的目标。

　　要达到劝导人们主动检测(而不是回避和坐等)，有关机构就要强调和确保检测、咨询的保密性。确保保密不是简单的语言游戏：由于艾滋病感染者承载着巨大的社会污名，必须在各个环节进行人性化的设计并形成一整套制度，以保证检测过程和结果真正的私密性。

　　推荐保密原则既可以避免自愿咨询检测在规模上的无效性，使检测更大限度地具有针对性，同时也可以保护受检者的隐私权利。

　　但是必须强调，“推荐咨询检测”意味着人们仍然有选择不去接受检测的权利。

　　“推荐咨询检测”仍然是建立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相对于强制性检测，它仍然具有以下特点：如果测出阳性，不至于将治疗的全部责任和负担都推到政府一方。因为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没有能力提供像河南省那样在治疗方面的资金配套、人力物力投入和技术指导。

　　相对于“自愿咨询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简称VCT)，“推荐咨询检测”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针对目标人群的劝说和推荐动作，这样的推荐其实是向一些处于混沌状态的高危人群提个醒：对自己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首先从检测开始。

　　在实施“推荐咨询检测”的起步阶段，重要的是让检测寻常化。因此，我建议，为了扩大有针对性的艾滋病检测在中国的规模并减少因此出现的社会歧视，政府可以在普通人群开展“推荐咨询检测”。

　　首先，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官员可以带头接受“推荐咨询检测”，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如公安部门、计划生育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的领导和干部，也应以身作则推动中国的艾滋病检测。我国的部队，包括武警，也应该加入到艾滋病检测的努力之中。有人会说，部队参与艾滋病检测有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部队高层领导已经开始重视艾滋病问题，并在2004年举办了第一期艾滋病检测技术骨干培训班。也就是说，解放军已经在检测问题上起了一个相当好的表率作用。另外，如果我国文艺界的名人也能够参与“推荐咨询检测”，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针对我国目前“自愿咨询检测”的现状，设计、试验并推广“推荐咨询检测”不失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与公共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