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彦：让科学家保持足够的独立

　　由著名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联名撰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正在科技界引发一场地震，他们建议科技部不再负责经费审批，让一般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他们认为，科技部的行政权力过大，已经成为某种制约力量。

　　因为科学研究存在不可预知性，所以这种制约力的程度无法准确测算，因此一种反

驳的声音认为，即使取消科技部，也不能保证在科研领域出现革命性的飞跃。但必须承认，目前在国家基础课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合适的项目、合适的人以及充足的资金保障并没有处于一种和谐、有效的运行状态中，在这个强调创造力的前沿领域，科学家的精力被更多地分散到各种行政协调和人际纷争之中，每一个受人尊敬的学界泰斗，在专业素质之外，还不得不具备洞察人情、左右逢源的人事智慧。而在一些关键时刻，后者往往更为关键。

　　基础研究的高风险使国家投入成为必须，在对科研领域的种种有效领导中，合理的资金分配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领域，科技行政化的趋势正无法避免地广泛出现。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部委则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在通常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中，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了专业标准；而在执行层面，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却多数与浪费相关联。

　　与其他领域性质明确、使用考核相对严格的资金利用情况不同，强调探索的科研领域存在大量的非收获性支出，而由于对研究者的信任，对资金的利用情况基本处于失察状态。“九五”期间，“863计划”资金管理采用的是决算制，在项目最后验收时，由财务专家对各个项目资金进行逐条核查，事后监督。在此之后，资金管理方式由决算制改为预算制，科技部通过事先对项目的评估决定拨款额度，同时对劳务费用、场地租金等非主流开支进行政策性限制，规定各项名目的资金分配比例。项目验收时，仅仅以预算为参照标准，多不退，少不补。但实际中，很多执行单位会把以前的研究成果，或其它相关部门的研究偷换到863课题上，各级谎报成风，而具体情况如何，却无人查证。

　　在缺少严密有效的核查机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普遍的默契。通常，一个项目资金确定后，承担该项目的学校一般首先要提留5%，所在院系又要拿走7%；具体科研组还要提成2%，最后才是真正用来开展项目的实际资金。按照科技部相关政策规定，用于工资、劳务费、单位提成等方面的资金在事业单位不超过5%，科研转制企业不超过10%，企业单位不超过15%，但基本没有单位执行这一规定。

　　在一个利益均占的结构中，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平衡。在多数机构中，对重大科研项目的争夺一方面是出于科学热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对科研经费的支配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每套价值100万美元的MODIS卫星数据接收站中国已经购置30套，仅北京地区就有8套，而据说还有超过50家的研究机构正在申请购置此类设备。而同样的设备，美国建有16套，俄罗斯有8套，日本有4套，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部分国家只有1套，由于实现了共享，已可以满足这些国家获取覆盖空间的数据并提供科研和应用的需要。

　　热衷于购置设备的因素之一是可以提高硬件水准，在项目评定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分值，而因此产生的巨额浪费很难成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与此类似的问题是，每当政府有科技经费时，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这与一个正常的科学研究自身发展逻辑相悖，而且，这些计划多数是以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而构想出来的，科学家的独立姿态很难得到更多的展示。

　　专家建议，设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将可能改变计划科技的不切实际，而将经费审批权限归置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会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而一切试图改变目前科研局面的举措都需要考虑一个前提，那就是让科学家保持足够的独立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