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者发难科技部经费分配体制和遭非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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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7日 10:58 中国经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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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彦红编辑：唐清建 科技部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3个人，而3个人背后是更多的国内科技工作者。 向科技部发起挑战的“三剑客”分别是饶毅、鲁白和邹承鲁，他们都是在海内外颇有
科技中长期计划起波澜 从18日到现在，科技部宣传处陶处长接媒体的电话已接得“手直发软”，但他关紧牙缝：“我们会在一定的时候对此事做出统一口径的回应，目前新闻发言人在国外，我不能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一切还得从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说起。该计划从2003年3月22日由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迄今已经历时一年多。经过20个规划小组，无数次的讨论会，数以千计的科技专家参与，讨论了从环境、大型飞机到绕月飞行等包罗万象的课题。这个计划的纲要即将公布。 据饶等三位专家在文中透露，中长期计划中将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而这些项目的选定方式，让部分学者感到难以接受，其中更有人再也按捺不住了。其中就有饶毅、鲁白、邹承鲁。饶毅，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鲁白，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事实上，写这篇文章的主笔是两位海外学者饶毅和鲁白，而邹承鲁则是因为深有同感作为国内学者署名支持他们的观点。 他们在文中指出：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如果是这样选出来的课题，辅以如此巨额的投资，那么带来的将是什么后果？这令他们感到忧心忡忡。鲁白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不应将着重点放在制定和投资具体的大课题，因为科学技术的具体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如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迁，某些技术的突破，新的理论概念的形成等等)，因此不是谁都可以预测或规划的。” 资金的使用效率备受质疑 对于中国的科技事业，我们最为熟悉莫过于“计划”二字：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等。在科技部网站上，计划就有十来种。而我国对科技的投入也主要通过这些计划中的项目进行分流。每年我国有超过1000亿元的资金流向各种科研项目。但是，这笔资金的使用效率备受质疑。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志民介绍说，据OECD(经合组织)2000年的数据，我们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占全世界的4.3%，科研的产出占世界的3.1%，表明我国科研的投入和产出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我国的经费使用效率出现问题，科技界人士认为漏洞主要出在项目选择、事前评审和事后评估上。 项目的事前选择，目前主要的模式是由各科技计划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也有科研人员上报一些项目。“中国一些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饶毅等在文中写到。 而项目的评审和申请，科技界不少工作者认为并不是公平竞争。由科协主持在2003年进行的一项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就有不少科研工作者反映，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往往被部分学术权威或是“圈内”人把持，其他科技工作者很难申请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少数担任行政职务者，或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课题组的负责人，他们的经费使用状况引起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非议，他们的科研结果也常被认为与投入不相匹配。 在科研项目的产出成果上，目前国内的科技计划少有事后评估，即使有也主要是内部评估，“自己人评自己人”。例如，科技部设有国家科技评估中心，评审自己的科技计划中的项目。但由于是内部评审，评审的结果跟评审对象的业绩并不直接挂钩。有学者就表示，一些人主持了大课题，使用了大量经费，但是没有出什么成果，照样评这个评那个。 正是由于科技项目从立项、评审到评估都存在漏洞，因此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率无法得到保障。“我们有这样的 工程、那样的计划，但是这些工程造成了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李志民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种制度性浪费。”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也认为，目前科技部门管理不到位，从而可能导致科研项目评审出现不公正现象，而科研项目缺乏有效的事后外部评估，等于没有业绩考核，也在客观上可能造成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得不到监督，这些都是科技部门中出现的管理问题。 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小题大审，大题小审”是科技界习惯的说法。所谓的“小题大审”指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审批经费少的小项目非常严格规范，而科技部审批经费大的大项目却往往流于形式，成了“大题小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其经费分配方面实行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同行专家评审，尤其是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值得各部门，尤其是科技部的学习和借鉴。”鲁白说。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控制的经费总额每年约为20亿元，相比较国家每年过1000亿元的科研经费投入，比例非常小。李志民认为，我们国家从1986年开始试行科研基金制。十多年过去了，事实上科研基金占整个科研经费的比例是在逐年下降，因为我们国家整个科研经费增长比较快，尽管科研基金也在增长，但没有各种“计划”、“工程”那样名目繁多的项目拨款增长的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宣传部的沈先生也表示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用于基础科研的经费比例的确是比较小的。穆荣平认为，科技部现在管理的“973”这样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经费，就完全应该交由国际自然科学基金会来掌握。 也许，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据透露，其实即将发布的中长期计划纲要中，就将包含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细则。穆荣平介绍说：“中长期科技计划，除了选择大型的‘硬性’项目如专项之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涉及‘软性’体制建设方面的内容。海外的科学家对此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他说其实例如设总理科技办公室之类的建议，在中长期计划制订过程中的专项讨论中已有提出。 而就在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生日那天，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工作时就提出，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就在今年7月举行的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对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吴瑞说，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启动，希望在5到10年内和国际接轨。 改革“探索号”已上路 事实上，我国一南一北两个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已经一前一后在国内悄然培植。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11月，实行崭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里有充分的管理、使用经费和用人自主权，并只设立少量的永久性职位，聘请国外科学家对研究人员实行严格、公正的定期考核；北京生命科学院，成立于2003年，完全独立于中国任何科研部门之外，实行体制外生存。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美人员中进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第一人，王晓东被聘请回来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也必定会对科技体制的改革做出重要贡献。”鲁白认为。 “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管理方式，这些方式主要来自西方一些比较成功的管理经验，但在国内而言是一种探索。”北京生命科学院王主任说。“事实上，政府部门除了希望北京生命科学院在生命科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希望该院能够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对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而言，最大“特权”就是享有经费、人事和管理大权，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 国家对这个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暗示着某种积极的因素。据王主任介绍，为了建这个研究所，得到了科技部等8大部委的支持，并且是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决定的。“前5年，由北京市政府及科技部等部门投资8亿元人民币做建设和启动资金，5年后我们将靠自己做出的成果引入风险投资。”王主任介绍说。 “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鲁白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4日凌晨3点16分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虽然这次狠狠地刺了科技部一把，但鲁白对科技部可能的反应很乐观，“我认为科技部有着改革的要求和愿望，否则不会几次请我参加科技部的顾问咨询。改变科技部的职能，使其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大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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