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自然科学基金法研究学者刘永艳博士

　　文/本报驻京记者 赵 凌

　　本报驻京记者 赵 凌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法”课题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博士刘永艳清楚地知道，这一法律草案很有可能再度搁浅。这种平静的反应同样出现在当她得知基金委会计挪用2亿基金的消息后。

　　“我一点都不觉得震惊，出事是迟早的事儿。”刘永艳认为，这不是科学基金制的问题，而是基金管理没有法律保障的问题。

　　记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过多年工作交往，您如何评价它的内部管理？

　　刘：据我所知，基金委内部的管理规章和办法并不少，而且规定也非常详尽。为什么还是出现问题呢，我认为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而言，这些规章制度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规章所要规范的内容就统统变成了权力。另外，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科学基金制，这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内部问题，作为科学基金制的管理者，谁从外部监督保证科学基金的公正使用同样重要。

　　记者：什么是科学基金制，能否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刘：科学基金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拨款，通常是由政府设置一笔资金，采取自由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办法，引入平等竞争机制，对科学研究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助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不能迅速获得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科学基金制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它和一般基金制不同，它资助的范围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制的资助形式和运作方式是政府财政拨款，主要依靠科学共同体进行民主管理和专业管理。1981年，中国科学院89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在基础研究领域引入科学基金制，第二年就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基金。运行几年后，1986年，国务院正式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基金的管理。

　　记者：国外的科学基金制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吗？

　　刘：科学基金制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所首创，对于它的法律保障也以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典型。德国、美国比较有代表性。德国从联邦宪法和基本法律到各州的基金法，以及基金会内部章程等等从上至下有一套法律体系。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更值得研究了。在NSF的50多年中，美国有123位诺贝尔奖得主得到过NSF的支持。为什么NSF能够发挥这么显著的作用？除了研发体制和标准化的投资管理机制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时有一部《国家科学基金会法》。这部法律对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编制、组织机构、成员资格和任期、决策程序，对于资助项目的成果管理、国际合作和对外协调、财务管理等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2001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也引起了科技界和法学界的关注。这部法是经过长时间酝酿准备包括向议会游说最终得以通过的。

　　记者：据我所知，我国关于制定自然科学基金法的立法动议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一直争议不断，到底是立法技术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两方面原因都有吧。1997年，由国家科委牵头组成起草小组，最终形成一部《科学技术基金法》的草案(送审稿)。但在提交国务院审议后由于在社团管理、资金来源和使用、科技基金的税收等问题上各方存在分歧而被搁置。这几年全国“两会”，建议自然科学基金立法的议案依然不断。

　　　单独为自然科学基金立法，这一观念并不为更多人所接受。因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基金，除了由公民和法人捐赠的各种民间基金会外，与自然科学基金相对应的还有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外科学基金制几乎没有这种人为的分离局面，其资助对象是基础科学研究，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因此，要解决科学基金的规范运作问题，我觉得首先就要通过立法确定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淡化并改革两个科学基金的界限。

　　记者：在单独立法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有效管理和监督基金组织？

　　刘：首先，可以在现有的科学基金制结构之下，注意发挥现有立法在规范基金制上的作用，比如《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修改一些不符合客观形势要求的条文，强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基础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者，可以考虑分别健全科学基金法律制度，规范组织和管理。例如，先研究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来源、资助对象和评审程序、资助成果的使用和保护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基金管理组织的地位、职能等问题。在积累经验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考虑制定一部规范和保障科学基金的法律。目前，最为重要而且可行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健全和完善其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据了解，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件事，有关专家学者正在进行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