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打假不必厚道

　　中国的学术腐败往往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

　　方舟子是一个有争议的民间公众人物。一方面，他是反学术腐败的旗帜，每天都会收到为数众多的举报学术不良风气的信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他有“严重的精神病倾向”。近日,刚从美国归来的方舟子在北京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可以说是学术性打假的标志性人物，但在学术圈内，似乎也很孤独。

　　方舟子: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在国内毕竟很少，所以也可以说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不愿站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方面讲并不孤独。

　　《瞭望东方周刊》:到目前为止，你揭露了多少起？信息源主要来自于哪儿？

　　方舟子:几个月前数过，有300多起吧，没到400呢。关于信息源，最开始基本是我自己发现的，后来基本是别人来举报。现在基本上用不着我自己来发现事例，举报的这些已经够我忙的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学术环境是怎么恶化的？

　　方舟子:恶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是和体制有关系。中国现在的科研教育体制缺乏独立性,还是官本位体制，校长是副部级的校长、厅级的校长,院士是副部级的待遇,系主任是处级的待遇等，他们本身就是官。不能把科研体制纳入官僚体制。

　　另外一个就是对学术成果评估的办法，像科学成果，在国内时兴搞听证会、鉴定会，这完全是走形式，花钱找一些专家，这些专家拿了钱当然都说好话。

　　再者，学术环境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很大。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大家特别浮躁，想着市场经济，想着产业化。受到经济领域不正常的做法的影响，经济腐败和学术腐败挂钩，导致搞科研的人没有科学精神。这还和教育大环境有关系，学生没有受到科学道德的教育熏陶。

　　除此之外，还缺乏舆论监督，缺乏调查、处理、处罚的监督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据你了解，西方在对待学术抄袭上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方舟子:在国外，当事人所在机构会处理，开除或降级；政府也会涉入调查，两方面都要搞。所在机构在处理的时候，为了保持公正，会找校外的机构，组织独立的委员会，让他们做调查处理，这样就没有利害冲突。在政府方面，政府管不了大学的事，只能禁止这个人几年内不能申请科研经费，还不能担任政府某些委员会的职务等。

　　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很有中国特色，在国外是看不到的。像官员当院士，当官了以后相当于有了学术地位，去当教授当院士的太多了。在职读博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里面就有很多腐败，这些现象在国外难以想像。中国的学术腐败往往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专门找名人打，而且往往一打到底，颇有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否觉得有些不够“厚道”？

　　方舟子:对学术问题，不应留有余地，要有一说一，学术本身是是非分明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厚道要对什么人来说，对普通人可以厚道，对造假的人的厚道是对其他人的不厚道，对卖假药、假保健品的人的厚道是对消费者的不厚道。

　　经常有人指责我语气为什么严厉，心平气和把问题说清楚就好。但在我看来，如果是学术方面的争论，应该是心平气和，关键现在涉及的很多问题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揭露弄虚作假。如果心平气和和他们讨论，就会让人误解，这不是是非问题、真假问题，还是有争议问题，语气才会这么缓和，让人觉得我底气不足。

　　《瞭望东方周刊》:改善目前这种学术环境需要做些什么？

　　方舟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政府要建立一个渠道，在管理上进行监督，要有一套透明的公开的机制;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要做到洁身自好，要自律。学术界本身也有学会，会员出问题，也应该进行处理。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学术环境？

　　方舟子:老实说，我不是很乐观。整个形势发展比我的预计要好一些，舆论界的监督加强了，政府也开始重视学术腐败问题，但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