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给了我什么？ 一位留美学子的疫情经历与思考

来源：秦朔朋友圈

去年3月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在“土澳”呆了四年的我，心想终于有机会踏上“美帝”了，心情难免澎湃。

我曾经幻想着，到硅谷参观，进行一场朝圣之旅，在纽约时代广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倒计时，到好莱坞观察现代电影工业是如何建成的，甚至到奥马哈聆听股神巴菲特和芒格分享他们的经济见解。

和所有人一样，我原有的计划都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打乱。

飞机上的小事

在中国陪伴年近90岁的爷爷奶奶度过短暂的寒假后，我在2020年1月19日晚，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

我的航班从香港起飞，在阿布扎比转机到华盛顿特区。飞机上的几十小时我基本是在睡梦中度过的，本来想在飞机上看几部电影的我，也因为有一些轻微的感冒和咳嗽而作罢。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我的邻座香港旅客开始就一直戴着口罩，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但后来我发现飞机起飞后他还一直戴着口罩，我心想可能是他个人习惯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每咳嗽一下，都能感觉到他神情的不安和口罩背后的拘谨，他没有尝试和我说话，但我能够从微小的气氛中感觉到他对我咳嗽的“介意”，所以我尝试着尽量控制自己咳嗽的频率和音量，生怕打扰到他。

飞行的后半程，稍微睡醒的我，捣鼓了下机上的娱乐系统，打开了系统里唯一的文字新闻app，看到了一则有关武汉发生肺炎的文字新闻报道，因为有一些医学术语，我也就没有细看。

我本来期待的是看到一些有关中东时事政治经济的新闻，毕竟我待会儿转机的地方是阿布扎比，中东地区的中心，所以这条文字新闻很快就被我所忽略，自然也没有太在意旁边戴着口罩的香港乘客的反应，接着又昏睡过去。

直到几个月以后，我才想起这件小事，想起这位在19号就戴着口罩的邻座旅客，他似乎对疫情有先知，比我更加警醒。

下飞机后，我仍然一直咳嗽，加上联想到新闻里描述的疑似症状，我第二天马上去了当地的诊所。该社区诊所不大，只有3位医生看诊。进门时，我看到门口有医用口罩可以取，因为我也不确定自己的咳嗽是什么引起的，害怕有传染性，所以立马取了一个口罩戴上。

在向医生描述完我的病情并告知他我刚从中国飞过来后，医生让我在房间里等一下他。大概10分钟以后，只见2位戴着护目镜和N95口罩的医生进来。我还是被他们的如此大的“阵仗”吓到了，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他们的专业性。

他们进来后用一根细长的棉拭子在我的咽喉擦拭数次，然后把样本拿去化验。我在房间里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进来了，但这次他换回了普通的医用口罩，跟我说这只是普通的过敏，让我不用紧张，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心想好险没有“中招”。

疫情蔓延之快

回到美国的几天后，武汉封城，全国都进入紧急防疫状态，身在国外的我们也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在为武汉揪心和加油，我也千叮咛万嘱咐爷爷奶奶不要出门。

与此同时，我也从国内外媒体的不同视角里，试图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国内的媒体因为能够身临前线，更多地侧重于报道疫情下个体的故事，我从一篇篇对各行各业的动人描写中，读到了奋斗在疫情一线的医生护士的艰辛与不易，读到了外卖小哥、网租车司机如何坚守岗位，读到了居委会和志愿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

国外的媒体则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试图对中国各种防疫措施进行评价，预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显然，国外的媒体没有想到疫情会这么快传播到自己的国家。

二月中，著名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还来到我们学校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论坛，做“有关中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世界银行的专家、媒体记者、学界教授共有上百人参加了这次论坛。

在演讲开始前，哈博士轻声咳嗽了几下，他还幽默地说让大家放心，他只是普通的感冒，因为他这几个月一直都在美国访学。在提问环节，在场的专家学者们，都尝试从哈博士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疫情的“内幕”。

在有关中国经济的课上，教授也会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疫情的最新情况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然而身处大洋彼岸的我们，在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探讨疫情，但疫情却比我们想象中变化发展得要快得多。

三月初，美国多州也相继出现了新冠病例，而且很快席卷美国，在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三月中旬学校就宣布改成线上授课。

Zoom University

因为全美转成线上教学，而且一般都是在Zoom这个视频会议软件上进行，所以大家都戏称自己是Zoom University的学生。

刚开始线上授课时，因为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发生。比如说，教授偶尔的音话不同步，同学们只能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根据教授的口型猜测他15秒前说的话；PPT的字体太小，大家只有把脸凑到屏幕前才能看清小字，老师同时也在网课中收获着同学的各种表情包；甚至还听到同学在iPad旁肆无忌惮地煎鸡蛋、烤吐司的声音。

虽说网课远远没有线下授课的效果好，但线上发生的各种趣事也是一番特别的体验。当时，我们还心存侥幸地觉得疫情能在几个月内控制好，9月份就有机会回到校园，和同学、教授面对面地交流了。所以，当时我选择暂时留在美国，而没有去抢动辄上10万元的高价机票。

在宿舍里呆久了，有时候也闷得慌，所以偶尔我们也会做好防护措施后出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会有独立日的阅兵活动。

国家广场由数片绿地构成，由西边的林肯纪念堂一直延伸至东边尽头的国会大厦，白宫则在广场的北边，两侧还分布着史密森博物馆，也是总统就职典礼的所在地。

每年独立日都会有大量民众聚集在这里观看表演，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巡游花车被取消了，只保留了阅兵的活动，所以来的民众也自然少些，但现场仍然非常热闹。

也许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的原因，除了来观光的游客以外，现场还有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刚进入国家广场不久，我们就看到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坪上，大多数是一家人带着小孩一起来观看阅兵，或三五个好友一起聊天，大家都比较平静地分坐在草坪各处。

相比之下，特朗普支持者的阵营则要热闹不少，从不远处我们就听到支持者们一直在喊“four more years”（再做四年）的口号，伴随着的还有他们音箱里热情的音乐声。

我们走近看到，支持者挥舞着“TRUMP2020”的大旗，头戴着美国国旗花纹的头巾，想尽可能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华盛顿特区作为一个深蓝地区，90%以上的选票都是投给民主党的地方，自然也少不了很多“有识之士”在现场和特朗普的粉丝辩论交锋。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疫情从3月底的日均新增3万，增长到7月的日均6万，现在已经发展到11月的最高单日新增近19万。

然而，美国却没能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人们的自我约束也不够。当地很多的餐厅已经慢慢开放了堂食，媒体的头条也从疫情转移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活动，到最近的总统大选，民众也慢慢对于各项防疫措施有所放松。

在看到国内各项经济活动早已恢复正常，餐饮美食街人山人海，而美国仍然身处疫情中心，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时，提前回国似乎也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艰辛的回国路

在决定回国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一是需要运气才能买到回国的机票。因为机票供不应求的原因，疫情初期回国的机票在黄牛手里甚至能够炒到上十万元，我也只能每天一遍一遍地刷新网站，最后才很幸运地在航班起飞前一周抢到了一张别人的退票。

二是国内防疫政策很严格。按照规定，只有在上飞机前48小时内做完核酸和血清检测，将阴性结果上传并得到大使馆认证的通行码后，才能被允许登上回国的飞机。

在飞机上，所有的机组成员都身穿防护服，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并定时给我们测量体温，让我有一种处于生化危机中的感觉。

下飞机后，我们马上被安排做核酸检测，并统一乘坐大巴到酒店隔离14天。从登上回国的飞机起，到酒店隔离结束，我们直接接触到的工作人员，从机组人员、机场地勤到隔离大巴的司机师傅，无一例外都是穿着防护服，做好了充足的防护措施。

隔离结束后，已经在房间里拘束了14天的我，马上在酒店所在的镇里闲逛起来，希望感受一下难得的烟火气。

小镇的街道还在不断施工，依旧尘土飞扬，小镇里的大妈们在搞活动的超市门口排起了长队，菜市场里的村民和摊主七嘴八舌地聊天，这一切都和华盛顿特区的干净、整洁的街道，智库、政府门前身光颈靓的政客们全然不同，甚至让我有些恍如隔世，但我只想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逆全球化的思考

疫情正在推动世界从全球化中退缩。疫情以来，各国都为了自己国家公民的安全，封锁或减少了人员的跨境流动，航空业也受到了重创。各国政府质疑以前全球化供应链的政策是否走得太远。

在不确定性不断增大和国际上缺乏合作氛围的大环境下，各国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减少国家间经济的依赖关系。这次疫情更是为保护主义，特别是医疗设备和食品以及防疫物资的本地化生产和采购提供了新的理由。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贸易仍在不断增长，但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率却是在不断下降的（从2008年61.1%下降到2017年53.3%），这个阶段也被称之为“slowbalization”（缓慢的全球化）。新冠疫情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贸易额将在2020年下降13～32%，远远高于世界GDP的下降幅度。

但全球化远不止于贸易和投资的跨境流动，还包括思想、文化、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后者更是前者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源泉。如果说贸易和投资会因为国家的原因而暂时放缓，国与国之间人员交流的步伐则不应该停歇。

人才流动带来的是信息、思想和文化的流动。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起源于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对方的文化和背景所导致的误会。尽管文化交流的效益无法像贸易额一样被度量，但通过不断地交流与沟通，却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误解，避免更大程度的冲突，获得无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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