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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他拿了一把解剖刀来解剖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

2020-06-26 08:00:00    创事记 微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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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吴敬琏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74年10月,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得悉自己得了癌症。

那时“文革浩劫”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对吴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

在这次临终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到来。所以,他用最后的一点气力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两个月后,顾准去世,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很多年后,吴敬琏回忆说: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虽然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这是一个极富隐喻性的场景,充满了绝望、无助以及对未来微弱的向往。

但它又是历史隧道即将迎来光亮的前夕。就在顾准去世的4年后,中国启动了激荡壮阔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个时候,“待机守时”的吴敬琏已经48岁了。

吴敬琏的人生,与中国现代化的跌宕起伏有极大的同频性。

他出生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家庭,母亲邓季惺是民国时期最大民营报业集团《新民报》的发行人。1950年1月,他入读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后并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所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高智库之一,年轻的吴敬琏在这里追随孙冶方、顾准和于光远等前辈,参与了《社会主义经济论》《政治经济学》等重大学术课题的创作。

文革爆发后,他被下放河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经历了一段苦闷的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目睹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一个人饿死之后,虽然他的亲人都没有力气,但还是想办法把他埋得很深,你埋浅了,就给人刨出来吃了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吴敬琏随于光远等人策划召开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展开了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学术大讨论,他发表的多篇论文崭露头角。1979年1月,他发长文批评“大寨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

几年后,吴敬琏赴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完整地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归国之后,他活跃于学界,成为中生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当代中国,吴敬琏以“吴市场”著称,而事实上,这在一开始是对他的一个嘲讽。1989年底,中国经济改革受挫,在11月的一次中南海经济会议上,坚持市场化取向的吴敬琏与那些主张回归计划取向的学者进行了面红耳赤的辩论,他因此被嘲笑为“吴市场”。没有想到,三年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当日的一句嘲讽成全了吴敬琏。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是仅有的、始终对中国经济进行整体性思考的经济学家之一。

1985年,他主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其核心思路被国务院的“七五规划”所汲取;1993年,他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在相当长时间里影响了中央的经济决策;2003年,他又掀起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辩论,坚持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而且,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应选择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

1998年,吴敬琏领衔发起,与刘鹤、周小川和樊纲等人创立“中国经济50人论坛”,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其中很多参与者在日后相继进入最高决策层。

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至少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得失利弊留待后来者细研。

吴敬琏是那种很入世的经济学家,有时候他甚至甘于幕僚和“奏折派”的角色。“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在跟女儿的对话中,他坦诚道,“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这是一个深深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是什么的人,他也许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一位经济学者比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更大。

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吴敬琏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还在于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2000年底,吴敬琏用如此激烈的言论批评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2001年年初,吴敬琏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访问时对当时A股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如是批判。

他因此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围攻,在参加一次电视节目时,他淡淡地说:“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的,要像一把冰冷冷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的经济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

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

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在民间,他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围攻,被看成是政商权贵和海外政治势力的同路人,2008年,他还一度陷入过一个莫名的“间谍门”事件。

而这些观点显然都有偏颇。

吴敬琏的经济思想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

在晚年,他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其评判的唯一准绳,就是法治化。

吴敬琏著述繁多,最能体现他的经济思想全貌的,便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从1995年起,他在社科院讲授“中国经济”课程,后来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开设同门课程。吴敬琏在讲义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出版成书。

到2020年,吴敬琏90岁,步入耄耋之年。与他同龄,并仍活跃于知识界的还有厉以宁、茅于轼和资中筠等先生,他们的一生与中国现代化同行,饱受磨难而始终不屈,他们对民主、宪政的信仰和改良主义立场,是一代人共同的底色。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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