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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新冠肺炎们”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2020-05-24 08:00:00    创事记 微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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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吴老师从自己书房的上千本图书中,精心选择了50本影响商业的图书。在过去一年中,他重读了它们,并做成了一个解读音视频节目,还写了一本书。现在,我们在音视频节目和纸书的基础上增加了2副扑克牌,它们共同组成了《影响商业的50本书》限量礼盒,帮你构建商业知识图谱。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最广泛的模式。

——贾雷德·戴蒙德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835年,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了物种进化的规律,从而得出了“物竞天择”的自然生存法则。从此以后,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养成了这样的爱好,他们喜欢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热带岛屿、原始丛林或冰川,去探索达尔文式的秘密。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新几内亚岛,那是地球上的第二大岛屿。1972年,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叫耶利的土著朋友。

有一次,耶利问戴蒙德: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真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年轻的戴蒙德被问得愣在了那里。二十五年后,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试图认真地回答耶利的这个问题。

“耶利之问”,其实早有人回答过。

最著名的是种族说,即各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存在着差异。有研究便认为,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小,欧罗巴人种在智力上优于其他种族的人类。

还有就是气候说。有人类学家指出,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让人闲散懒惰,惧于深度思考。

再有就是地理文明说。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因而率先实现了粮食的自足,进而推动了社会分工。随着人口的增加,部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因而语言和文字被发明出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人类史上最先进的23个文明民族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在欧亚大陆。

作为一个演化生物学家,戴蒙德首先不认同种族说。以他的专业知识,他反而认为,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克服对成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

他也不认同气候说。他举例论证说,唯一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

因此,戴蒙德的结论是: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戴蒙德的叙述从大约700万年前开始。根据他的推演,地球上的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驯化牲口、种植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到戴蒙德创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很多交叉性的新学科,包括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以及研究病菌的分子生物学,而他本人恰巧正是这些领域的顶级学者。

这本著作中的“病菌”,就是戴蒙德研究13000年人类演进史的一个独特的角度,这也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

戴蒙德论证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过去战争的不少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印第安人有2000万之众,并形成了发达的文明体系,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是枪炮的屠杀造成了这个惨烈的结果吗?

戴蒙德的结论是否定的。主要的杀手,居然是哥伦布们从旧大陆带去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在这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中,戴蒙德还用不少的笔墨讨论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在欧亚大陆人中,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

英国博物学家杰克·查洛纳(Jack Challoner)主编过一本《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1001 Invent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其中,来自中国的只有30项,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在1500年——也就是公认的近代史之后,新出现的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这便又引发了一个耶利式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1500年之后突然丧失了发明的智慧?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慧,戴蒙德提出了两个视角。

一是文字。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唯一的书写系统,这使得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容易,而相比之下,其他种族的文字则要繁复得多。印度有850种语言,现代欧洲仍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语言和书写系统,戴蒙德常去的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居然有一千种语言。

二是动植物驯化。古代中国人在华北最早种植出了耐旱的黍子,在华南则培育了一年两熟的水稻,而猪、鸡和水牛,也是由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它们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和耕作劳动力。

在“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戴蒙德提出了“最优分裂原则”。

他认为,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正得益于它的长期分裂。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和技术、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由此正是“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而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导致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

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是另外一个极端,它在地理和语言上,比欧洲更为分裂。戴蒙德的“最优分裂原则”便是:

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这是吴老师解读的第42本书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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