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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2020年怎么看,怎么办?

2019-12-10 17:43:42    创事记 微博 作者: 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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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述:吴晓波  财经作家、890新商学创始人

  采 写:曹雨欣

  来 源:正和岛(微信号:zhenghedao)

  再次见到吴晓波,是在深圳。

  “我们很少做发布会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培训博览会……”吴晓波坐在会议室中间,笑着和到场的十几个记者说道。此次,他着重介绍了“890新商学”APP,这是今年9月份由“吴晓波频道APP”迭代升级而来的一款产品。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不能单纯用“自媒体”来定义这个团队。在商学培训风起云涌的大海中,吴晓波带领这支年轻的队伍再次扬帆起航。

  曾经,吴晓波也常常坐在媒体席的位置,向国内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提问。今天,他成为一个被提问者。在中国火热的商业土地上,他最初只是岸边的观察者,被外界称为“最会赚钱的财经作家”。而今,他挽起裤腿,扎进真实的商业实践。

  “吴老师”还是“吴总”,吴晓波已没有了身份上的撕裂感。在他看来,不管是写书,还是做出版、运营自媒体、投资、拍视频节目等等,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情:伴随中国商业成长。没有谁能定格一颗正在向上的心。

  今年,吴晓波在全国各地调研企业、讲课,依然很忙碌,但并不平静。9月“巴九灵”被中止收购,外界一度有各种声音。在此次专访中,吴晓波第一次做了正式回应。

  2019年即将过去,我们该怎样和它告别?2020年会好吗?听听吴晓波的洞见。

  “我们还会继续考虑上市”

  正和岛:近期,外界对您比较关注的事件之一是“巴九灵”的上市计划。9月27日,全通教育发布公告称终止收购。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希望您能做一个回应。

  我们筹备了一年多时间上市,在今年9月份收购被中止。

  从外面看,我们失败了;但对我们内部来讲,这只是一个过程,其实也没浪费什么东西。资本市场对我们有一些争议,同时也有一些认可,也会因此更了解我们。

  争议的部分可能集中在个人IP上。我从一个评论者变成了被评论者,这存在一个角色的信任问题。我还曾专门到监管部门讲个人IP和公司的关系。

  被认可的是公司这几年业绩的发展,以及商业模式本身。资本市场觉得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是文化创新的方向。

  别人的每一个质疑、每一个问号都值得我们思考。公司前前后后回答了整整108个问题,这也是一次考试,让我们用另外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企业。这是一件好事。

  外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资本市场。很多人就把公司上市变成了一个期末考,觉得好像跃龙门了。

  我长期做公司研究,非常清楚:上市是一个期中考,不是期末考;公司上市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况且,我们也没有通过上市变现的想法,这其实是一个经受公共市场考验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都听到了,会思考,会继续探索。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考虑上市。

  情怀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讴歌

  正和岛:前些日子,证大的戴志康自首。一些评论说,失利原因是文人做企业太有情怀。包括罗永浩、贾跃亭,似乎也都败在了情怀上。怎么在情怀与做企业谋利之间寻求平衡?

  哪个企业(家)没有情怀?

  阿里巴巴开始创业的时候,马云有他的情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罗永浩的情怀是要做最好的手机;我们也有做企业的情怀——为商业提供好的知识付费产品。

  戴志康是败在情怀上吗?不是,他是败在P2P上,是互联网金融风控没管控好。罗永浩败在情怀上吗?也不是。他进入到这个行业时,已经走到末端了——他败在了对行业本身的理解和产品上。贾跃亭败在情怀上吗?也不是,他败在了生态化战略上。

  没有情怀的人不要做企业,那是一个生意人。情怀本身是一种企业愿景,是一个人做事情的起点、发心。一个企业的成功,有很多因素,跟情怀没有直接关系。要记住:

  没有一个企业家败在情怀上,没有一个人败在情怀上,他败是因为商业本身的事情。情怀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讴歌。

  贾跃亭的“为梦想窒息”,和马云的“让天下人没有难做的生意”,以及比尔·盖茨的“让每家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在我看来是一回事,他们都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同样一件事,一件很疯狂的事。如果马云、比尔·盖茨失败了,外界可能就会嘲笑他“这个傻瓜,竟然有这个想法”,外界的嘲笑仅仅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话题而已。

  每个人做好自己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喜欢马云,但必须承认,他做了一个特别牛的企业;很多人喜欢贾跃亭、罗永浩,但不可否认,他们是创业的失败者。

  我看商业可能比较冷静。艺术很难用一个比较普世的标准来衡量,但商业是成败论英雄、财务报表论英雄。这是商业最美好,也是最残酷的部分所在。

  情怀需要用成功来证明。

  中国制造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

  正和岛:如何看双十一期间,薇娅、李佳琪等直播播主高带货能力的新商业现象?还有哪些类似的事件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目前,各行各业都在被改变。10年前,还没有美团、滴滴,我也没有自媒体,没有公众号。但现在大不一样了。

  今年,和我工作有关的有两个东西挺值得关注。第一个是新国货,双十一国货卖得很火,几年前还出现了一些国货企业家;第二个是购物直播,比如李佳琦、薇娅。现在有一种商业模式,叫“圈层社交会员制”,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

  正和岛:今年有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很火。“中国制造”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中国制造今年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原来的产品基本是价廉物美,现在则是物美价平,东西好,价格还得合理。新国货基本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最近在跟亚马逊合作,亚马逊在推中国好货,这是以前没有的。很多跨境电商公司也开始做这些国货品牌。大概在2015年后,我们做企业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产品的新一轮品牌运动,它的主题就是新国货。

  还有一个新变化,也是2015年,那就是生产线的智能革命,当时我们在全中国找服装定制工厂,只找到极少数的几家。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工厂都可以柔性化生产,实现定制。

  正和岛:那未来有哪些新趋势?

  所有商业的趋势,都是两个因素的互为驱动:供给和需求。新国货主要是供给端,需求端的变化体现在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上。

  像知识付费学习就是需求端。得到、喜马拉雅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没有流量成本的下降,怎么可能会有知识付费?

  消费者有了这个需求以后,知识付费开始野蛮发展,出了很多产品。今天,大家可能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线上、线下课程。还有一些企业买一些产品给员工,变成企业大学。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企业一直都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领跑的那些大都来自于欧美日的发达国家,但到了七八年前,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他们的企业学习便陷入了困惑中,现有的培训系统却跟不上。

  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如果有十分之一有志于成为一家学习型企业,就是一个数千亿级的市场。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极度分散、快速迭代的新型市场。

  在我看来,中国的商学培训业从全盘日美模式的“引进时代”,到非学院派野蛮发展的“草根时代”,2019 年的今天,培训业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新商学时代”,产业瓶颈和机遇同时出现。

  我们正式推出自己的商学培训体系——890新商学,全面进军商学培训市场。我们希望能用新的内容、工具和合作方式,把中国的商学培训市场重新认真地做一遍。我们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App上已拥有150多门课程;3月启动企业大学的共建计划,可以提供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服务和定制服务。

  还有一些新的商业现象,比如科创板,机器人,3D打印等科技创新。今年双十一,猫粮、狗粮的销量超过了奶粉的销量,这是因为单身经济比较发达,90后、00后现在都养猫养狗……类似的这样的新现象太多了。

  在中国,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

  正和岛:这两年,您的《十年20人》《地标70年》等视频节目陆续播出。在您调研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事或者重要的思考?

  比如我今年去景德镇。景德镇原来是做日用瓷的,曾有十家瓷厂,生产全国50%的日用瓷和80%的出口瓷。

  我这次去的时候,十家瓷厂全部倒闭了。日用瓷在景德镇已经微不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家以80后为主的工作室,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瓷替代了普通的日用瓷。。

  这背后折射的是消费升级。

  我们去北大荒去看飞鹤奶粉生产基地。过去他们是奶牛加工厂模式,现在奶粉公司自己种草,从牧场起家,把关奶粉质量。

  我们还去了横店。印象中的横店有很多古建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今年1月份时它就有了80多个影棚,未来还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影棚。

  创新在今天变得格外重要。景德镇有几百年的优势、横店有二三十年的优势,如果不创新,都活不到明天,这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

《地标70年》之横店《地标70年》之横店

  在中国,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会更加深耕在一个行业。我不相信那些快的东西。我们是写书、做知识产品的,也快不起来,需要扎扎实实地把内容做好。像我们给银行业做企业大学的在线学习课程,一个小团队在做,48门课,有培训课、直播课、训练营计划、学习指南等等。

  正和岛:这几年,大家感受到有很多不确定性。据您的观察,还有哪些不变和要坚持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商业或者非商业的成功都来自于专注。专注了以后,再不断地突破边界。

  像曹德旺做了30多年的玻璃,他就是很聚焦,连玻璃也只做汽车玻璃。我去见张瑞敏,他问我“什么叫冰箱?你觉得2019年海尔的冰箱和1984年的冰箱是同一台冰箱吗?”他这么多年其实都在聚焦做冰箱。

  这个时代跟几年前、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聚焦,再不断地突破,每个人生都是这样。

  我去过毕加索在全世界的三个博物馆,一个在他的家乡,一个在巴塞罗那,还有一个在巴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一直在做艺术,很专注。

  活到80多岁,除了交很多女朋友以外,毕加索还干了一件事,就是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他从最经典的油画到达达主义,到印象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我挺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一直专注在一个领域里,不断地突破昨天的自己。

  我从1997年开始写东西,到现在22年。连续每年写本书,明年3月份还会出版一本《影响商业的50本书》。这实际上是一种职业的自我期许。

  真正有职业的人都是如此。周杰伦连续十几年办演唱会,郎朗现在每年要办100多场钢琴演唱会,村上春树连续30年写作,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54本书。就死磕。

  企业家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

  正和岛:您在《十三邀》中提到,未来2-3年要做一个“企业家与社会”的课题,这个涉及到企业家的公共价值。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在学习京瓷哲学、致良知等等,在追求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做这个课题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一个国家的财富拥有者在满足物质自由后,一定有公共需求。这部分人跟社会、政府、普通社会阶层的关系,有时候会变得很紧张,变得互相不认知,太快了。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现在的生存状况,和他在公共需求改善过程中扮演的的社会角色,会延续很长时间的焦灼期。

  企业家本身也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从柳传志到现在的95后创业者,基本上是几代人。变化一直在发生,冲突也在发生。

  这需要梳理历史,也要了解大家的认知,最终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循环反复。在中国,可能只有很少数人思考,但实际上是公共性的问题。

  50、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从小接受公共表达的教育更强。现在90后、00后可能会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但也会有类似公共表达的欲望。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并没有太减弱,而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未来,这将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

  正和岛:从”吴老师“到“吴总”的身份转变,您会不会时常感到自我怀疑和挣扎?

  我能接受,我没有太大的撕裂感。其实我就干一件事,在伴随中国商业成长。我无非一手在写作,一手在做企业。服务客户的同时,我在企业的收获再变成我写作和讲课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讲是一回事。

  就像这次开发布会,从过去参加别人的发布会到今天我们自己开发布会,从过去评论别人到现在被评论。这也是商业之美。

  我从2004年开始做企业,到现在15年了。我们做生意、做产品,能更深度地服务企业和年轻人。看到他们获得成功,我们也很高兴。

  我对企业的洞察力、对企业家的理解认同,跟这几年做企业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也不是个例。全球又做学者又做企业的人,从德鲁克开始,到彼得·圣吉、汤姆·彼得斯,到迈克尔·波特等等,他们是学者,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咨询公司或者投资。

  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年度过“化雪期”

  正和岛:希望您能总结下即将过去的2019,又如何看2020年?

  2019年是过渡性的一年。这一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问题,只能意味着互联网式的落幕,新硬核科技的崛起。

  而未来方向也未能清晰呈现,没有构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商业模式不清楚,新赛道没有凸显,过渡期就是很模糊。科创板也很明显,先是给外界带来很大的期望,接下来该跌的还是会跌;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一样的,没有结局。

  过渡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化雪期,化雪期最冷。在下雪的时候,或者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国家可能会出4万亿计划,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刺激;春暖花开的时候,新的赛道很明显,大家又可以做各种尝试。最难的就是化雪期,雪下完了,但是春天还没来。这个化雪期很长,美国用了20年,从1970年到1990年经历了三任总统。

  我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到十年就可以度过。好不了、坏不去。就像我认为,2020年肯定不会比今年好,也肯定不会比今年差。

  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等待新科技的爆发、新商业模式的转变、消费审美的改变。跟上了就跟上了,跟不上就没机会了。这段时间其实挺痛苦的,消费者也很痛苦。在这样一个过渡期,我建议要往小里做。

  焦虑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这一代的焦虑,是怎么把一条路走到黑,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现在年轻人的焦虑,是怎么能一次多走几条路,“人生的路越走越多”,没有置之死地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焦虑。

  我还会在今年的年终秀演讲上讲,企业靠熬是熬不过去的。如果希望用原来的经验,熬到国家再放一次水都不太可能。即使到了明年的春天,也不是去年的春天了。

  正和岛:究竟以什么心态面对这种焦虑?

  99%的人都不会成功的。我就一个建议:做一个专业的人。

  写稿子的就把稿子写好,办培训的就把培训办好。把你做的事情变成专业,把你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别去想太多的事,因为想了也没用。

  以我为例。90年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就多看企业,多写文章。但我觉得运气比较好的是,2000年写了《大败局》,关注案例写作。第二个运气好的是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30年》,它让我进入企业史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我还从事这样的研究。我现在所有的影响力,和大家对我的认同都来自于这。但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我要做案例研究。《大败局》是我的第五本书,我前面四本都卖的很烂。《大败局》之后有好多书卖的不好,2008年后又卖得不好,我还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探索,慢慢就会在某个细分领域里面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为什么我现在还写书?我的钱不够用吗?是因为我觉得这有意义,我享受这个过程,哪怕质疑很多。我写作的高峰可能是32岁时候写的《大败局》,即使到75岁我也写不出第二本《大败局》。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老了以后,对别人说“你看我每年写本书,证明我很努力”。

  情怀不值得尊重,努力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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