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对话美国思想家 他的思想基础一直是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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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悟00000空

　　来源：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6月17日下午14:00，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深圳与两位美国学者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相约下午茶，一起参加的还有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陈黎芳女士。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思想家们讨论问题，高瞻远瞩，超越时空，仿佛从太空看地球，从千百年后看今天，国家、政府、党派、民族、企业、个体的形骸间隔都消失了，一时一刻的利益都消失了，它们的矛盾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整个人类的福祉和进步。 如何为人类的福祉、进步做贡献呢？大家一致认为，要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对抗。几位英雄颇有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之意。 

　　当被问到现在人类到底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时，老任说：“我认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创造财富’，使更多人摆脱贫穷。社会一定是要合作共赢的，每个国家孤立起来发展，这在信息社会是不可能的。在工业社会，由于交通问题、运输问题形成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做一个缝纫机、拖拉机……；在信息社会，一个国家单独做成一个东西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所以，全世界一定是走向开放合作，只有开放合作才能赶上人类文明的需求，才能用更低的成本让更多人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福祉。”

　　| 和任正非喝咖啡 任正非对话数字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全程

　　老任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反对自主创新，这让不少网友十分困惑，难道华为真的是靠“偷”别人的技术做到世界第一的吗？那么5G又是从哪里“偷”来的呢？别人都没有啊。 

　　其实，老任反对的不是“创新”，是“自主”。

　　他曾说：“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自主创新若是精神层面我是支持的。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创新，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得到别人的许可，付钱就行。如果我们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许可，还是要付钱，这是法律。当然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工程创新。”

　　或许换一个词可以减少大家的误解，老任反对“封闭式创新”，提倡“开放式创新”。封闭的、孤立的创新太浪费公司、国家、人类的聪明才智了，不利于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基础是开放、合作。 

　　这次下午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也说：“如果我们各行其道，那真是太可惜了，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他还说：“我最关注的是信息和科学开放。我来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太重视贸易、商业或股价，而是重视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只有当人们从一开始就保持开放态度，我们才能不断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发展。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世界上还存在其他问题，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我主要关注世界如何进行合作。在科学发展早期不存在全球竞争，因此科学发展才能从合作中受益。” 

　　在问答部分，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再次强调：“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在走向封闭，都必须予以制止。”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思维方式表示遗憾：“认为你有什么东西而我没有，你从我手中拿走东西据为己有，那我就没有了，这是非常过时的思维。可惜，这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思维方式。”

　　乔治·吉尔德在听完老任对于人工智能的观点后，感叹说：“当任总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极有远见。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的领导人能够就技术发展这一核心话题进行如此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应该与华为达成协议的原因。华为是全世界的资源，而不是应对后门和安全问题的小角色。”

　　老任有一个观点：“没有正确的假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就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 

　　老任的假设是开放、合作，战略的选择最终反映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假设，开放式创新战略、备胎战略都是这种假设的衍生。正是开放、合作的假设让老任选择了开放式创新战略，制定了备胎战略。 

　　前一阵方舟子质疑华为的备胎战略：“备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国公司赚不到钱？”这句话其实暴露了方舟子对这个世界的假设，他的假设正是“开放、合作”的反面，是“不开放、不合作”。按照这个假设做人做事，路是很窄的。 

　　老任的回复很中肯：“备胎、备胎，胎不坏，为什么要用？”看得出老任和方舟子对于备胎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老任认为搞备胎是为了在现有的轮胎坏的时候顶补上，防止车不能开；方舟子认为搞备胎就是要把所有现有的轮胎都替换掉，不管有没有坏，他的定义其实不是备用的概念，是替代的概念。老任研发“备胎”，不是像方舟子想象的那样为了取代现有的胎，只是为了获得战略灵活性，为了确保生存，确保共同生存。 

　　所以老任说：“如果都用‘备胎’，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没有像他想象的‘备胎好用，怎么不用’，他不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没有和美国公司表明不用它们的器件，而是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共同为人类服务。在早期，我们还把芯片这方面的开发心得告诉对方，甚至研究成果，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 

　　不仅仅是供应商，连竞争对手对华为都非常好。当年欧盟政府告华为倾销时，第一个跑去帮华为澄清的是瑞典政府，是爱立信说服瑞典政府去帮华为游说的。那时华为的通讯设备技术领先爱立信三四年，但它从来不急于推出新产品，总是试图给爱立信足够的时间跟上。 

　　其实老任很早就开始反对 “竞争对手”这个词，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正确的词叫“友商”。老任在世纪更替、华为大踏步走向海外之际，提出了“友商”概念，他说：“竞争对手也要手拉手，也要走向合作。”此后，“竞争对手”这个词在华为的词典里几乎就消失了。 

　　“友商”这个提法，从经济学博弈论的角度来讲是十分科学的、先进的，和老任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也提出了竞争对手要走向合作的思想。

　　1996年，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拜瑞·内勒巴夫（Barry J. Nalebuff）和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亚当·布兰登勃格（Adam M. Brandenburger）写了一本书，叫Co-opetition，是cooperation（合作）和competition（竞争）两个词的连体词，中文译为《竞合》。

　　为什么竞争对手也要合作呢？企业小的时候和竞争对手合作，是为了把整个市场做大，自己做强，是为了发展；企业做大了继续和竞争对手合作，是因为深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模糊性、波动性、不确定性很强（所谓VACU，Volatile、Ambiguous、Complex和Uncertain四个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导致它的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很大，所以要敬天畏人，这样才能生存。总之，不管企业大小，为了生存、发展都必须竞合。

　　老任在这次下午茶上说：“以前不坚强时，我们都加强与美国公司合作；更坚强以后，我们更会和美国公司合作，更不怕再发生类似情况。我们不害怕使用美国零部件，不害怕美国要素，不害怕跟美国任何人合作。但是，也可能一些公司没有我们那么强大，可能会谨慎使用美国要素、美国成分，这些对美国经济会有一定的伤害。但是华为不会，我们已经很坚强了，是打不死的‘鸟’。”

　　有人崇尚丛林法则，过分强调竞争。但其实丛林法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存。

　　这次下午茶，老任就说：“人类社会不是丛林法则，因为人类社会总是要合作共赢的，多种力量是制衡的。为什么要走市场经济、不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制衡会有浪费，但是通过制衡形成了有序的发展。这个社会上还有法律，还有制度，还有宗教，还有道德的约束，这些约束都会使得我们社会不走向丛林法则。社会还有《反垄断法》，当狮子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让它壮大了，必须要一刀劈成两个狮子，维持社会平衡发展。” 

　　陈黎芳董事也讲到：“我也不喜欢用‘丛林法则’来形容人类社会，大家都知道最凶猛的动物狮子老虎没有人打得过！为什么人类发展到今天？是团结、协作，这是永恒道理，不是丛林法则。”

　　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时代，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互为依存性越来越强。华为、苹果、英特尔、高通等等公司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纯粹、简单、单一的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揉杂并存。有时互为客户，有时互为供应商，有时是竞争者，有时是互补者，有时是合作者。所以很难用敌友关系来界定。敌人的朋友未必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 

　　敢对竞争对手穷追烂打的人往往太过自信，以为这市场上就两个人或几个人，把别人打死了自己就可封武林至尊了。这种心态下很难看到潜在进入者，更难看到更高维度的威胁。 

　　当年日本腕表两巨头西铁城和精工打得昏天黑地，每年投入巨资做研发，不断地召开发布会，说明自己的手表比竞争对手走时精准多少多少，一个说我的手表只需要一年矫正一次时间，一个说我的手表只需要一年零一个月矫正一次时间。这其实已经大大超过消费者对于走时精准度的要求。不久杀出了个瑞士斯沃琪，把手表做成了时尚用品，一个多愁善感的意大利男人可以买七块不同颜色的手表配合他每天不同的心情和着装。

　　阿里和京东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突然杀出了个拼多多，野蛮成长，两巨头措手不及。

　　奥林巴斯和尼康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突然杀出了个手机，人们忽然就不用相机拍照了，转而用手机拍照。

　　方便面怎么也想不到它的竞争对手竟然是外卖。这算是后者的两个例子，三体降维打击。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这就是狂妄自大不谦逊的代价。

　　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名著《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History）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一颗慧星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飞得过于接近地球，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天体搅得天翻地覆，很可能会让人类和跳蚤在烟雾和热气中窒息而死。”

　　人类面临的环境的VACU程度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谦逊。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也是一样，它面临的环境的VACU程度越大，就越需要谦逊，就越需要对友商客气些，越需要竞合。 

　　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说不定哪个科技发明就颠覆了整个行业，在泰坦尼克上打架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死得更快。华为在某些方面已经全方位无死角地遥遥领先，但是它从来没有扬言要打死任何一个友商，一直强调合作共赢。 

　　华为是真的“怕美国公司赚不到钱”。方舟子的问法：“备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国公司赚不到钱？”他是作为一个反问句来问的，而实际上华为是真的怕美国公司赚不到钱。 

　　老任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他们能获得批准的话，我们还是会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

　　这次下午茶，乔治·吉尔德就说：“如果中美真的从技术上被隔离，最吃亏的是美国。”他还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仅仅是美国已经建立的技术地位受到了中国这个后来者的挑战，美国想要反击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无异于自杀。我认为，美国必须要处理好与华为的关系以及全球挑战，这么说其实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对于中美科技方面的关系，老任用了河流的上下游这个精当的比拟，他说：“总体来说，美国的科学技术要比中国先进发达。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开放改革四十年来有了一定进步，美国是一、两百年的进步，美国创新土壤等各方面都比较好。假设美国是上游，上游的水总要流到下游来。如果上游的水不流到下游来，下游就干枯了，但上游没有下游也会枯竭，因为下游的市场对上游特别重要，科技脱钩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如果我们强调“自主创新”，还会让其他国家误会我们的意图。现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九年前（2010年9月20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证词，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估，结论是“作为一个总体原则，我们应该采取较之以往积极得多的方式”。

　　其中一个论据就是，2009年11月中国发布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他认为“业已出现的一个麻烦趋势是中国鼓励国内或‘自主’创新的意向，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国外创新和技术”。

　　当然就算我们不提“自主创新”，莱特希泽也不会放弃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较之以往积极得多的方式”。

　　就像这次下午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总统曾公开表示，如果能跟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会重新考虑华为问题。很明显，这不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国家安全是不能用来交易的，这关乎的是其它问题。这场贸易战必须结束，同时我认为贸易战将很快结束，我也希望如此。”

　　不过既然这个提法既不正确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又会激怒某些巴不得找到更多理由遏制我们的人，我们不妨不提。人类的创新不是也不应该是封闭的产物。

　　去年四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就讲到连“两弹一星”都不是封闭的产物，他说：“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

　　民用项目和军事项目还不同，两弹一星只要搞出来就可以，没有时效性，也不怎么需要升级换代，只要搞出来了就有战略威慑力，有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武器，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芯片等民用技术则不同，能不能获得客户、利润，取决于研发的速度、产品的成本、质量，不开放合作，闭门造车，再怎么不惜一切代价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如吴老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企。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这也是为什么老任多次接受采访时恳求大家多谈谈教育的原因。这次下午茶，老任再次讲到：“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大众创新虽然看起来蓬蓬勃勃，大部分是应用创新，是在世界平台的基础上在创新。如果离开世界这个平台，我认为创新会有很大挫折。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投入和基础教育问题上还需要努力。”

　　老任反对“自主创新”，提倡开放式创新；反对“竞争对手”的说法，提倡友商竞合；制定备胎战略，而不是取代战略。他的战略、理论、思想、方向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企业、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开放、合作。 

　　这个假设符合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VACU程度越高，我们就越应该坚持开放、合作的假设，用它指导我们的方向、思想、理论、战略。在中美关系、全球格局异常错综复杂、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更应该坚持开放、合作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尽量多的朋友，争取尽量多的时间，国家、政府、党派、企业、民众各司其职，共克时艰。 

　　就在几天前，全球著名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在西班牙的十五个城市正式启用商用5G网络，西班牙成为继瑞士、英国后第三个开通5G商用服务的国家。华为是核心供应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人一时的决策不能阻止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顺昌逆亡。

　　下午茶的最后，主持人请大家各说一句总结。老任说：“我认为，世界就是合作共赢。”

• 作者简介：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留校执教。后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近20年。个人公众号：悟00000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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