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拍下巴菲特午餐的年轻人，活成了90后郭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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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首席人物观

　　文：江岳 周阳

　　01

　　少年孙宇晨曾经渴望成为韩寒那样的人。

　　他被韩寒的文字和特立独行打动，多年之后，他还能回忆起《三重门》后记里的那句署名：“一块上海大金子，韩寒”。于是，当他在2007年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作者身份来到上海，却没能在最后的颁奖仪式上见到韩寒时，失落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忧伤的情绪没有困扰他太久。

　　他有更加期待的事情：拿奖，获取名校自主招生资格。

　　对他而言，单纯热爱文学已经是高一往事了。受王小波“时代三部曲”影响，他当时喜欢泡在图书馆，经常花一周时间写实验小说，写完请同学评判，只要有人表示不喜欢就直接烧掉。

　　这份狂妄和痴迷很容易让人想起松江二中时期的韩寒，后者曾经放言：“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钟书是第一，我是第三。”这位体育特长生永远坐在教室角落，埋头看书和写作。他的朋友们相信，当时他已经在准备《三重门》，在宿舍的昏暗灯光下，他不止一次得意洋洋地念着稿纸，分享“林雨翔”的故事。

　　但孙宇晨和韩寒终究不是同类。

　　韩寒的求学之路止于高二，孙宇晨的“觉醒”也发生在同样的年纪，但他选择了相反的路——相比不带功利性地看书，世俗世界的承认显然能带给他更多快乐。

　　于是，进入高三前，他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所有闲书搬回家、不进图书馆、放下对老师的爱憎、确保晚自习3小时的应试训练、每天制定计划并严格完成。

　　他的目标是中山大学。他还想过人大，那是王小波的母校，但对于当时的孙宇晨而言，这所名校显然有些遥不可及，属于“极限的非分之想”。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为他靠近梦想的契机。

　　坚持三年参加初赛都杳无音信之后，他在高考前6个月终于接到复赛通知。去上海参赛，来回耗时需要两周，周围的人都在劝他放弃，但他决定搏一把。

　　孙宇晨后来形容那是一场理想主义的重新萌动，但对于这位成绩陷入瓶颈期的高三少年，去上海参赛显然也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办到第七届，很多有文学特长的孩子借此通道进入名校。

　　他赌赢了。

　　此前研究的获奖作品套路显然发挥了作用，他成为当年的一等奖作者之一，获得北大自主招生资格，可在高考时降分20分录取。

　　更神奇的事情是，他的学习潜能就此激发。回到惠州的5个月，他全力以赴投入学习，把分数从模拟考试时的459分提升到最后的650分——即使没有加分，这个分数也足够把他送进名牌大学了。

　　孙宇晨如愿进入北大中文系，昔日偶像韩寒在他的新世界里却渐渐远去。

　　尊崇文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刚入学时，孙宇晨还热衷于在《萌芽》上发表小说，希望成为90后里的韩寒，但他没能如愿写出爆款，《萌芽》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式微，事后他感慨：

　　“韩寒也真是走了狗屎运，赶上《萌芽》最火的时候。到我写的时候，已经走下坡路了。上万字登出来没有任何动静，真心受不了。”

　　02

　　出身上海中产家庭的韩寒有恣意人生的资本，从小城走出的孙宇晨没有，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相比之下，孙宇晨与郭敬明才是同类。

　　他们都在小城里向往外面的繁华世界，不愿放过任何一块跳板，于是他们好好学习、认真钻研新概念大赛获奖文章风格，直奔第一名的目标而去。

　　第一次到上海时，他们都被这座城市的流光溢彩深深吸引，郭敬明发现这里最矮的高楼都比老家自贡的高很多，而孙宇晨感慨：在这种地方，你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得到。

　　高考把他们带向大城市，置身时代洪流之中，他们都牢牢抓住了新机遇。

　　他们的姿势不尽相同。

　　郭敬明的上海新生活始于卑微。他的自贡老家其实不算穷，父亲在国企，母亲在银行，他早早就能穿上名牌鞋。但刚开学到上海，差距就显出来了。当他掏不出从机场打车去学校的300块时，他的同学却坐着私家车带着保姆在办入学——他所在的上海大学一半以上是本地生源，老师讲课也经常飙上海话。

　　类似的刺激在开学之后成为日常。他在多年之后还记得：

　　周围的同学都在用最新款的手机，在穿名牌时，我永远在用最老土的手机，什么都不能穿。当我不能去餐厅吃饭，只能吃食堂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城市不属于我。

　　在这座尊崇金钱的城市里，他的自尊心在一次次鄙夷的眼神中受到打击：

　　带母亲坐地铁，因为不会刷卡过闸机被工作人员用上海话吐槽老土；参加活动被误以为是助理，认真准备的服装被嫌弃；在奢侈品店想试衣服，店员眼都没抬，“你不适合。”

　　郭敬明反击这个世界的工具只有文字。

　　他继续写作，白天参加活动，晚上专心码字，每天能写两万字。他抓住每一次机会，当春风文艺出版社向8位新概念一等奖作者发出约稿通知时，只有郭敬明回了信，表示自己正在写小说，期待进一步合作。

　　那部小说就是《幻城》。

　　春风文艺出版社对《幻城》很看重，它在出版社组织的试读中反响很好，于是，社领导拍板决定：起印10万册，当时一般新书的起印数是2万册。

　　这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到2003年年底，《幻城》累计销量已经达到84万册。有报道称，出版社以百万价格买断了郭敬明大学期间所创作作品的首发权。

　　这位大三学生就此告别拮据生活，不用再担心因为每天喝奶茶而没钱买鞋子。

　　笔耕不辍让他在上海这座城市逐渐立足。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时，他以850万的版税收入位列第五，到第二年时，他已经以1100万元的收入爬到了榜首。

　　他的身份也不再局限于作家。

　　天眼查资料显示，从2006年起，郭敬明先后担任最世文化、令秧文化等6家公司法人代表、4家公司的高管。其中，最世文化名气最大，旗下包括笛安、落落、安东尼、七堇年、痕痕、猫某人、苏小懒等人，他们都被捧成了代表青春文化的热门作者。

　　郭敬明还抢到了院线爆发的红利。2011年起，他将《小时代》四部曲和《爵迹》影视版权陆续售出，2013年6月，《小时代》上映，刷新国内电影市场多项记录：排片超过45%、首日票房7300万元等。

　　毫无疑问，他迎来了自己的小时代。

　　03

　　作家郭敬明融入了上海，“公知”孙宇晨适应了北京。

　　2009年秋季之前，孙宇晨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北大学生。不过他的野心和精明已经在转系一事上略有体现：他发现，自己在中文系再怎么努力也只是中上等，而历史系的考试科目少，论文占大头，跟老师多交流就容易拿到高分。

　　转系成功后，他保持绩点第一直至毕业。

　　他显然也对这个正确的选择感到骄傲，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在一个领域当不了第一，马上换下一个。

　　他渴望被关注，并对此毫不掩饰。后来一位熟悉他的投资者评价：名气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锦上添花，对他来说变成了必需品。

　　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一个学期，以交换生身份感受了香港的民主氛围之后，孙宇晨为自己找到了能够迅速吸引关注和名声的人设：公知——相比之下，郭敬明每天写作2万字，还要经历繁琐的出版流程才能得到延迟满足，简直过于传统了。

　　出名要趁早，孙宇晨等不及了。

　　他开始活跃在人人网等社交平台，北大乃至更广阔的公共事件都是他的批评对象。对北大“会商制度”的批评让他一战成名。2011年，北大计划发起一项针对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等十类重点学生的学业会商制度，“思想偏激”成为孙宇晨攻击的靶子。

　　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言辞犀利，“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后来，事件讨论热度不断升级，孙宇晨也名声大振，4个月后，他与蒋方舟共同登上《亚洲周刊》封面，成为《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报道的主人公。

　　孙宇晨很快把自己的人人网昵称改成：孙宇晨｜亚洲周刊封面人物。

　　命运中的巧合总是如此雷同，很多转折点都是以随机的模样出现：郭敬明是当年唯一回复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作者，于是才有了《幻城》；孙宇晨登上封面，也是因为记者张洁平时间紧张，来不及写人人网上的自由派大学生群像，只能选取了一两个代表人物。

　　不过，高光之后，“公知”孙宇晨迅速跌落。

　　登上《亚洲周刊》封面的这年秋天，他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1个月后，他模仿当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搞起了网络杂志《新新青年》，但发表在创刊号的《老兵不死，一九四九》很快被举报抄袭。

　　昔日荣光成为他的枷锁，批评声中，他拔掉网线销声匿迹。数日后，他以《我的最终回应》一文否认抄袭——态度之强硬，像极了2006年被法院判处抄袭成立之后的郭敬明，后者赔付了经济损失，却拒绝承认和道歉。

　　但孙宇晨无力改变的事实是：公知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04

　　若单纯以金钱维度衡量，郭敬明和孙宇晨都算得上有钱人。

　　孙宇晨“觉醒”在美国。他在拜访学者余英时了解到，对方年薪不过八九万美元，远远不如刚毕业挤进投行的年轻人。

　　华尔街成为他的新目标，他尝试过多种途径：创立公司制作视频节目、申请金融机构实习、延期学业备考法学院，好以律师身份闯入华尔街，但这些尝试都没有结果。

　　加入宾大投资协会倒成了无心插柳的选择。他逮住风口，买了特斯拉股票，又炒了比特币，收益达七八十倍——根据他向《智族GQ》透露的数据，收益在千万人民币以上。

　　孙宇晨就此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他没有满足于此。

　　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很快嗅到了新机遇，彼时，全民创业热潮正在国内兴起。2013年年底，他以Ripple Labs 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身份回国创业，拿到IDG 资本投资，成立锐波科技。

　　币圈随后进入2年多的熊市，但这并不妨碍孙宇晨成为创业明星。他买下一款陌生人社交 App“陪我”，主打匿名聊天匹配与收费语音通讯。

　　不过，对于孙宇晨而言，这款产品的营销意义显然大于商业意义——他就此成为创业典范。在资本吹出的90后创业浪潮之中，他是最积极的配合者，也是最高调的受益者。

　　更多标签随之而来。

　　2015年3月，他入选湖畔大学首期学院名单，是其中唯一的90后。消息刚公布，他马上更新了百度百科词条，加上“马云最年轻的门徒”。

　　他也善于自我包装。2016年，他效仿李笑来，在喜马拉雅开课《财富自由革命之路》，2017年3月，他出版个人自传+鸡汤性质的《这世界既残酷又温柔》，豆瓣读书目前评分7.1分，排行最靠前的一条评论是：

　　作者的确是个成功的典范，但就这本书而言，不过是一本通篇不断反复提点“马云”、“湖畔大学”、“比特币”、“北大”、“美国”等词语的网红书。

　　而2017年3月创建的区块链项目“波场TRON”让孙宇晨真正成为币圈新贵，尽管他身陷抄袭白皮书、发行空气币割韭菜等争议，但300亿左右的身家显然让他有了资本去以最高价格拍下巴菲特午餐。

　　于他而言，这是一场狂欢。

　　他早早在微博预热，消息公布后马上登上无数头条版面，“波场币”也随之上涨。昨天，他又宣布已经与巴菲特团队定下午餐的时间和地点——如同一场连续剧，他要用足够多的广告赚回这笔赞助费。

　　当孙宇晨以一往无前的姿态拥抱新世界，郭敬明却困在了旧世界里。

　　他在2016年遭遇了事业滑铁卢，《爵迹》票房惨败，他一度在发布会上失态质问“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

　　更残酷的事实是，《小时代》的盛况注定成为历史，《爵迹2》迟迟未能定档，《幻城》电视剧收视惨淡，而中年郭敬明也在渐渐失去青春市场。上海最世文化旗下的《文艺风象》杂志已经在去年年底停刊，官微上那句解释写透了郭敬明的困境：

　　“由于出版业断崖式下跌的现实原因，这本对于所有人而言包含浪漫情绪与拼搏意义的休刊号，面临无法出版发售的艰难处境。”

　　05

　　郭敬明写过很多关于寂寞的句子，青春年华里的少年们曾经很吃这一套。

　　“大雨总是淋湿我的眼睛、我的心，淋湿我独自度过的岁月。”

　　“寂寞的人总是记住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正如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

　　孙宇晨大概很难产生共鸣。寂寞不是他的关键词，他永远在追求关注，“我这个人真的无法忍受寂寞。我衡量一件事是否要做，热不热闹很重要，一定要有人搭理我。哪怕是骂我呢？”

　　他评价郭敬明为“很牛逼的资本家”，认为两人的相似点是：都很想要赢的感觉。

　　“不能输”的心态让他们始终高高扬着头颅。

　　身处争议之中，孙宇晨表现得更有底气。

　　波场白皮书被以太坊创始人V神指责抄袭时，他很快否认，还表示“商业社会里，老问抄袭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被李笑来在那段泄露的聊天录音里评价为“忽悠”时，他只是自嘲“躺枪”，假装没有听见坊间兴起的“币圈贾跃亭”称号。

　　他这颗高昂的头颅已经看不上昔日偶像韩寒，“他跟不上我们90后的时代了，本质上还是太懒了，很不给力。自从生了孩子，基本可以被清出青年人的行列了。”

　　如今重金拍下巴菲特午餐后，他又有了更多睥睨天下的底气。

　　“首位拍下巴菲特午餐的90后”，可想而知，这个标签将成为孙宇晨新的炫耀资本，更多人由此认识他，继而可能成为他的追捧者。

　　这很糟糕——如果说郭敬明的成功代表了商业社会对抄袭、拜金主义的认可，孙宇晨显然捡起了接力棒，还发出新信号：投机比努力更重要。

　　他的影响力越大，危害便越重。

　　当年轻人彻底抛弃理想主义，商业文明的根基注定会随之动摇。

　　还在北大上学时，孙宇晨曾经跟父亲参加一个奢华的官场饭局，散场后，醉酒的父亲在车里突然说：让你们年轻大学生看到这些，真不好意思。

　　后来的事实证明，天真的是父亲，而非儿子。

　　注：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你还可以在大风、企鹅、头条等平台找到我们。

　　部分参考资料：

　　1.《郭敬明·明利场》，张卓 张捷，《人物》

　　2.《风口上的孙宇晨》，何瑫，《智族GQ》

　　3.《民间区块链往事：天才没落与演员崛起》 李小猫不爱吃鱼 虎嗅

　　4.《了不起的郭茨比》，老道消息

　　5.《高三一年大逆转，从三本到北大》，何韬，《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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