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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眼中被仰视与被遗忘的《法制晚报》

2019-01-21 10:23:47 创事记作者：刺猬公社

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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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安地震，他心乱如麻，近一米八身高的北京大汉差点就哭了，他找不到编辑，编辑也找不到他，“烦死我了”。

　　文/石灿

　　来源：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

　　2018年12月31日，《法制晚报》（下文简称“法晚”）最后一次出现在北京的各大报刊亭，有人提前预定了当日期刊，报社加印，虚幻的“盛况”，竟让人产生错觉，仿佛回到了6年前。次日，这份诞生于纸媒黄金年代都市类晚报，将正式休刊。

　　撤退来得尤其迅速。1月5日晚，刺猬公社探访了法制晚报社位于高碑店的原办公地，几名工人正在现场拆卸办公设备。

　　推门进入，大堂前台后方的墙上还贴着法晚曾经的骄傲：“海外版报，伦敦街头看晨报”“转型融合，再次起航”“抢新闻，我们行走在一线”。

　　穿过大堂，办公区墙上，一些强调“采访写作规范”的箴言海报还未撤下，比如：《清晰写作的十条原则》。海报一侧的杂物堆中，一支银白色的奖杯，遗留在几部废弃的热线电话机前，奖杯底座上写着：“法制晚报2012年经营优秀团队”。

　　不止这些，曾经的法晚，还会把优秀报道与失实报道，同时张贴到办公区的醒目区域，员工开会的必经之路。这是典型的法晚风格，批评和表扬、光荣和过错，都不回避。有人把法晚形容为北京都市报的“黄埔军校”，是的，厕所的蹲位上，还贴着各类需要注意的工作细节。报社擅长用高压手段，逼出记者所有的可能性。

　　康江曾是法晚的一名记者，他在那里服役了整整5年。法晚第一次出现在康江的记忆里，是在2005年前后。他在北京读高中，经常从父亲单位拿一些杂志报纸来看，其中就有法晚。高中毕业后，他填报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慢慢和新闻有了交集，并越来越深。

　　2010年4月，法晚举行了一次招聘，应聘人数规模空前，好几百人，此后再也没有那种盛况。时任法制晚报社社长、总编辑王林不仅向应聘者安排了笔试，还增加了心理测试，也不知道心理测试是出于什么讲究，反正就这么安排上了。

　　康江也去了，他跨过面试、心理测试等环节，进入实习生行列，被分到了体育新闻板块，领导告诉他，要实习两周，再择优确定谁能留下来。

　　他觉得自己刚毕业没啥竞争力，又一心想考研，没过多久，就主动离开了。

　　没有突发，“不过瘾”

　　回家后，康江也没正经复习考研内容，当年考试结束，家人让他赶紧找个工作，研究生是肯定考不上了。家人问他想干嘛。他说，还是想干新闻。他深受传统新闻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心里总埋藏着一个记者梦。

　　直到现在，被新媒体思维冲击得支离破碎的新闻传播院系，都还在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价值理念熏陶莘莘学子。有些底层价值观是不能变的。

　　“新闻系学生最想干的，肯定是偏社会新闻或者都市报，如果想去，就去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报纸，比如‘京华’‘新京’‘法晚’‘北晚’。”康江最后去了法晚，这份报纸的前身是《北京法制报》，由北京青年报社创办，日发行量一度攀登到对外号称的70万份至80万份之间，广告部人员超过40人，它也成为了许多大学生向往的殿堂之一。

　　但现在已经没有新闻专业毕业生大量涌进传统媒体工作的盛况了，他们以前的选择少，现在他们的选择多如牛毛。传统的新闻理念也在崩塌，另一句曾盛行于新闻学界和业界的箴言也正在被瓦解——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这句话出自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发起者普利策之口，他希望，媒体和记者能代表公共责任和社会良知，在法律框架内就应该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空间，才能充分发挥出监测和预警功能。

张贴在墙上的各种“新闻行动指南”

　　最后，康江还是去了法晚的热线部门做实习生。这是个“劳动密集型”部门，要跑现场，人员流动性大，缺人，尤其是男人，也容易转正。

　　为了和其他的都市报打出区别，法晚打出的办报理念是“离你最近的报纸”。王林以地域为标准，在北京市行政地图上，给报社热线部门记者划分了不同的责任区域，东、西、南、北四个区域，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片儿，划得很细，从哪儿条街到哪儿条街，都能找出责任记者来。

　　记者不坐班，分在东边的记者一般家住东边，分在西边的记者一般家住西边，这是为了达到王林的另一个要求：突发事件发生后，必须20分钟内到达现场。如果记者漏报选题，要被报社查漏罚款。

　　康江家住在北京西边，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等部分靠近西边的区域都是他负责的片儿，但北京的高校集中在西边，大多时候他都跑高校，在大学里转悠，没有突发给他，“不过瘾”，隔了好久，西直门的一次火灾才给了他跑突发的机会，缓了“瘾疾”，不过是小稿。

　　报社一直维系着师傅传帮带的传统，带康江的人叫赵玫，赵玫见他有些灰心，没能遇上那种践行自己新闻理想的选题，便安慰他，大活儿会有的，说不定哪天就来了。

　　康江对突发新闻保持着兴奋，在他的行为背后，是一套“法晚风格”的方法论指引着他：早上出的新闻，一定要在中午12点前出稿子，一定要比早报性质的报纸写得好，不能输给早报。这是不同类别的报纸间的较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他们如何把新闻做得更漂亮，那是良币与良币争霸天下的时代。

　　那时，每一个片区都有自己的“一哥”“一姐”，西部片区的“一哥”叫蒋丁，以跑突发和拍新闻图片而知名，经常能在报社重要场合抛头露面或者露名，让他羡慕得不得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渴望得到那样的成绩被别人认可。后来，蒋丁成了他的半个师傅，教他做采访，教他写稿拍图片，还时不时教他做人。

　　“能不能干？不能干滚蛋！”

　　都市报的日常被无数社会新闻填充，突发最容易登上报纸的头版。

　　2012年一个货车侧翻的现场，已经转正的康江正式认识了线人刘吉明。报社为了获取独家新闻信息，会培养和保护自己的线人。在没有见到刘吉明真人之前，康江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货车侧翻现场，刘吉明把镜头对准他，把他和货车都装进了自己的相机里。康江很不喜欢被别人拍下来，令他气愤背后的惊讶之处在于，刘吉明清晰知道他的所在单位，实习经历，转正时间。刘吉明告诉他，自己特别喜欢《法制晚报》，他也就消气了。

　　康江很好奇，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呢？他们都还没见过面，刘吉明就能把自己的底细调查得那么清楚。他们交集不深，但在后来，康江还是会时不时与同事聊起刘吉明的线人事迹。

　　报社还处在巅峰时期那会儿，会在年底给线人发奖，一般都发前三名，刘吉明靠给多家报社爆料，得到很多报酬。但是到了2014年，40多岁的刘吉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不见了，他们都找不着这个人，电话号码也换了，突然从媒体圈消失了。

　　不少时候，他们都会被一些社会新闻惊吓到。康江有一个同事特喜欢跑突发，有一次，一小区家庭发生了凶杀案，女的被杀死了，他同事到现场时，还看到了被害者的老公在现场哭得特别厉害，心生怜悯，结果隔两天，公安局那边破案了，说被害者就是她老公谋杀的，平日里二人有矛盾。这波反转让他们猝不及防。

　　还有一次，同事钱芒的一位家人生病了，在积水潭医院就诊，钱芒外出瞎逛，走到医院大门，看到一男的用车推着一个满身沾满血的女孩儿，大声喊“大夫救救我们”，钱芒定神一看，女孩儿的手快被砍掉了。他冲上去说，我是报社记者，需要帮忙吗？

堆放在角落的足球和票据

　　钱芒后来得知，女孩儿是那男的女儿，在首都机场高速边上一村庄附近，有两拨人打架，男子和女孩儿遇到了他们，一拨人以为他们是另一边的帮手，就把那女孩儿给砍了。动手的那个人还是一村长的儿子，男孩的父亲刚竞选上村长。很多时候，康江总觉得自己生活在电影电视剧里面。

　　“突发”是都市报的核心优势，报社领导对记者的要求是，不缺席任何一个北京城的新闻现场。当时的规矩是，每一个区域的记者都要跑“三大”：大单位、大人物、大事件，哪一个大单位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个大人物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个大事件发生了，通通不能落下，否则要被罚款，或者是被报社领导当面呵斥。

　　大多数人都害怕王林，他像是报社的王者，在每周五的记者大会上，如果有记者写出好稿子了，他会死劲儿地夸，要是遇到不满意的稿子，骂人的时间会更长。大家都爱看他骂人，特爽，但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被骂的。

　　王林训斥记者时，常说，“能不能干？不能干滚蛋！”

　　王林也是报社新闻操作标准的制定者。新闻稿件导语不能超过一百字、图片要用冲击力强的、选题切入一定要新、写得好的重赏、写得差的重罚。

　　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2月9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北京市消防中心调动16个中队、54辆消防车赶赴救灾。王林半夜跑到报社，检查了夜班文字记者的相机，发现都没有拍照片，全被罚了钱。

　　“现场为王”理论的拥趸

　　他们所害怕和尊敬的王林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业，对统计学颇有研究，他给报社制定的各种奖惩统计公式让不少记者感到恐惧。

　　1990年到2004年，王林在《北京青年报》任职，2004年《法制晚报》创刊，前身是《北京法制报》，他成为总编辑。

　　他是“现场为王”理论的拥趸，经常在记者面前叨念，一个成功的记者应该去过一次地震、一次全国两会和一次战地。受王林这套理论的召唤，康江在2013年得到了去地震现场的机会。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发生的7.0级地震，后称“雅安地震”。康江记得特清楚，那天正好是周六，同事周钊早上8点钟给他打电话说，“四川地震了，我报名了，你去么？”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报社有女记者哭着闹着跪下来求报社领导，让她去现场，第一批没去成，还叫父母来求情。

　　“行，我要去，你们等等我。”还在迷糊中的康江发了个信息给统筹编辑，二话不说，他获批了。非常迅速，9点钟买完11点不到的机票，立马飞奔机场。出门时，他给在外买菜的父亲打电话说，他要去出差。他爸回他，“行，走的时候把家门锁好了。”

　　拎上背包和电脑，他就跑出门了。“那种感觉就跟当兵的都盼着有上战场机会似的，特兴奋”。一到震区，“法晚人”着急的特质立马展现出来，找人采访，赶紧写稿，赶紧拍照，发给编辑。

　　第一天在芦山县城，康江写了一篇医院安置点的稿子还差最后一段结尾，他想再改改，先把前半部分发给编辑，就在车上眯了半小时。他太累了，醒来后，车已经离开县城。

　　最后一段结尾是在他进山后写的，谁知道，进山后，没信号了。他心乱如麻，近一米八身高的北京大汉差点就哭了，记者找不到编辑，编辑也找不到记者，“烦死我了”。几个小时后才找到信号，把稿子传给编辑。

　　报社想让他在震区找一下逝者家庭进行采访报道。他心有顾虑和抗拒，人家刚遇到亲人去世这种事情，现在就去打扰他们，在他看来，挺招人烦的，会不好。但是出于职业要求，他必须去做。在去雅安前，他的一位前辈告诉他，你要是去采访逝者家庭，一定要带一点东西去，最好是白鲜花之类的祭奠物品。

　　在雅安哪儿有白鲜花呀，最初几天他连饭都找不到吃，看到路边有半盒别人剩下的白米饭，他捡起来就狼吞虎咽，才熬过了一个晚上。他花好半天找了两瓶矿泉水，前去一户逝者家庭探望，自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记者。那家人没有拒绝他，人家觉得，在这个大灾大难的关键时刻，不论你是志愿者、救援官兵，还是来采访的记者，只要你来看我，你就是关心我。康江被感动到了。

　　到了给逝者还魂的时候，康江提出想和他们一起去上坟的想法，对方也没有拒绝。康江最后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那个家庭，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节假日，那家的男人都会给他发节日祝福短信。

　　康江去过很多次四川，但每次都是出差，没有好好去看过那片土地。2018年年底，他专门去了一趟雅安，他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他想去看看那家人，邻居却告知，那家人去成都打工了。他听村里人说，那家人的房子建得还不错，孩子的学习也还不错。

　　他很安心。

　　雅安地震成了他最“奢侈”的一次出差，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一共去了近十个人，报社还把一位编辑给派到前线坐镇，在前方派选题和改稿子。康江的一位同事在上海拍车展，也报名了，报社没批，那位同事哭了。

　　按照常规，记者要在地震灾区待到“头七”才走。完成任务后，他们从震区回到雅安市区狂吃了一餐，一位同事的喉咙还让鱼刺给卡住了，去了医院才弄出来。另一位男同事分手了，他女朋友不让他去震区，他偏去，趁着酒意，康江和同事开玩笑，让他追另外一位女同事，喝趴前含糊说了一句，“行，回头试试”。后来，他们真在一起了。

　　王林不再骂编辑和记者了

　　康江刚工作一年多时，北京发生了“7.21”特大暴雨事件。官方信息称，截至2012年8月6日，北京已有79人因此次暴雨死亡。康江也去现场了，他和另外一位同事在石景山区和房山区跑选题。头七那天，各家早报头版头图都是遇难者名单，看着特别震撼，他以为《法制晚报》下午出版时也会发相同的内容，但后来不是。

　　他特别生气，回家一直和家人吐槽，他感觉，他所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人文情怀受到了侵犯，实在想不通领导为什么不用逝者名单。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他开始自洽了。有些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很多新闻事件往往是多面的，从新闻操守角度来看，当时不刊登遇难者名单也没有问题，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该新闻事件。

　　后来，他越来越喜欢把原来那套新闻理想主义隐藏起来，天天把理想挂在嘴边是没用的。他特别感谢他的家人，当初倾听了他对世俗的抱怨和不满。现在要变得更加职业才行，要考虑新闻选题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社会效应，而不是简单的躁动和激动，“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么发展的”。

　　他也不例外。

　　康江一直有两个战场的对手，一个对手来自报社内部，他一直想拿年度优秀记者，即便到头来没拿到；另一个对手来自兄弟媒体，像《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他们大多时候都会暗中较劲，同时操作一个新闻选题时，看谁写得好，看谁的照片拍得好。康江一直觉得《法制晚报》在雅安的表现非常出色，从没输给北京的任何一家媒体，“那次绝对没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