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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度去创业:中印合作,互惠共赢

2018-01-04 08:30:33    创事记 微博 作者: 胡剑龙   
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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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剑龙

  来源:剑龙出印度记(ID:seeindia)  

  接受老东家《南方周末》的邀请,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写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万洪。2015年底,他在班加罗尔创立消费贷企业KrazyBee,如今已成长为行业翘楚。这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体的故事,更有一个时代的影子。这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祝福朋友们。

  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同的喧嚣。

  2017年12月21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巨大的噪声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即将上市。“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如今,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2015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两个月后,他决定离职,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他说,每次回深圳,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很舒畅,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外打拼的华为员工,同样意味着幸运。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Hosur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

  “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性。”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

  “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

  那时,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买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学生的月支出,少于5000卢比(约合500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银行反问他,“你怎么能相信学生呢?”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没有回报。首先,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强大的资源网络。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东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究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轮的800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在华为系统,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在海外,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万洪在这里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个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大部分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因为我英语比较好,经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叹,“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和万洪共事六年,双方的家庭成员,他们都很熟悉。大部分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

  “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么搞?”

  “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

  “经常请假。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还没上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计划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一致,然后,让他去执行。”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程度很相似的。改变生活的欲望也很强烈。”他解释。

  他观察到,“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以前因为种姓低,社会阶层固化,没有机会。过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运。”

  这让万洪相信,印度受目标驱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为中国创业者效仿的对象。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

  剑龙出印度记(seeindia),前调查记者胡剑龙的个人微信公号。在班加罗尔发现印度。The Passage是其最新创业项目———专注印度和东南亚的科技媒体。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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