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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建章 李宏彬
在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中,最根本的还是人的问题。无论微观层面的企业,还是宏观层面的整个国家,胜败关键都是人力资源,具体包括数量(人口)和质量(教育)两个维度。那么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的优势何在?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必须直面三大问题:
1)人口规模和人口老化
2)农村教育和城乡差距
3)创造力培养的困境和高考
1)人口规模和人口老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基数是世界第一,因此具备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这种规模优势非常有利于创新,因为最大的人才和客户规模,可以让中国企业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投入,进而孕育出领先世界的创新企业。无论在制造业、高铁还是互联网行业,又或者未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行业,中国企业目前已经在很多行业走到了世界创新的前沿。导致这种情况的首要因素,并非中国的教育或者创新环境好到没对手,根本上还是得益于中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规模优势。
过去总有人把人口多视为负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多根本就是优势。新能源和现代农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源的稀缺性问题,现在创新力才是根本的稀缺资源,而人口规模是培育创新力的巨大优势。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一定程度上就因为他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组建欧盟,也是为了仿效美国的人口优势。如果我们没有对人口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在人口政策上犯错。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虽然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但是这种优势却因为少子化迅速减少。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中国拥有世界19%的人口,但是新生儿却只占全世界的12%。严重的少子化将导致严重的倒金字塔结构,现有数据显示,90后、00后这两代人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要比80后那一代少了30%。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老龄化不可怕,提出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可解决财政和养老压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市场萎缩和劳动力老化,将严重削弱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低生育率导致日本社会陷入老龄化陷阱,随之而来的后果,则是日本企业的创新力雄风不再。如今在高科技领域,日本企业在和美国、中国企业的竞争中接连败阵,输就输在了创新活力上。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比起当年的日本还要低,在不久之后的2025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和90年代初的日本一样糟糕。所以中国必须认清自己人口规模的优势,尽快抑制少子化的趋势,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放开二胎只是第一步,但还远远不够,未来必须尽快全面放开,并且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孩家庭的财务补贴,加强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等。
2)农村教育和城乡差距
中国人力资源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村教育。最近斯坦福教授罗斯高一篇关于农村小孩智力水平低下的文章,迅速引起了多方关注。大家担忧的是,如果占比一半以上的农村小孩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那么中国未来的人才质量和竞争力就会出问题。当然,中国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还有一些问题却不是只靠简单投钱就能解决的:农村的学生数量在减少,农村小孩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农村的教师留不住。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随着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已经没有普遍适合大批年轻人干的工作。农村里的年轻人进城工作,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考虑,政府不应当强行要求年轻人留在农村,也不是要把他们的小孩留在农村,而是需要创造条件要他们和小孩一起迁到大城市。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仍然普遍存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视政策,导致农村孩子很难进城接受教育,而是不得不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
有人说,农村的年轻人不需要到大城市,只要发展县镇和小城市就可以容纳他们了。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理解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年轻人的走向,是由工作机会所决定的,而大城市创造的工作机会必定远远大于小城市。对于大城市而言,不仅有高端的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会产生大量低端服务业的需求,如专车司机、服务员、保姆等。
而且跟很多人传统观念相悖的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其实还是偏小而非偏大。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住在大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更好的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国际趋势而言,中国人口未来至少应该有一半会住在一二线城市(前30大城市)。作个简单的算术,如果一二线城市总共需要容纳7亿人口,一线城市应该具有5000万人口的规模,二线城市应该具有2000万人口。照此计算,现有的一二线城市还有很大的扩容必要。
从容量上来讲,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也完全还有空间来实现扩容。现在上海、北京的中心城区面积只占了整体面积的20%,在郊县还留有大量的空置农田。在国际性大都市里面,如此低效使用土地资源的情况极其罕见。城市建设的瓶颈,其实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只要这些大城市对于轨道交通、医院、学校有足够的投入,完全可以容纳5000万左右的人口。要知道,在大城市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能获得的回报,要远远高于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回报。公共设施的投入也是如此,在大城市建一个同样质量的学校的成本要远低于在偏远农村,因为在大城市才能找得到高质量的老师,根本上还是要钱随人走,钱跟着小孩走。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主要就是城乡差距,只要我们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工进城,消除他们小孩在城市上学的各种限制,就可让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够获得更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增加代际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农村的小孩在大城市里接受教育,不仅可能遇到更好的老师,也会有更开阔的眼界,在城市里会有更多基于同学朋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更可能和城市里的人结婚,加快城乡的融合,从而逐渐消除中国的城乡差异。
3)创造力培养的困境和高考
中国在城市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于创新力的教育培养。有人说,西方的教育模式比东方的应试教育更适合培养创新力。但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必须进行全面分析,我以前有文章专门分析了创新力培养的六个维度,分别是:
一:知识的深度。
二:知识的广度。
三:工具(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知识)。
四:英语和全球视角
五:探索精神:好奇心、钻研、冒险。
六:人际交流能力。
西方的教育在知识的广度、探索精神和交流能力方面占优。而东方的教育在知识的深度和工具的掌握方面具备优势,所以东方的教育方式绝非一无是处。比如对于数学和计算机这样的工具类知识,就必须做大量的练习作业。随着各行各业的创新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东方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也逐步为西方教育家认可。
现在的最新的教育理念是,需要结合东方和西方的优势,既要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同时也要做艰苦的数学题的训练。所以东西方的精英教育正在趋同,美国的私立高中和中国的国际学校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教育方式。美国顶尖高中生的作业一点不比中国小孩少,中国国际高中的小孩在课堂里同样非常活跃。
但是中国的创造力教育还是会卡在高考问题上。国际高中可以让学生自由地选课,但是中国的普通高中必须要求学生百分之一百地投入高考,任何在素质教育领域的改革都只是徒劳,因为学校和家长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让学生去学任何不会考的东西。
为了避开高考,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把小孩送到国外念书。而他们往往发现美国的学生现在正变得和中国一样勤奋,不仅会做数学难题,还选丰富多彩的课程,参与各种课题项目。而对留在中国的学生来说,反而是学校的功课越来越少了,教的越来越浅了,但是高考的压力一点没有减少,于是学生家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接受课外辅导,唯一目的仍然是应付高考。
我这里批评高考制度,不是说不要统一考试,而是希望废除单一的招生制度,推出诸如GRE、SAT、TOFEL之类的标准考试,各大学各专业可以通过考试成绩、学校表现、课外项目等多重指标来综合评价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有天分的学生才可以在兴趣导向之下充分发挥其专长。如果一定要对弱势群体有所偏向的话,也可像美国大学一样,对低收入家庭的小孩适当降低一些录取标准。实际上,打破统招政策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解决农村小孩必须回乡念高中、考大学的奇怪现象,最终也会惠及到弱势群体。
总结:
总之,中国的人力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人勤奋好学而且人口规模最大。但也存在三个隐患:少子化,城乡差距和创造力教育的困境。我们在人力资源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误区,政策上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大力鼓励生育,让农村小孩进城尤其是大城市,以及尽快推进自主招生的改革。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作者李宏彬为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James Liang中国项目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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