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跃亭不是胡雪岩，每个中国精英心里都住着一个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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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三解

　　今天没有胡雪岩，正如这个年代没有左宗棠。

　　左宗棠一生最高做到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受封二等恪靖侯，名义职务、实际职权都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

　　此公刚刚出山带兵时，湘军大佬胡林翼给湖南地方官写信，特别叮嘱：

　　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

　　“三白六十金”，就是360两银子，平均1个月30两，好给他养家糊口，等他当上了巡抚、总督，几万大兵在手，仍旧只穿布衣棉袄，所得的犒赏，从来是分赠官兵。

　　他一生过手的财富可谓银山钱海，仅平定西北期间，由他支配的军费就有：

　　91，087，697两白银，以大米价格折算，约等于12，934，452，974元（1995年人民币）。

　　临死前，这位晚清名臣把相当于1年俸禄的积蓄平分给了4个儿子，每人分得5000两，约等于71万元（1995年人民币），在今天够交个首付，全款买房是够呛了。

　　胡林翼说左宗棠：“公一钱不私己”。也就是一分钱不往自己兜里揣，真心不算朋友捧哏。

　　而左宗棠，正是胡雪岩“官商勾结”的对象之二。

　　01 

　　胡雪岩“官商勾结”的对象之一，则是历任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的王有龄。

　　按照某些人言之凿凿的说法，早在学徒期间，胡雪岩就敢于挪用公款，投资500两银子在王有龄身上。王有龄担任知府之后，果然涌泉相报。胡雪岩靠王有龄，赚取第一桶金。是为胡雪岩经营“靠山”之始。

　　此事见于清末人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中“胡光镛”篇，经台湾作家高阳《胡雪岩全传》润色，借助各式“商道”、“启示录”广泛扩散，仿佛如真事儿。

　　但是！这个段子，从头到脚都是假的。

　　王有龄之父名为王夑，福州人，一辈子只有举人功名，曾任福建巡抚颜检的幕僚，入仕后一直在云南、四川当官。王有龄17岁起，就跟着父亲在衙门协理文书，科举上也没什么天分，就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报捐了一个八品小官“盐场大使”，买官照加上上下打点，1000两银子的成本，按例能直接转任知县，属于精打细算型的捐班。

　　这一年，王有龄24岁，胡雪岩11岁。

　　更关键地是，王有龄此时人在云南。

　　直到5年后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朝的吏部才正式签发王有龄到浙江省候补，换今天的说法就是在浙江省建档案了，你什么时候上班就去报道。

　　而王有龄正式从云南跑到浙江报道，站班候补，又是2年之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所以，哪怕胡雪岩是抱着书穿越回去的，他11岁时，送给王有龄捐官的五百两银子，也得发航空邮包到云南才送得出去，否则两个时间、空间完全没有交集的人，怎么演这出戏呢？

　　02 

　　至于王有龄担任知府后的涌泉相报，一样是小说编的故事，亏得那么多明白人上当。

　　这在小说里有两个支线，一个是王有龄咸丰元年（1851年）为父亲守丧完毕，从福州回浙江，担任海运局委员，借支漕粮经费20万两给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

　　另一个穷书生王有龄得授湖州知府，对胡雪岩投桃报李，允给他代理湖州公库。胡雪岩之后就在湖州办丝行，靠着王有龄这棵大树，用湖州公库里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采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发卖，变现后解缴浙江藩库。

　　看起来很美，可惜是假的。

　　第一件，清咸丰年间浙江省漕粮海运是事实，系时任浙江巡抚黄宗汉提出，于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初三日（农历）在上海县小南门外薛家浜商船会馆设立浙江海运上海总局，正式开始海运则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初一，浙江、江苏两省官员共同祭祀海神。

　　此时，代浙江巡抚黄宗汉主祭的海运委员名为仲孙攀，不叫王有龄。

　　而“阜康钱庄”也不是这么来的，怎么来的呢？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录：

　　（胡雪岩）少式微，不暇攻诗书，学贾于阜康钱肆，肆主于姓，无子，爱公勤敏有胆略，颇器重之。疾革时……即以全肆赠之，数不逾五千金。

　　翻译过来就是，胡雪岩小时候给阜康钱庄当学徒，老板姓于，没孩子继承家业，觉得小胡不错，病故后就把买卖送他了，资产约5000两银子。

　　旧社会常说“师徒如父子”，胡雪岩这个际遇也算合理，再说这个资产，5000两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高阳先生在小说中设计拿20万两银子开钱庄，其实有点外行了。

　　即便是在30年后的大上海，汇划钱庄的资本多则不过5万两，少者仅1、2万两，只有在挤兑、倒账时，钱庄股东们才基于个人信用的无限责任往里扔钱，甚至达到数十万两之多，平时经营，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

　　03 

　　第二件，小说里穷书生王有龄守丧回浙（1851年）就交了鸿运， 升官做了湖州知府。可惜，这个位子这时候有人坐着，轮不上他。

　　据《清国史馆传》记录，此时的湖州知府叫晏端书，他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一直没动窝。

　　另有一个证据比较生僻，咸丰二年（1852年），浙江定海厅同知王有龄在衙门里写了一副对联自勉：

　　“旷甘旨而策拊循矢慎矢敢忘庭训，承凋敝而谋安辑同忧同乐莫负湖名。”

　　据说此联实物还挂在定海，有当地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王有龄当的这个厅同知，管辖地盘大略是一县之地，定海作为海防重镇，比知县品级县高，正五品，这个级别，才有提拔知府的资格，这是个组织程序问题。所以，道光三年（1853年）晏端书离任后，王有龄署理湖州知府，2年后，摘了“署理”，也就是“代市长”的帽子，升任杭州知府。

　　那么，胡雪岩是不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在王有龄的支持下代理湖州公库、办丝行的呢？也许小说里就是记错了时间呢？

　　答：不可能。

　　小说里胡雪岩用小额借贷扶助农民养蚕，这个模式在当时的苏南地区根本不是什么大发明，早有专门的丝行在做这个买卖，运作非常成熟，反倒是今天因为支农贷款不怎么昌盛，看起来是个新花样。

　　至于采购湖丝往上海发卖，就更是不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臆想情节。

　　彼时的上海生丝出口，都经买办过手，最出名的一位叫做杨坊，他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苏州体制”，具体来说，就是由他赊销外国商船运来的鸦片，到苏州等地售卖获得银钱，再购买生丝、丝绸运回上海，卖给洋行抵扣鸦片货款，从而大大缩短了外国来华鸦片贸易的账期。

　　为什么这么玩？因为洋人手里也没银子，只有鸦片。所以在上海开埠初期，虽然生丝、茶叶出口暴增，白银仍旧外流，因为鸦片输入更多。

　　也就是说，胡雪岩真要是在这个时候运丝去上海发卖，解送浙江藩库的十有八九是鸦片了……可问题是大清朝也不收这玩意儿啊。

　　历史上胡雪岩真正的发迹史，还得看当时人李莼客在《越缦堂日记》里的记录：

　　胡雪岩者，本贾竖，以子母术游贵要间。壮愍故以聚敛进，自守杭州至抚浙，皆倚之。

　　刘声木（体仁）所著《异辞录》卷二中则说：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勿匮。

　　壮愍是王有龄死后的谥号，前者说的是他自当杭州知府到任浙江巡抚，都倚重胡雪岩，后者则说，自王有龄任江苏布政使到浙江巡抚，都靠着胡雪岩筹军饷。

　　04 

　　说实话，如果拨开《胡雪岩全传》这部小说造就的重重面纱，回到历史上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个人史里，充斥着“被需要、被要求、被安排”，并没有什么“官商勾结”的交换。

　　他真正的发迹史，确实得益于太平军兴带来的社会动荡，但手段并不是小说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挪用公款”，那与其说是胡雪岩的做法，不如说是上世纪末海峡两岸“官商”们常用的伎俩。

　　胡雪岩的致富之路很平常，就是金融家们常玩儿的“买空卖空”，对象就是大清朝的货币——白银和铜钱。

　　《异辞录》：

　　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越缦堂日记》：

　　张某……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银价旦夕轻重，或相悬至数百千万，钱法以此大坏。

　　由于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凌厉进攻，这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陷入了“铜钱荒”和“银荒”，由于“铜钱荒”，宁波钱庄迫不得已弄出了同业划账的技术革新，上海的钱庄从业者则干脆连外贸都弄出了记账货币，放弃了现款交易。

　　胡雪岩的经营手法， 就是操纵银钱兑换价格，低买高卖，仍旧在商业、金融的范畴内，并不比当时上海滩上的各国投机客们更轻贱。

　　至于他和王有龄的合作从何时开始，根本无从稽考。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他是被王有龄安排参与“筹饷”，这绝对不是一桩美差。

　　《清史稿·王有龄传》有这么一段，说的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

　　富民捐输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王）有龄虐捐，遇事多龃，上疏互讦。

　　清朝的捐输可不是今天红十字会捐款，那是官府强制的特别税，和明抢也差不多，王有龄落了个虐捐的名声，被同僚弹劾，就算是在太平军攻克杭州后自杀了，这些官员仍追着不放：

　　事闻，言官颜宗仪、高延祜、朱潮先后疏劾勒捐敛怨。

　　死了也得咬你！可见招恨到什么程度？胡雪岩在这里是什么角色？

　　段光清（1860年任浙江布政使）《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

　　绍兴一府捐款，其解银两，非胡墉（胡光墉）经手，则省局不收。

　　他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人告发张家犯案，要他捐十万，张只好照捐，段光清感慨：“胡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阴招、损招都使出来了，这个张广川就是《越缦堂日记》里提到和胡雪岩搞金融花样的“张某”，而段光清的评论立场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同治四年（1865年）才洗脱了临阵脱逃的罪名回浙江任道台，也被胡雪岩逼捐了1万两。

　　可见胡雪岩是真敢下手，管你官员、豪绅，拳拳到肉，刀刀见血。

　　这不就是找死吗？

　　05 

　　确实是找死，王有龄死后，左宗棠入浙，先听了这些人的评价，本来想收拾他。

　　左宫保处至，欲理其罪。（《越缦堂日记》）

　　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异辞录》）

　　左文襄收复杭州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庄谐选录》）

　　胡以前抚信任，为忌者所潜，左公闻之而未察。（《慎节斋文存》）

　　那么多人骂他，胡雪岩是怎么脱罪的呢？高阳在小说里安排的是胡雪岩献粮船，正好左宗棠军中缺粮，大喜之下，就饶过了胡雪岩。

　　实话说，这看轻了胡雪岩，更看轻了左宗棠。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左宗棠在给长子的信中说得清楚：

　　胡雪岩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

　　这段话也不需要翻译了，左宗棠更细致的解释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附陈胡道往来照料听候差遣片》中：

　　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疑，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之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做事不惜力，不怕得罪人，命都舍得出，这才是胡雪岩，所以，左宗棠既没有化名入股阜康钱庄，也没有成立基金给胡雪岩投资，就“官商勾结”了，自此之后，一直引为臂膀，这是英雄惜英雄，根本不是什么利益交换。

　　有人说，左宗棠用胡雪岩的银子造政绩，胡雪岩用左宗棠的手来换顶子，也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就是拿今人的思维污蔑旧社会了。

　　胡雪岩一生的荣耀，确实有不少经左宗棠保举，比如加布政使衔、一品封典、赏穿黄马褂等，但这些头衔，细究起来，无一不是胡雪岩立功应得的，从供应军火到筹措西征借款、赈灾捐款，全都是实打实拼命换来的，左宗棠作为上级，为属官请奖本就是履行职责。

　　而且，其他大员也保举过胡雪岩，比如直隶总督李鸿章，就为胡雪岩跨省赈灾的义举向朝廷请匾，浙江巡抚梅启照、陕西巡抚谭钟麟，也都曾为胡上折子请奖。

　　06 

　　至于贾跃亭，如今的形势下，人们更愿意用诗性的表达和冷峻的数字来评价剖析他。没有人愿意去详细解析他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从山西一个县地方税务局网络技术管理员，到做出第一家上市公司，贾跃亭用了7年。从走出山西创办乐视，到向全世界讲述自己的梦想再到如今众说纷纭，贾跃亭又用了14年。

　　这是一个非典型的人生样本，大部分小县城的技术管理员，都会选择接受日常的琐屑，在系统的安排好的格子中一级一级往上爬。尽管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命运能有一架直升机垂怜，但对于火箭，人们都还是心有余悸，或者根本不敢想。

　　山西出丁书苗，也出贾跃亭，我们乐见其成的时候，也对与他们波澜壮阔的命运相平行相关联的其他名讳有着暧昧的揣测和体认。

　　我们之所以给胡雪岩扣上“红顶商人”的帽子，是因为我们笃信，如非“红顶”，胡雪岩不会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商人。而“红顶”才是获利的最快速最刺激的筹码和通行证。所以，高阳之流的小说家言就顺畅的贴合了我们的脑回路。

　　与其说每个贾跃亭心里都住着一个胡雪岩，不如说，每个中国精英心里都住着一个胡雪岩，一面对着自己内心的镜子，照出的形象，不过是渴望戴上“红顶子”的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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